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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冯天瑜
中国历史评论
2022-01-28 12:52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劳力”与“劳心”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在前文明和文明初期，两者大体合一，由此派生出“圣人创物”说，洋溢着对劳力的尊重和对技艺创造的景仰。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心、劳力分离论”登上舞台，体力劳动及其技能从圣贤伟业跌落为“小人末技”。孔子及所创之儒学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其还将二者分工之说推向极端，严重阻滞了生产技艺的发展。近代以后，科学及生产技艺的重要性日益昭显，知识界又走向了新的手脑结合。只有科技与人文的互动共进和协调发展，方是健全的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 “劳心” “劳力” 技艺观 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结构性论题，是劳力—劳心之辨，此与政学—技艺地位的安置直接相连。对劳力—劳心的评价，古史约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社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尚未分离，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如神农、黄帝、大禹等，都兼具生产技艺和精神文化双重创造者的身份，这是人类童年时代劳力—劳心彼此携手的表征。 第二阶段：跨入文明门槛后，专业文化人（巫、史、祝、卜等）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心、劳力分工，殊途发展，这是文化史的一大进步，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发展仰赖于此。这一转变挖掘了工匠之手与哲人之思之间的鸿沟，如果这种鸿沟过于深阔，又会阻碍文化的健康成长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阶段：工业文明兴起，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艺的重要性日渐张大，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重视实证科学的近代教育的进步，在学者之思与工匠之手之间的鸿沟上架设起桥梁，劳心与劳力逐渐走向新的统一。 一、从“圣人创物”到“小人末技”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处在劳心—劳力殊途发展阶段，手脑关系从合一走向分离。 （一）手脑合一阶段的“圣人创物”说 在前文明和文明初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大体合一，由此派生出“圣人创物”说，洋溢着对劳力的尊重、对技艺创造的景仰，这可见之先秦典籍的记述。 一如先秦史官修撰的《世本》（“世”指世系，“本”指起源，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世本·作篇》将一系列技艺发明归之古圣贤—— 燧人出火，庖牺氏作瑟，伏羲作琴，伏羲臣芒氏作罗网，神农和药济人，神农作瑟，蚩尤以金作兵器，黄帝见百物始穿井，黄帝造火食、旃冕，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后益作占岁，隶首作算数，伶伦造律吕，容成造历，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雍父作舂、杵、臼，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 作驾，共鼓化狄作舟，女娲作簧，夷作鼓，挥作弓，夷牟作矢，祝融作市，巫咸作医，舜始陶，垂作耒耜，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奚仲作车，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杜康造酒，逢蒙作射，公输作石硙，尧作围綦，周武王、暴辛公、苏成公、秦穆公、鲁昭公制作各种乐器，韩哀作御（车）等等。 《世本·作篇》可称之表彰先民技艺发明的名录及年表。 二如《周易》的《系辞传》，把创制器具称作“圣人四道”之一 ，认为圣人的本领是模仿自然之象的变化原理进行发明创造，实现从“象”到“器”的转化，而圣人制作一系列生产—生活器具，皆与卦象对应——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易传》将先民的发明创造神圣化、哲理化，把“开物成务”的功勋归之圣人的仰观俯察、亲履亲为，从而给农、工、商、交通诸劳作成就及其技艺以崇高定位。 三如先秦工艺集成《考工记》，更具体肯定手工劳作的重要地位，所谓“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考工记》约7000多字，记述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含30个工种，其中6种失传，后又衍生出1种，实存25个工种的内容，涉及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器、乐器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蕴含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并记载一系列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西汉整理经书《周官》（即《周礼》），缺《冬官》，而以《考工记》补入，使这篇具论手工技艺的专文跻身经典，得以流传。《考工记》说：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世本·作篇》、《周易·系辞传》、《周礼·考工记》等先秦文献一再申述：手工劳动及其创造品皆属圣人之道、圣人之作。创物的“圣人”，其实是先民集体的代称，几千年来被推尊为人文初祖、文化英雄。这种“圣人劳作观”、“圣人制器观”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尚不严格的文明初萌时代的观念遗存，保留了对文明创制的高度尊崇。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特别值得珍视。 （二）手脑分离阶段的“小人末技”说  在第二阶段中后期，“劳心、劳力分离论”登上舞台，政学以优势地位压倒生产技艺。在社会主流意识的评价系统中，体力劳动及其技能从圣贤伟业跌落为小人末技。这从孔子及所创之儒学的价值倾向显示出来。 孔学“道大，无所不包”。孔子阐扬的仁、礼、德、孝、悌、忠、恕、中庸等政治伦理观念，给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深刻影响。在这个庞大体系里，自然知识相对贫乏；儒家治学、执教，“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很少涉及生产技艺和理论性自然知识的研究与传授。孔夫子“轻自然、斥技艺”的文化取向，在中国宗法皇权社会特有的气候土壤条件下，得到滋生蔓衍，给两千余年的文化教育，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带来深广影响。 自然科学是人类向自然界争取自由的武器，是生产劳动知识的结晶。“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生产劳动的需要决定着科学的发展顺序，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着科学发展的水平。最古老的科学部门，如天文学、数学、力学，便是由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农业、畜牧业、建筑工程和手工业诱发产生的。那些在自然领域里有所建树的学派或学者，都注意研究生产问题，有的还直接参加生产活动，如代表手工业者的墨家便在自然科学诸方面（力学、光学、机械制造等）卓有建树，其“学”以物理为对象，所谓“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若见” ，但这类知识论并未成为传统中国的主流。 （三）儒者贱视生产劳动 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人类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孔子作为殷周文化的承继者，对农业生产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殷人和周人都是农业部族，有着重农传统。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常可看到“求禾”、“求黍”、“受黍年”、“告麦”一类字样，表明殷统治者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祈祷天地鬼神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于周人的重视农业，则更为突出，从文王起，“卑服即康功田功” （周文王穿着平民衣服，从事开山垦荒、耕田种地的劳作）。孔子是一个替“治人者”长治久安作周密构想的政治家。他承袭殷周统治者的“农本思想”，将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者作为国家物力和人力的基本来源。他强调治国者必须重民食，告诫统治者驱使民众服劳役不要贻误农时 ，并提出著名的“庶—富—教” 原则，表现出一种注重社会经济问题的现实态度。 另一方面，周人东进克商，成为统治部族以后，主要注意力已从发展农业生产转向政治治理和道德教化。周代金文的诰命中，便极少涉及农业知识，而多是宗法思想的阐扬。上承周礼的孔子，其学说的重点当然也在“德化”和“礼治”。他以为，农业固然于社稷国家至关紧要，但只要将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礼制调理好了，农业的发展、生产者的顺从，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关于这一层意思，孔子在斥责要求“学稼”、“学圃”的弟子时所说的一番话，表述得很清楚。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记载似乎与前面所说的孔子的“重农”倾向相抵牾，其实不然。孔子的重视农业，是出于一个务实的、精明的统治者的考虑，而并非主张亲为农业技艺。他以为，农业技艺是“小人之事”，决非“君子之学”。君子所要探讨的问题，只是“何为则民服”。他们的学习任务也就是通晓使民众“心悦而诚服”的礼制，至于耕稼之艺，则无须亲自问津。 与农业相比，手工业更是殷周统治者所鄙视的“贱业末技”，儒家直接秉承这种传统。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明确地把读书人追求的“道”与劳动者尽力的“事”对立起来。子夏还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子夏在孔门以“多艺”著称，为此而受到孔子“无为小人儒”的警告。即使是子夏，虽承认技艺尚有“可观”之处，但也以为不必多求，否则便会悖逆于君子追索的“大道”。可见，孔门把手工技艺与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视作不相容的对立物。 孔子还低评经商。他一方面从“结驷连骑”、“家累千金”的门徒子贡那里获取资助，另一方面又对子贡的经商表示不以为然，批评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 ，将商业活动列入违背天命的不轨行为。孔子这种对待商业的两重态度，也是祖述先人的。殷周贵族一方面依靠商贾提供奢侈品，所谓“商不出则三宝绝”，但同时又抑制民间商业的发展，指责经商活动是“非命”。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评论》第4辑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王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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