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甪直、周庄、南浔等江南古镇，想必大家脑海中呈现的是一幅商店林立、熙熙攘攘之景。这是当代古镇给我们的直观印象，那明清时期的江南古镇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让我们从江南古镇的兴起开始探索。市、镇指代本不相同，市之起源早于镇。市源于先秦时期，如《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文解字》将“市”释为“买卖所”，即“市”为商品交易场所。根据《考工记·匠人》的记载，匠人在城市规划中专辟某块区域设置“市”。商品交易有利可图，这驱使行商(商旅)们赴市经营牟利。商人介入的增多、市的规模扩大，自然引起政府关注，他们一方面采取防止盗贼的措施，另一方面则在市中设置官吏，征收商业税。唐长安城中的“市”。来源/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汉代长安有九市，设令属管理。此时的市多在城内，商业发展促使城外也出现市，即所谓草市（商品交换市场地处农舍草庐之所而得名）。到唐代，部分城市已经出现夜市，王建的《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平时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向我们展示了扬州夜市的繁荣景象。市在明清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一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一地区的市大多已超越定期市的阶段，形成常市，即不再是四乡农家定期赶集的集市，而是每天都有频繁交易活动的经济中心地。北魏时期的军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北朝》镇的起源则同军事相关。镇的名称最早正式出现于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初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时期（北魏拓跋珪称帝后，为保卫都城、防卫北方柔然二设置六镇）。当时的镇，是国家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军事要塞，所以一般又称为“军镇”。唐代亦设镇驻守防卫各地，这些镇不属州县地方政府管辖。不少镇由于设在水路交通要道，便于贸易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逐渐聚集，形成集市，成为商品交换中心。北宋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削夺镇将干预地方政治的权力，对于镇的设置与否，不再考虑其军事地位，而主要以其商业地位来确定，同时派员监管县级行政内规模较大的农村集市，并在此设镇。这样，地方上形成县市、镇市、一般小集市（草市）三级市场结构。换言之，镇市成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置。同时，行政区划也随此发生改变，在州县与乡村之间，增加了镇、市一级的行政区划，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的《元丰九域志》首次编录全国县级行政之下的镇，即地方上形成州、县——镇、市——乡、村三级行政区划。这成为镇的性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显著标志。市和镇存在一定区别，一般而言，市的规模要大于镇，如康熙《嘉定县志》记曰：“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但市和镇的区别是相对的。事实上，早在市镇开始兴起的两宋时期，市（当时一般称草市）和镇不是绝对固定的，草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上升为镇，镇的工商业走向衰落则降为市。同时，部分草市虽没有升置为镇，但其规模和影响并不逊色于镇，甚至超过一些大镇、巨镇。江南（此处江南指的是八府一州，即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市镇在明代兴盛并成熟。明代中后期始，州县城市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商业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全国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大中城市有50多个，清代在100个以上。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会关系的变化，清代工商领域的雇佣关系比较活跃。到清代前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迎来又一高峰，随着清廷的统治日趋稳定，海禁政策的解除，江南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深和扩宽，陆上、水上及海上的交通线都较为畅通。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商人、手工业者汇聚江南，进一步带动江南市镇的繁荣。以苏州府为例，明代苏州府的市镇有90个，清代初期增至117个，这是数量上的表现。同时，有些市的规模发展升格为镇，如长洲县璜埭市升为黄埭镇、相城市升为相城镇等。资料来源：陈国灿主编《江南城镇通史》（明代卷、清前期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版。明清时代，在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天然河网湖泊纵横连绵，更有无数因灌溉、排水之用而挖掘的港汊水道，各呈丁字、乙字和十字等形状，交织密布其间，使河道愈加密织整饬，错综复杂的水系构成当地自然景观的主体。市镇、农村聚落多依河分布，傍水而建，参差错落于水道两岸，鱼贯而行的舟楫，穿梭来往，人员和货物因此流动不息，构成独特的“水乡”风貌。几乎所有镇与镇甚至村与村之间均有水路相通。据学者估计，“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超过两公里长的河流通过，此外更有面积大小不等的湖泊广布其间”。这些市镇区位所在的水系布局，虽然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决定其选址以及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木渎镇，其地表水有源于太湖的胥江河东西横贯镇境内，由西向东流入苏州市横塘镇，镇中还有发源于光福铜坑的香溪河，汇流至胥江河，全镇平原地河道纵横交叉。市镇呈密度高、规模小的特征分布，镇与镇间距甚短，大镇之间相距不过十里，小镇之间仅三四里。例如老徐市（昭文），“东距何市十里，西距周泾口四里，南距董浜新市四里，北距老吴市十里，东北距归家市四里，西北距陆家市四里，东南距支塘镇十里，西南距沈家市五里”。嘉定、宝山、太仓和昆山地区，由于塘浦河道的分布和流向比较规则，市镇分布格局较为均匀，一般间隔6里、12里、18里和24里。市镇间的沟通主要通过水系，即通过船。在江南水乡，无法想象没有航船的城乡如何进行沟通。“航船”一般是运载乘客客船的专称，有夜航船、快班船之分。夜航船穿越县境到达邻近城镇，航途相对较远，“小者近在百里之内，大者直通江河，千里而遥”；夜航船一般速度较慢，为解旅途寂寞，乘客往往相互攀谈，因此成为传播社会新闻、民间传说的场所。但夜间航行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因此航船还是以载客运货的“日航船”为主。快班船是指乡村到县境内主要城镇的航船，方便农民进城赶集早出午归，不误农时。有航船作为保障，很多偏僻农村地区也可通过航路和发达的城镇连为一体。市镇之间频繁的人员流动和商品交换，须以良好的交通治安作为前提条件。发达的交通便于各市镇的联系，但便捷通畅有时像一把双刃剑——“盗贼无他恃者，船，易装易载，易窜逃易藏匿”。江南特有的交通格局和运载方式不仅难以根除水乡“治安不良”之顽疾，而且还可能刺激其进一步地滋长、蔓延。除客商与农民在前往市镇的途中，会遇到强盗袭击的可能之外，治安不良更体现在针对市镇内部的盗窃抢劫案件之上。因此，设置以市镇为中心的防卫网成为必然。江南市镇多在市梢（即市镇街道的尽头）的河道上设立栅栏和木门，这些通称“水栅”，一般东西南北各一，大镇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水栅之数则更多。各镇“置水栅所以备寇盗也”，“以司启闭，其于防御之法实有裨益”，栅栏夜晚用铁链锁住，早启夜闭，“栅之内分段设立更丁，栅有警，更应之”。如黎里镇原有水栅九所：东口、西口、望恩桥、通秀桥、道南桥、发字港、作字港、浒泾桥、庙泾桥，“水栅列木通水，辰酉启闭，于防御实有裨益”；道光以后增古木桥、九成汇、中立阁、桥后底四栅，“责令圩甲管守，每遇损坏，里人随时修整”。为方便计，很多水栅均设立在桥洞里，在栅栏中间开门一扇或两扇，以通船只。甪直镇共有九栅，其中有七栅建在桥洞。“一在西美桥，一在洋泾桥，一在安桥，一在南通桥，一在寿康桥，一在金鞍浜，一在北港，一在正阳桥，一在通浦桥”。在市镇形成的过程中，设置水栅常常是标志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街市范围的逐渐固定。甪直古镇水系与桥梁分布图，图源王为国《水栅—江南市镇形成的标志》既然在市镇周边建置水栅主要是为市镇防卫，在确定水栅位置时，常常会不经意将街市较为繁华的区域和纯粹的乡村田野区分开来，水栅也因此成为市镇与农村之间一道明显的分界线。水栅以内为市镇居民，水栅之外为四乡之民。以角直镇为例，该镇“四栅之民，工商佃田外，大都业织席，西南三隅暨迤南迤西尤甚。东隅多业浦履，迤东南多业织棉布，迤东北多业织夏布，迤西北多业浦蒌，其女红则绩苎绦为多”。随着市镇规模的拓展，在栅外另开市场的现象愈来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市河狭窄，载重船只驶进镇内多有不便，另一方面客船频繁往来于繁华镇区，会造成交通阻塞，在市梢另开市面，有停泊的便利。商业活动突破水栅，不仅意味着镇市机能向四周辐射，而且体现出市乡界限的模糊性。经济的繁荣带动人文教育的兴盛。我们以部分市镇的科举情况为例，如甪直镇“诵诗读书者正复不少，比岁科名相继，吟咏成风，胜于他镇”。根据光绪《甫里志稿》记载，宋朝有进士三人：建炎元年，马植；绍兴三十年，马先觉；隆兴元年，姚申之。明朝有进士三十九人：永乐四年，高庸；正统四年，张和、张穆；正德三年，张申甫、方鹏、方凤；嘉靖五年，杨仪、陆粲；嘉靖四十四年，蒋梦龙、金应征；万历二年，金桂、方苞。清朝有进士十二人：雍正五年，许廷荣、萧龙江。至于举人，明朝有七十八人，清朝有三十八人，虽然在清朝不如明朝鼎盛，但依旧相当可观。无怪乎有“甫里之著声吴下者，有以人物重也”之言。教育的兴盛又带动私人办学的兴盛，亦即书院兴盛。同时私家园林也随之兴盛。如甪直镇上文人雅士的园第琳琅满目。明代有丁偭的白田精舍、周兴的眉寿堂、赵文的归悦堂、马最的东园、赵茂华的知过斋、沈之翰的沈氏园、祝文秀的三省斋、杨潜的杨氏园、顾叔盛的林塘佳趣、马缓的乐园、陈谲的陈都宪故宅、金伯祥的安素堂、孟绍曾的怡老园、马绚的松石园、马用拯的花史馆、严润的义江精舍、王世臣王应徵父子的锦潭庄、许自昌的梅花墅、邵维时的虚舟、王绳的即是精舍等。清代有顾炜的藏书旧庐、吴志宁的持敬堂、陈三初的红杏堂、韩士昌的尚友堂、陈吾典的树德堂、汪缙的二耕堂、许名仑的碧存轩、严兴鳌的延秋馆、周仲达的周隐君宅、赵礼的兵部第等等。市镇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它既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县城和府城，它是人流与物流的集散中心，大量商品在这集聚、扩散，大量信息在这里流通、传播。它不像县城和府城那样带有某种僵化、凝固的惰性；相反，它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四里八乡的农民到此出售自家生产的商品，五湖四海的商贾到此收购畅销于国内外的各种商品，并将它们运销全国各地市场。它充满运动活力，是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心地，不像乡村那样带有闭塞、呆滞的惰性。茶馆是市镇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仅是供人们歇脚、饮茶和聊天的场所，而且是商品交易和信息传播的场所，兼具社交、信息、娱乐、赌博等多种功能，是以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茶馆乃是市镇文化最集中的载体。江南市镇除河多、桥多之外，最多的就是星罗棋布的茶馆。我们看吴江震泽镇的茶馆情况。民国末年的盛泽镇全镇有45家茶馆，其中9家始建于清代，镇上茶馆不仅分布密度大，而且历史悠久，该镇民谚——“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道出此地茶馆之盛。最大的得意楼有茶桌80张，一般在10至40桌之间，最小的有1桌。江南茶馆所用茶桌，是一种四方木桌，俗称“八仙桌”，以每桌坐8人，每日早茶、晚茶两市计，客满时可以同时接待茶客5000余人次，理论上全天接待茶客超过1万人次。茶馆同时也是信息交流中心和商品交易场所。农村个体小生产者及外来客商，都将此处当作打听行情、达成交易的社交场所。乡村和外商纷纷涌向茶馆，他们在茶馆里谈生意、商议婚姻大事，甚至调解纠纷。想必“八卦”也在此处得以传播。茶馆还具有娱乐功能。戏曲是主要娱乐活动之一，因顾客多为乡民，茶馆中粗俗简陋的戏曲，常常被称为淫词艳曲。当然这绝不是唯一的，像昆曲、京戏、评弹和滩簧等，也时常上演。浙江地区的市镇，在民国时期还上演越剧。除进行戏曲类的娱乐活动，茶馆还是赌博的场所。总之，茶馆也是休闲、会友的场所。以某一寺庙为中心，定期举行带有宗教色彩的聚会，称为庙会，也称香市。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江南地区尤为普遍。各地市镇多寺庙，大多形成有一些各具特色的庙会传统。庙会的香火兴旺与否，是一方民众社区生活的大事。庙会一般包括祭祀、迎神、赛会等三种方式，具有求神、买卖、娱乐的功能。庙会、香市的求神活动既表现出民间的信仰，又折射出世俗化的佛道信仰，更反映了民众祈丰收盼太平的心理要求。江苏吴江县黎里镇全年庙会有三次：正月初四夜“接路头”会、正月半庙会、八月迎神赛会。农历年初五为路头财神菩萨生日，民间尤其是商家，从年初四夜即开始进行热闹非凡的接财神活动，店主将财神接进店中，可保生意兴隆、财富进门。正月半庙会的娱乐活动特别多，有吹打乐、踩高跷、荡湖船、打莲湘、提花灯、抬老爷（菩萨）、舞龙舞狮等，庆贺新春，祈求丰年，与神共乐。黎里镇全年最热闹的庙会为农历八月迎神赛会，从八月初一到八月十六，天天出会，阵容整齐庞大，队伍浩浩荡荡。迎神赛会期间，市河两岸店铺张灯结彩，大户人家墙门也装上栏杆，挂上对联字画，布置一新。从各地赶来许多小商贩沿途摆摊做生意，卖梨糖膏、牛肉汤、鸡蛋糕、粉条、泥菩萨等。亲朋好友也趁此时来黎里作客，孩子欢腾跳跃，欢聚看热闹，一派节庆气象。2015年再现古代黎里八大家族中秋“显宝”。来源/黎里古镇旅游2014年，苏州轧神仙庙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轧神仙”原本是一种民间宗教活动，以后逐渐演变为集道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一个盛大庙会。自宋代淳熙年间（1174－1189年）起，每年农历四月十四为八仙之一吕洞宾的诞辰，苏州民众乃至无锡、上海、浙北等部分乡镇的人，纷纷自发地前往福济观（神仙庙）进香。据称：是日，吕纯阳会化身乞丐、医士、小商小贩混在福济观进香人群中济世渡人，点化庶民。吕纯阳医道高明，苏州中医尊为祖师。凡得疑难杂症而又无钱治病的患者，多在十三、十四日去庙中烧香，祈得仙方，因而神仙庙内你挤我轧，据说可轧得“仙气”，消灾祛病，延年益寿；大吉大利，大富大贵。日久成习，就叫做“轧神仙”。行文到此，让我们将思绪从明清时期拉到当下，江南市镇依旧繁盛，市镇中的一些建筑依旧古香古色，极具历史感。市镇依旧是休闲旅游的好去处。虽身处城市之间，心向往之。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晓燕、包伟民：《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陈国灿主编：《江南城镇通史》（明代卷、清前期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版。 END经公众号“ 吴文化博物馆” （微信ID：Museum_of_Wu）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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