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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等小说的作者，我国元末或元明之际文学家，世界文化名人。“罗学”是研究罗贯中的学问。 “罗学”是本人于2010年春天的一次东平之行，由时任东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冬云等同志陪同游湖的舟中忽然想到和说出的。但今天想来，那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想入非非，而是既有自己在多年研究古代小说的过程中向前辈与时贤学习的感悟，又是自2006年8月在东平举办“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笔者较多就署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做综合会通之考量的结果。 “罗学”的正式提出始于本人参加2010年8月20日至24日在镇江召开的“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建立“罗学”及其他——〈三国演义〉研究三题》并就此题作大会发言，而这篇论文在会议开幕时即已收入会议论文集出版。后又经剪裁修订，先后在学术期刊和本人的博客发表[1]。 “罗学”是对罗贯中研究的理论概括，是为罗贯中研究树立的一面旗帜。因此，“罗学”虽仅两字，却非轻易，诚如台湾学者杜松柏先生《国学治学方法》论“治学十要”的首条所说：“治学贵在创新，而以发现新理论，建立新体系，有建设性的贡献，产生巨大的影响为难能可贵。”[2] “罗学”的提出当然不是建立了完全的“新理论”或“新体系”，但对“新理论”或“新体系”的建立有可能是一个“建设性的贡献”。 倘若真的是一个贡献，那么笔者首先要郑重声明的是，“罗学”的提出虽自本人，却如上所述及，不过是本人有幸从前人和时贤研究中学习以及受当代学术形势影响的结果，并不仅由于一己之能；而且如果将来“罗学”果然能够发展成为一门学问，那么也一定是众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共同努力的一个方面，本人以多种形式鼓说此论，颇疑将招致自吹自擂之嫌。但从笔者倡导“文学数理批评”[3]和研究《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笑学”[4]，以及提出《西游记》写孙悟空及三界有泰山文化背景之说[5]等的遭遇来看，除非不想成功，否则只能一切不顾而前行。 “罗学”的提出有两个客观的因由，即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 先说“罗学”的历史必然性，从以下四个方面： (一）罗贯中是中国小说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中国小说起源当自战国，而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长期是或主要是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宋元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6]。这一“变迁”的主要特征是小说的主流由文言体过渡转变为通俗白话体，以《全相平话五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为代表的话本是这一过渡转变的产物。然而这一“变迁”真正成功的标志，却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水浒传》[7]等小说的问世。 这只要略加考量《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大宋宣和遗事》与《水浒传》成书的联系就可以知道了。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平妖传》等章回小说是我国最早一批迹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而罗贯中是中国小说史上长篇通俗小说的第一人，划时代的“奇书”圣手。从而研究罗贯中，就是研究中国小说核心主流形成的历史。 换言之，“罗学”是研究罗贯中的学问，还是研究中国小说近三千年中最重要的变迁史，特别是研究最近千年来中国小说核心主流形成与演进史的一大关键课题。 这也就是说，罗贯中小说创作所处的历史情景，决定了“罗学”不像有的“×学”“××学”等，主要只是关于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关乎中国小说史语言上雅与俗、篇制上短与长之转换的过程，以及通俗小说形成与发展全史的问题，岂可以不独立有一门“罗学”？ (二）罗贯中是我国古代章回小说各主要流派的开山鼻祖。 按当今研究明清章回小说，其主要流派多以“四大奇书”分别打头，列为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以及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 那么今知罗贯中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8]，当然他也就同时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流派的鼻祖。 至于《西游记》在神魔小说中的地位，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其各自流派中的地位不同，其艺术成就虽足为此一流派的代表，但在这一流派的历史上它却不是最早的。除却话本之外，中国最早的神魔小说实为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因此，罗贯中也是神魔小说流派的鼻祖。 又不仅如此。《金瓶梅》虽然与罗贯中并无直接的联系，但这部书却是由《水浒传》中的世情成分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引发而来。因此，作为《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的创作其实也间接引发了“世情小说”或称“家庭小说”的创作，开《金瓶梅》到《红楼梦》一脉小说发展的先河。 这也就是说，罗贯中一人而系明清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诸主要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则研究明清小说可以不有“罗学”吗？ (三）罗贯中生当元末，其小说问世早，流传久，普及广，对下层社会的影响之大，堪与孔子对中国上流社会的影响相比，可谓最广大普通民众的“圣人”，《三国》《水浒》等则堪称普通民众的“圣经”。 以其小说的广泛影响，罗贯中在世界上作为中国“软实力”所产生的作用，在孔子之后而旁行天下。世有“孔学”，当然也可以有“罗学”[9]。 (四）罗贯中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中国历史上谜一样的人物。其籍贯、家世、生平、创作、交游等，概未能明，本身就是一个世人衷心好之的传奇，值得大力索解，苦心寻觅，岂不是也需要“罗学”吗？ 后说“罗学”的现实必要性，也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罗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第一课题。 中国古代小说学已有“红学”以及并未真正被学界认可成立的“水浒学”“金(瓶梅）学”等，但一方面各都是关于一部书的学问，另一方面如上论罗贯中是古代小说各主要流派之鼻祖，诸“学”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无非“罗学”的一部分或可以上溯至“罗学”。 从而“罗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有直接面对的多部早期章回名著，而且必然不同程度地辐射或延伸至后世诸小说的研究。换言之，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几乎都要从“罗学”说起或不免要上溯到“罗学”，“罗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二）“罗学”比较其他一人一书之学，涉及作品最多，历史最长，相应问题也更为大量，更加复杂，是小说作家作品研究最大的一处“战场”，总体具有其他作家、作品研究无可比拟的更大挑战性和取得多方面成果的更大可能性，因此也是古代小说研究最有希望的一大学问。 (三）“罗学”古已有之，未绝待续。 《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称“若东原罗贯中”云云的《序》，是我国第一篇“罗学”研究论文。其后明清二代包括评点家在内，学者就罗贯中及其小说议论纷纷，言人人殊，积累了大量资料或论著，构成“罗学”提出和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明清以至近现代学人有关罗贯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研究，可以视为“罗学”的实际发生期。以“罗学”的提出为界，以后的研究是“罗学”的自觉期。当今“罗学”的提出与开展，不是兴亡继绝，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四）“罗学”于近年应运而生。自2010年8月20日至24日在镇江召开的“东吴文化暨第二十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交论文并发言提出“罗学”，文章又先后发表以来，首先得到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研究员等先生的热情肯定与支持。刘先生在2011年于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召开的“《罗贯中全集》首发暨第二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说： 在镇江召开的第二十届会议上，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教授有一个发言，他提出，应该建立“罗学”。“罗学”，就是研究罗贯中的学问。我十分赞成和支持杜贵晨教授的建议。 “罗学”由此进一步传播，这是刘先生作为一位著名老专家出以公心的学术主张，本人高度赞赏！而《罗贯中全集》的编纂出版和由胡世厚、郑铁生二位先生主编的《罗学》期刊的创立等，都标志了当今以“罗学”为旗帜的罗贯中研究已见出实绩，未来的发展也可以期待。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新帜的“罗学”刚刚树立，其领域疆界，壕堑丘壑，林林总总，都尚在探索初期。加以本人浅学，虽冒然提出在先，但绝非成竹在胸，其内涵外延尚难完全测定，仅可以大略言之，似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罗贯中其人研究。即有关其时代、家世、籍贯、生平、交游、思想等的研究。这方面资料极为缺乏，似无从下手，但近四十年来，仍有罗尔纲、王利器、刁云展、刘知渐等诸先生发现有价值的材料并做出过有启发性的论证，而且并非不可以继续深入。 (二）罗贯中创作研究。即罗贯中小说的创作过程及其特点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同样极度缺乏资料，但以往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成书过程的研究不乏有价值的成果，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三）罗贯中小说个案研究。即《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署名罗氏作品的真伪、成书、版本、思想、艺术、传播、接受等的研究。 (四）罗贯中小说诸作比较研究。即罗贯中各种小说之间的比较研究。明清学者对此已有所涉及，上世纪罗尔纲、王利器先生曾从考证作者或版本的角度做过此类研究，近年也有张淑蓉教授等做过这方面的探讨。 (五）罗贯中小说与中外小说比较研究。这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贯中小说对中外小说影响方面，更多方面客观的比较还没有能够真正开展起来。 (六）罗贯中小说文化研究。即其对中国乃至所流传世界各地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影响，包括政治、思想、军事、宗教、民俗、旅游、企业管理等方面。 (七）罗贯中小说传播研究。即说唱、戏曲、影视、游艺等艺术形式对罗氏小说的改编、搬演等。 (八）“罗学”史研究。即对罗贯中及其小说研究史的研究。 当然，如果认为“罗学”还可以包括对“罗贯中，太原人”作为戏曲家的研究，那也是学者个人的自由。但是，如上所述及基本也只是传统研究模式的内容，随着学者新锐的思想和未来研究的与时俱进，必然会有更多从更新角度出发的更有价值的课题出现。 (一）虽然“罗学”的提出并不一定有很大意义，但是能够被学者认可为研究罗贯中学问的恰当概括，并逐渐形成为共识，那么“罗学”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小说学中一人及其相关小说研究庞大课题。 虽然不能说它一定或已经是古代小说研究中第一和最大的学问，但深入开展的结果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当然这一可能的实现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造化，非可以侥幸得之。 就当今小说学的形势而言，“罗学”初创的声音甚微，知之者不多，应用者不广，更缺少自觉以“罗学”为范畴研究罗贯中及其作品的学者，甚至我很怀疑“罗学”在外界或业内初闻者看来，是否还有些虚张声势之嫌。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会改变“罗学”已经和继续被学术界所接受并必将兴起的趋势。因此，“罗学”大有希望，唯是任重道远，“罗学”与“红学”等并立未来小说学之林的可能，有待我们共同的努力，特别要寄希望于年轻学者长期热情的关注与持续的学术创新。 (二）“罗学”未来的发展必将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专书研究并存共长。“罗学”的提出基于罗贯中全人的研究，并不单纯依傍于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专书的探讨。 但是，“罗学”必然在有关罗贯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专书探讨的基础上建立、扩展与提高。因此，虽然“罗学”不可能排斥或代替《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专书的研究，但“罗学”也不会等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专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肯定是在各专书研究基础上的会通与整合，其结果必然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视域更加广阔地覆盖所有关于罗贯中小说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从而“罗学”能够自成一家，并与其所涵盖的各书之学相得益彰，共存共长。 (三）良好学风是“罗学”未来发展的保障。 “罗学”的提出至今不过两年，但有关其在镇江提出的事实真相，就被个别人有意无意地模糊甚至歪曲了。这个现象提醒我们，“罗学”若想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并非易事。除学术研究本身的难度之外，还要树立和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出新的良好学风，作为“罗学”健康发展的保障。 总之，“罗学”应运而生，任重道远，大有希望！关键在于研究者的信念、态度和努力的程度！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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