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邮说医学史62：抗疟路上追梦人屠呦呦

邮说医学史62：

抗疟路上追梦人——屠呦呦

       金秋，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下午5点30分，正当枫叶渐红、丹桂飘香的时候，在遥远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的诺贝尔大厅里，同样有一道最美的风景。

       此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乌尔班·林达尔正伫立台上，满怀喜悦地向挤满大厅的各路记者宣布，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姆·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将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丰收时节，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跨越重洋，从瑞典传到中国，传到北京朝阳区一个幽静小区中的屠呦呦家里。此刻，她已是一位85岁的老人了，厚重的岁月赐予她的是一份淡泊宁静。对于诺贝尔奖这份“礼物”，她当然心生欢喜，内心却十分平静。

       “抗疟研究为人类健康贡献了来自中国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的产物，那就是青蒿素，这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屠呦呦平静地说，“与获奖相比，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青蒿素问世后，至今已经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药学家，屠呦呦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付出了无限心血研制成功的药物，能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给无数病痛中的生命带来生的希望。

马尔代夫（2016）：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位获奖者，从左往右分别是威廉姆·坎贝尔、屠呦呦、大村智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整个少女时代，她都生活在五方交汇、八面来风的宁波中心城区，离家不远就是“书藏古今”的天一阁藏书楼。江南文化的滋养造就了她文静的性格，同时她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

       上中学时，屠呦呦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只能休学在家接受治疗。她是个坚强的人，休息、吃药、打针……乐观地笑迎每一天的到来。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康复，重返美丽的校园。

       果然，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治疗和调理，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痊愈后她又继续上学，回到了花香满径的校园里。正是这次与疾病抗争的经历，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物学系生药专业。她对中草药的神奇疗效充满了好奇，认为生药（纯天然未经过加工或者简单加工后的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中药材）专业最接近对中医药领域的探索，符合自己的理想。

       就这样，她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专业课程中，她尤其喜欢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在这几门科目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部直属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工作。从此她几十年如一日，不念尘世繁华，只顾埋首于深爱的事业中，陶醉在中草药的科研里。

       1956年，全国掀起了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这是感染了血吸虫后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屠呦呦，一头扎入了中草药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之中。

       1959年至1962年，屠呦呦参加了卫生部全国第三期“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为她日后深入中医药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当年在北京医学院，她的专业是药物学，现在又系统学习了中医学，并且还参加了临床实习，进一步拓宽了她的专业知识，为她后来在中医药领域上下求索、最终发现青蒿素写好了伏笔。

吉布提（2019）：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1969年1月，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代号“523”项目，旨在找到具有新结构、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

       这是中国政府于1967年启动的一项科研工作。当时，氯喹等原有抗疟药因疟原虫对其产生的强大抗药性而逐步失效，全球疟疾疫情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

       “523”项目启动后，军队和地方合作，全国7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协力攻关。一支大协作的科研队伍在分工合作、大力协同的组织模式下，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物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但是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很快，科研攻关工作进入第三年，依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这时候，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接到了抗疟疾药物的研发任务，“523”项目要加大从传统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力度，期望能以此找到突破口。

       当时正值1969年年初，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组组长。那时，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科研条件非常差，除了国产显微镜外，再也没有其他像样的设备。

       作为课题攻关组组长，屠呦呦迎难而上，以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指导思想，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团队成员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起广泛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查阅群众献方，重点查找治疗疟疾的验方，找出出现频率较高的药物，确定重点研究对象。

       同时，他们认真向老中医讨教，积极寻访民间中医药人士。短短三个月里，他们就搜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从中精选、编辑了包含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于1969年4月交送“523”办公室，转送相关单位参考。

       在接下来的科研攻关中，他们筛选了100多种中草药的200多个水提取物和醇提取物样品，用感染了疟疾的小白鼠做动物试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却始终没有发现令人鼓舞的阳性结果，科研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石家庄老年邮局（2015）：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纪念邮戳

       不经意间，已经是1971年下半年了。面对失败、质疑和困惑，屠呦呦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她始终相信，中医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守卫了炎黄子孙几千年的生命健康，只不过我们对岐黄之术的魅力还没有完全领略。何况，今天又有了现代医学的方法去进一步提取精髓，验证成效。她深信，在中医药之路上去寻找抗击疟疾的良方，在方向上一定是正确的。

       坚定了信心之后，屠呦呦沉下心来对前期工作进行认真回顾。这次回首，“青蒿”再一次引起了她的关注。青蒿，亦名草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南北方都很常见，既可作为蔬菜，又可入药，被古今医家重视。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其中就有关于青蒿的记载。东晋道家仁医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指出，青蒿可治寒热多种疟疾，甚至包括恶性疟疾。其后，还有一些药物学著作也提及它，如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既肯定了青蒿的治疟作用，又阐述了它在其他方面的作用。

       1971年9月，屠呦呦又一次仔细研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她从书中“治寒热诸疟”条目中，读到了治疗高烧与发冷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

正是这一段简短的记载，在青蒿素的发现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仅仅十几个字就传递出需要经过无数次实践才能够得出的结论。

西班牙邮资封：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屠呦呦心无旁骛地跋涉在科研路上，反复体会葛洪这段话的意思。那些日子她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位古代智者为何要将青蒿以水浸泡后绞取汁服用，而不用传统的水煎法，这是否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

       确实，他们之前所进行的青蒿提取，都是高温或乙醇提取，而最终动物实验都没有见到什么疗效。一语惊醒梦中人，屠呦呦立刻意识到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高温提取很可能破坏了青蒿的活性成分，难怪之前用水煎法和乙醇提取法都没有获得成功。

       仿佛乌云突然散去，阳光刹那普照，灵感闪现令屠呦呦心中一片澄明。她立即按照文献的记载结合自己的思考，重新设计了实验过程，充分考虑到温度、酶解等因素，改进提取方法，期待新方法能从青蒿中提取到有效的抗疟成分。

       圈定青蒿后，选择最佳提取部位和最合适的提取温度，又是反复的摸索和数不清的试验，这期间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了无数次挫折与失败。尽管不顺利，但他们始终没有失去信心。

       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证明青蒿的叶子含有效抗疟成分，而梗里几乎没有。受古代中医典籍启发，屠呦呦放弃了对青蒿高温煮沸提取有效成分的“水煎法”，而改用低温提取法。

       她另辟蹊径，提取方法以萃取原理为基础，将原来用作溶液、沸点为100℃的水，更换为沸点只有34.6℃的乙醚，通过乙醚回流或冷浸，从青蒿中提取有效抗疟成分。

       由于当时药厂都已停工，屠呦呦和同事们只能自己用土办法进行提取。他们把青蒿买来清洗干净，把叶子包起来放在缸中的乙醚里浸泡。那段日子，大家的脑子里只有青蒿，浑身都是乙醚等有机溶剂的味道，常常出现头晕眼胀、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但大家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只想早点把试验做成功。

       屠呦呦带领大家日夜努力，不停地尝试，提取方式加起来有380多种，试验也做了190次，可是依然没有获得成功。那些日子里，她心中装的全是有关试验的事，每天清晨醒来脑子里跳出来的就是心底的那份牵挂。

       1971年10月4日，是揭晓第191次试验结果的日子。实验室里大家围坐在一起，一双双眼睛紧张地盯着191号青蒿乙醚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数据。当最终数据证明该样品在实验室的动物试验中对鼠疟、猴疟的疟原虫抑制率达到了100%时，整个实验室顿时沸腾了。

       刹那间，春暖花开，流霞醉染。在付出了无限心血与汗水后，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

       用乙醚替代水煎提取这一步，是发现青蒿提取物有效性的关键所在。屠呦呦在古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用乙醚低温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至关重要。

        历史是一面镜子，近半个世纪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这一最美瞬间定格成了永恒。

马里（2016年）邮票小型张：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圆形邮票图案为屠呦呦肖像，边纸上半部分图案为疟蚊叮咬、疟原虫侵入人体红细胞及在红细胞内繁殖的示意图，下半部分图案为沿半圆内边的左右两株青蒿和青蒿素的分子结构

       中草药源自中华祖先的“尝百草”，几千年来，我国中医药宝库中的成千上万种中草药，都是在国人一代代发现、尝试、总结、提炼之后，才最后确认的。漫长岁月里，祖国医学的每一个进步与超越，都融入了人们巨大的心血，甚至付出了健康与生命的代价。

       为了掌握青蒿素的药理作用，明确其对人体是否会产生毒性，确保病人的用药安全，必须有足够的临床试验数据。为此，屠呦呦主动请缨，甘当第一批人体试验志愿者。

       医学是一门求真向善的科学，肩负着守护人类健康的使命与重任。为了保证病人的安全，每当新药出现，国医们往往让自己来做试验品。在他们心中，病人就是自己母亲般的亲人，这种“母服汤药己先尝”的壮举，体现的正是医者的大爱，是医学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

       “当时动物试验已经基本通过了，但在进行临床前试验时，却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是动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药物所致？一时争论不休。由于还没有做过人体毒性试验，新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过了那又得耽误一年。”

        几十年后再回首，屠呦呦平静地回忆起当年充当志愿者做人体试验的事情。当时她心中想的是新药一定要早日走出去，去挽救病痛中的生命。于她而言，这是早已深入骨髓的大爱，也是她执着寻蒿的力量源泉。

       为了赶进度，尽快让青蒿素投入临床使用，屠呦呦毫不犹豫地向领导请示让自己去以身试药：“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她终于做通了领导的工作，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药试服。作为第一批人体试验志愿者，屠呦呦和两个同事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验的“小白鼠”。

       三人开始服用青蒿素，同时密切观察身体反应。幸运的是，试验结果未发现疑似的毒副作用，三位试服人员的身体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经过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最终证明此药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好消息传来，屠呦呦心中装满了欣喜。她没有别的奢求，只盼自己发现的新药能尽早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科学家们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从事科学研究，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科学家的良心。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中医药上下五千年的道路上，早就有了“神农尝百草”的先例。

       由此可见，我们平时常讲的“大医精诚”“医者仁心”“医道无私”等，绝不是一句句空洞的口号。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科学、更安全的方法来验证某一项发现，但为科学、为人类献身的伟大精神，永远都壮如山河，义薄云天！

        由于屠呦呦在长期用乙醚等提取青蒿有效物质的过程中大量吸入此类有机化学物质，致使她一度患上了中毒性肝炎，导致肝损害，1974年后的一段时间，她甚至因身体原因而无法工作了。她的同事中，也有很多人和她一样得了这个病。然而，大家对此都没有任何抱怨，而是感觉自己的行为非常值得。

        人最宝贵的是健康和生命。为了人类的福祉，屠呦呦在新药研发的道路上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这是多么崇高的科学献身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医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而这种精神所昭示的，正是医者蕴满大爱的人文信仰！

北京纪念邮简发行中心于2020年出品的“呦呦鹿鸣·屠呦呦”纪念邮简

作者简介

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