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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骥《在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工作的日子里》之二 原创 郑世骥  宋时轮将军 在天山组织全师参谋集训 8月15日，我正在天山深处大涝坝组织全师参谋集训，突然接到师里电报，让我当天下山。我立即给邵永生、苏增禄两个参谋交代了集训事宜。他俩是作训科参谋业务尖子，多次在新疆军区训练现场会上表演，业务能力强，都可独当一面，有能力把集训按计划办下去。我回到师里才知道，军区干部部通知师里，让我务必 20日前到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办公室报到。四师自1949年进疆以来，一个普通基层干部直接到军委领导机关工作，以前从未有过。在师机关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引起不小轰动。我一边抓紧准备，一边给军区作战部的战友杨俊续打电话，请他提前帮我买好8月18日到北京的机票。那天一早，我就从库车乘民航班机出发，途经乌鲁木齐转机，当晚便顺利到达北京，被接到海运仓总参谋部第一招待所。 19日，这次总政治部从全军十一个大军区借调的十五位同志全部到齐。其中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四个大军区，部队较多，各借调了二人；武汉、广州、福州、成都、兰州、新疆、昆明七个大军区，部队较少，各借调了一人，加上已正式调到办公室的三人，共计十八人。这些同志全是来自作战部队的军事干部，其中师职干部（副师长、师参谋长）四人，团职干部（团长、副团长、军作训处长、师作训科长）十三人，唯有我的职务最低（师作训科副科长，正营职）。 由于大家都是军事干部，有共同语言，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却像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在一起无话不谈，显得格外亲热。 见到赫赫有名的宋时轮将军 1978年8月20日，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其他几位首长来到招待所，亲切地看望大家。能在这么近的距离见到我军这些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我们都十分激动，感到特别荣幸。 我早就对宋时轮将军有所了解。他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6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萍醴边游击队队长、师长、军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率部参加了山城堡、泰蒙、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许多重要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身经百战，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功勋卓著。在和平时期，他注重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建树颇多，被誉为军事教育训练专家、军事科研工作卓越领导者和造诣很深的军事学者。他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和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78年这一年，宋时轮将军已71岁高龄，头发眉毛全都白了。他个头不太高，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刚见到这位著名将军时，大家不免还有点儿紧张。他笑眯眯地一边与大家亲切握手，一边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那样地和蔼可亲。他学识渊博，说话幽默风趣，不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与我握手时，我自报姓名说是从新疆四师来的，他很感兴趣，他说：“我知道，四师是王胡子带到新疆去的，它的前身就是三五九旅嘛！”当听到昆明军区十一军胡xx（副团长，名字记不清了）17日接到通知，连夜乘汽车从楚雄出发，两个司机轮换开车，终于赶上第二天的民航班机按时报到时，他轻轻拍着胡xx的肩膀，连连称赞说：“小胡做得对！军人就应该这样，完成任务不讲条件，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与宋时轮同志交谈，就像与邻居家的老人在聊天、谈家常一样，感到那样的亲切、温暖，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他还向我们一一介绍了到场的教育训练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副总参谋长李达、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副部长李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马卫华等首长。 接着，宋时轮将军向我们介绍了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成立的简要经过和意义，讲了当前的任务和具体工作。老将军讲话声音洪亮，底气很足。他说，“文革”使军队军事训练工作遭到严重冲击。邓小平同志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不久，就针对军队存在的严重问题，明确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为了加强对部队教育训练和院校建设的领导，推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适应国际斗争的需要，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1977年9月19日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正式成立，任命宋时轮同志为主任，11位领导成员分别来自三总部、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和北京军区，负责领导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与此同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相继成立了教育训练领导小组。 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成立后，办公室设在总参军训部。由于宋时轮将军没有在总参谋部担任职务，这个委员会实际只是个空架子。每当开展工作需要人手时，就以总参军训部为主，再从三总部机关临时抽调人员参与。这些同志完成任务后则又回到各单位，这给开展正常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即便如此，教育训练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想方设法着手进行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工作，使全军院校总数很快恢复到 112 所。同时，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会起草了《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和《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已颁发全军执行，为部队教育训练和军队院校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全军认真学习贯彻两个《决定》的精神，很快统一了教育训练的指导思想，安排了更多的部队全训，全军训练开始有了新的起色。 宋时轮将军告诉我们，罗瑞卿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之后，为了充分发挥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的作用，已决定将办公地点设在三座门，编制四十名干部。仅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罗瑞卿同志抓军事训练的决心多么坚定。据总部机关的同志说，罗瑞卿秘书长打算逐步把教育训练委员会恢复到类似当年的训练总监部。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军委为加强我军军事训练工作，专门成立了与三总部平级的训练总监部，首任部长为刘伯承元帅，后由叶剑英元帅接任。可见当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抓训练的决心有多么大。训练总监部成立后，立即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训练落实，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全军军事训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倘若罗瑞卿秘书长没有这个打算，总参谋部已经有军训部主管全军训练，中央军委再设立个教育训练委员会，不是明显的机构重叠，多此一举吗？ 宋时轮将军对大家说，这次总政的通知虽然写的是“借调”，其实“借”字只是个虚词，实际上是正式把你们调来了。你们安心工作，年底前定职称，下达任职命令，明年上半年调家属。他要求大家首先要扎实认真地学习毛主席、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教育训练的指示，真正吃透精神，为下一步到全军部队、院校进行调查研究打好基础。 我们这些从部队来的同志都亲身参加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军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轰轰烈烈大比武、大练兵运动，都知道这场大练兵是叶剑英、贺龙等几位元帅倡导，由时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抓起来的。现在，罗瑞卿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再次亲自抓训练，我们很受鼓舞，个个信心十足，决心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坚决把工作做好。 令人意外和痛惜的是，我们刚到北京，就听说罗瑞卿秘书长不久前赴联邦德国（西德）安装假肢，手术已经成功，却因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不幸于8月3日在波恩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罗瑞卿秘书长的突然逝世，不仅是我军的重大损失，也给刚刚成立的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预示着它今后前途未卜、命运多舛。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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