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盼 遂 生 平 简 介 刘盼遂老师原名铭志，后以字行。北京师大师生均尊称他刘盼老，或刘老。据先生说，他以前用“盻遂”，因为一般人对“盻”字不熟悉，往往误“盻”为“盼”，所以先生索性改名作“盼遂”。先生的同师好友陆宗达老师，也证明刘老当时确曾用过这个名字。这次编写刘老的著作目录，在翻检当年的学术杂志和有关学术论文索引的过程中，发现1925至1930年先生发表的文章，署名“盼遂”和“盻遂”经常误植，这更证实了当年先生名字更易过程的曲折真相。 先生的籍贯是河南省淮滨县刘套楼村。刘套楼村原属息县，所以刘老所有出版的专著，均自称“息县刘盼遂撰”。 刘盼遂老师1896年10月30日出生在“书香门第”，受过严格的家学教育。先生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志，文章写得好，诗词也写得好。据说当时先生所作诗文，多用奇文怪字，前辈都苦于不能遍识，因而戏称他为“当代樊宗师”。 1917年，先生考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学，1921年，先生考入山西大学国文系。当时黄季刚（侃）先生正在该校任教，先生因仰慕季刚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希望寄学在季刚先生门下。遗憾的是，季刚先生因课表安排问题与校方发生争执，愤而离开山西大学，所以先生亦于次年离开山西大学。 1923至1925年，先生先后在荷泽山东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1925年，先生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当时，王静安（国维）、梁任公（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大师均在该院任导师，先生“转益多师”，博采诸师所长，除对文字、音韵、训诂学继续潜心研究外，更对钟鼎甲骨、经学、史学、文法、辞章、校勘、目录等广泛的学术领域开展了学习和研究。当时季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先生从季刚先生对《文心雕龙》及一些文学名著进行了学习和研究。 刘盼遂老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短短的三年里，先后发表了一批蜚声学术界的重要论著，如《说文汉语疏》《广韵叙录校笺》《说文声谱自序》《黄氏古音廿八部商兑》《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辨》以及《文选篇题考误》《世说新语校笺》等等。 1926至1927年，先生应聘兼河南大学教授。1927至1928年，先生应聘兼燕京大学讲师。1928年，先生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毕业论文是《天问校笺》，显示出先生在文字、训诂、钟鼎甲骨学方面研究的功力，及对殷代历史文化（包括神话、传说）方面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王静安、梁任公、陈寅恪三位导师在评语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8至1929年，先生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并兼任河南通志馆编纂，负责《宗教门》和《民族门》（稿本）两部分的编纂工作。1929至1931年，先生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30年，先生还曾兼任河北大学教授。1931至1934年，先生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34至1935年，先生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河南通志馆编纂。刘盼遂老师先后编撰过《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新志》三部河南县志，盖与先生两次“预修《河南通志》，娴于中州掌故”（陈鸿畴《长葛县志序》）有密切关系。 1936年，先生的《文字音韵论丛》出版，该书共收入先生的论文二十四篇,是先生对文字、音韵、训诂学研究方面重要论文的结集，奠定了先生在现代语言学界的地位。1935至1940年，先生任燕京大学副教授。1936年，先生的另一部学术专著《段王学五种》出版。该书包括《经韵楼集补编》《段玉裁先生年谱》《王石臞文集补编》《王伯申文集补》《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是研究段玉裁、王念孙和王引之三位大师的重要参考著作。 1940至1946年，先生任辅仁大学讲师。1946至1966年，先生一生最后的二十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8月30日，刘盼遂老师和师母梁秋色女士，同日惨死在“红卫兵”罪恶的棍棒下！噩耗传到师大，凡是认识刘老的人，无不为之惋惜！愤慨！落泪！先生年值七十。 正直 · 清白 · 爱国 刘盼遂老师是闻名中外的学者，又是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先生的一生都是在讲台上度过的。他不求名，不逐利，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读书看作是最大乐趣，教书是人生的莫大安慰（五十年代初，学校无故中途停了先生的课，先生一气，大病一场，几乎把老命丢掉）。他天天在读书，教书，写书，几十宁如一日，忘怀得失，以此而终。 刘盼遂老师秉性笃厚，与人为善，总爱谈别人之长，而不道别人之短。在和先生的谈话中，你经常可以听到他说“某某人的学问好”，“某某人是大著作家”，“这是一部好书”，“这文章写得好”。 刘老是“尊师爱生”的典范。他对他的老师极其尊敬，这是勿庸赘言的；现在我只谈谈他是如何对待学生的。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只要你有问，先生总是必答：你百问不烦，他百答不厌。他不管工作多么忙，只要你去叩问，他总是热情接待，认真答复，从来不曾流露过些微不耐烦情绪。因此，先生受到学生的普遍尊敬。李长之老师和林庚先生都是刘老的学生，都是才气横溢的人，而据我所知，他们每年春节都必去给老师拜年，对老师总是必恭必敬的，就是明证。 刘盼遂老师历史清白，“政治上没有一点渣儿”，并且热爱祖国，具有髙尚的民族气节。据1978年北京师大党委《关于为刘盼遂教授平反昭雪的决定》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北京时期，曾成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编纂《续四库全书提要》，多次要先生参加。当时学校停课，先生生活艰难，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每次都严词拒绝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这充分表现了刘盼遂老师作为炎黄子孙的浩然正气。 刘盼遂老师是在旧社会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值得令人尊敬的是，他能看到自己的思想和时代要求的差距，而时时、事事争取进步。记得1951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留校的几位同学给先生拜年，当时先生正在工作，放下书热情招待我们。先生很健谈，并且很有风趣，使我们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先生说：“我现在两只手里攥的都是金的钱（按指学术和珍贵资料），可惜的是缺一根钱串儿，这钱串儿就是马列主义。”后来的事实证明，先生总是认真对待政治学习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并试图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工作。如他在1953年的一份思想小结中说：“我上学时曾以'三王’自封，三王即王充、王念孙、王引之。但我对王充的思想并没有接触，王充曾说'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这对我是讽刺。”他还写有一首小词（疑是《天仙姿》），表示要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词云：“掀起斗争热火，邪火一齐倒躲。全面大包围，任尔钢盔铁锁。争左！争左！烧透肮脏的我。” 先生1951年发表的《关心人民疾苦的杜甫》，是他第一篇用人民性观点论述诗人的文章。1957年出版的《论衡集解》在《后记》里引用了苏联东方学专家杨思顺写的《王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启蒙者序》，是先生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进行学术研究的可贵实践。1958年，师大搞历代民间歌谣选，先生也参加选注了一部份。遗憾的是，全未被釆用。这次刊出的《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谣注》，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和他1957年选注的《世说新语选注》一样，先生的注文一律改用白话。 刘盼遂老师就是这样正直、清白、爱国，一生忠诚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治 学 特 点 刘盼遂老师的治学特点，一是博，二是精。陆宗达老师感慨地说过：“刘老是真了不起，我是很佩服他的。刘老对小学、经学、史学、校勘、目录，以至文献、文学，可说是无一不精。象刘老这样博而精的学者，今天再难看得到了！”我认为，陆老师的这段话，是对刘老十分公允的评价。 刘老治学，我认为基本上仍是乾嘉学派“小学通经”的路子，所不同的是，他不仅用小学去通“经”,而且去通“史”，通“子”，通“集”，通小说、戏曲、方言、俚曲，只要哪里有需要校勘、考证、笺注的疑难问题，他就工作到哪里，通到哪里，精到哪里！  又《敦煌曲子词集》的《浪淘沙》下阕云：“百鸟相依投林宿，道逢枯草再迎春，路上共君先下拜，如若伤蛇口含真。”“真”字难解，刘老校云：“真借作珍，隋蛇含珠报恩事。”疑难亦霍然而解。据知先生在新影印出版的蒲松龄的稿本《聊斋志异》上，也写了许多的眉批。刘老连唐传奇、敦煌曲子词、《聊斋志异》也都精心地研究过。 我认为刘盼遂老师学问的基石是小学，由于先生在小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他用文字、音韵、训诂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去整理、研究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所以才取得重要成绩，如《论衡集解》《后汉书校笺》《世说新语校笺》《颜氏家训校笺》以至《文选校笺》《李义山诗定诂》《谈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所作》等便是实证。 刘盼遂老师对历史地理也有很深的研究。他说，“太炎先生说过'研究历史的人，不可不研究地理。’因为任何一个事件它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这属于历史；但它同时也发生在一定的空间，这则属于地理。研究历史而不研究地理，那就象孙猴儿翻跟斗，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不知翻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行呢？”刘老还说：“研究地理要査地图。”所以他的藏书中有许古代地理名著，地图有《大清舆图》、杨守敬《水经注图》，以至近代出版的地图。从先生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与古地理有关的论著有《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新志》《齐州即中国解》《冀州即中原说》《六朝称扬州为神州考》《评日本大宫权平著河南历史地图》等。 其他笺注著作中，也有许多与历史地理有关的精彩例子，如南朝东府《丁督护歌》云：“闻欢北征去，相送直渎浦。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直渎浦，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云：“未详何地。”刘老注云：“直渎浦，在今南京城东北三十五里，依幕府山东北一带，系吴主孙皓所开。详见《舆地纪胜》卷十七《建康府》。”这条注很重要，因有此注便可证明“丁督护歌”确属《吴声曲辞》。又如《陇上歌》“西流之水东流河”，余冠英先生注云：“指陇水。陇水西流入洮水，洮水东流入黄河。”刘老注云“在清水河流域”云云，纠正了余注之误。 这里我还想重点谈谈刘盼遂老师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据知先生对《诗经》《楚辞》《陶渊明集》《昭明文选》《全唐诗》、杜甫诗、李义山诗、辛弃疾词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并取得很好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先生自己的诗词修养和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刘老是作家，他论创作，能句句话说到点子上。据先生对我说，他编过一本自己的词集，拟交来薰阁书店出版，因迎接解放，词集未能出版。这本词稿今天不知下落。 李长之老师说过，他在清华上学时，刘老讲宋词，有时也将自己作的词抄在黑板上给他们讲，李先生用十分赞赏的口吻说:“刘老的词写得真好！”五十年代初，钟敬文老师曾请刘老给他写一把扇面，刘老题写了一首悼念王静安先生的词。钟先生几次跟我谈到这件事，说：“刘老词写得好，字也写得好。”在十年动乱中，钟先生几次搬家，这把扇子不幸遗失，真是可惜。先生的诗，1926年出版的《实学》第六期上曾发表一首《重九后一日正阳关驿旅题壁》。我也査找到《咏海棠》五首，这次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刘 老 的 治 学 经 验 刘盼遂老师未写治学方面的论著。我只是在听课过程中和向先生请教时听到一些，今举出几条对我影响最深的谈一谈。 我刚毕业时请教刘老读《诗经》先读哪种本子好？先生说：“先读朱熹的《诗集传》。我惊疑地问：“某某老师不是说朱熹不怎样吗？”先生说：“唔！不能那么说，朱熹是很了不起的大学者。朱熹注的书的共同特点是简明，初学者应从简明的注本读起。先读十三经注疏本，你几年也转不出来，那你一辈子能读几部分？” 刘老说，读书应当分博览和研究，略读和精读。在博览时过程中，当你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时，你再确定精读什么书，精读什么部分，而精读则属于研究。不管博览或精读，都应当注意先读本文，本文已读懂了则用不着再去读注，或者看过注读懂了就不用再去读疏。精读是你发现有疑难的问题要研究，要找出正确的答案，或准备要写文章，即你掌握的材料越多越好。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论点才全面，才站得住脚。 1959年，我指导陶渊明研究小组资料组的十二位同学编选《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该书“五四”前部分主要是师大编选的，“五四”后部分主要是北大编选的，后中华书局将两份稿子合并出版）。我们聘请刘老做顾问。李长之老师和王汝弼老师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刘老兴致很高，亲手起草了写作提纲，保证此书取得了较髙质量。当时为了参考，我曾借阅刘老批注的影宋本《陶渊明集》。我看到先生的眉批很多又很好，希望将它整理加工或是写成文章发表，但刘老表示不同意。先生说：“一个人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不要有太强的发表欲。掌握大量的材料再写文章，文章才有分量，这材料还太少，不值得写文章。” 1962年我跟刘盼遂老师学《左传》，在制订学习计划时，先生让我读杜注。先生又说，刘文淇写过《楚汉诸侯疆域志》，对古地理有根柢，《旧注疏证》的地名注好，可参读。”我是教先秦两汉文学的，《左传》而外，诸如《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都是历史著作，在教学当中经常碰到地理的问题，所以先生的这条经验对我有极大的影响，我的《左传》地名考辨、古地今注考辨工作，盖自此始。 刘盼遂老师对古籍校注有特别丰富的经验。他总结出《古籍注释通则》五条 ①注中引书必査原本； ②引最初见者，如汉有不引六朝； ③引书可以删节，但不可增字； ④引书出篇名、卷数； ⑤原书佚亡从别书转引，必须出其所在书名、篇名。 这五条通则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盼遂老师以上几条治学经验，我认为应当继承下来，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1985年11月2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主编 | 过常宝 康 震 统筹 | 李 山 责编 | 冯先思 组稿 | 冯先思 编辑 | 刘英健 审读 | 邬志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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