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路”及“道”：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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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王丽娜，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0年岁首开始的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开始思考很多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人类交流、沟通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一方面，为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首先采取的是物理上的隔离，限制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道路封闭、航班取消、限制出入境等等。另一方面，受惠于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即便人在“隔离”状态下，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几乎是畅通无阻的。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景象让我们重新开始思考道路、交通与人类传播活动的关系。当一种新的传染病毒出现，为了阻止病毒的传播，无论哪个国家，所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最为传统的物理隔离方式。这种物理隔离的核心，是限制人际流动，而限制人际流动，所采取的办法也是传统的方式——封路。这样一种做法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传播与道路交通，其实并未分离，尽管病毒的传播和信息的传播从表面上看存在较大差别，但如果深究，这两者的差别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毫无关系，甚至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刘海龙，2020）。既然如此，道路、交通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当下反思传播研究的一个恰当的逻辑起点？

在既往关于传播的讨论中，并非没有涉及道路、交通方面的。这方面情况，下文将会详述。本文重拾此论题，并非是旧话重提，而是看到了“路”及其多个衍生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由此入手进行讨论能够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资源”，并为中国传播研究带来某种新的可能，进而也有望形成中国传播研究的某种独特的理论表达。

本文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在传播研究中，“传播”和“交通”是如何分离的？是否有再度融合的必要？融合之后对于传播研究有何好处？进而，从中国文化中“路”与“道”的关系入手进行考察，以“路”为“媒”之于中国传播研究而言又有着怎样的特定意义？由此又能为中国传播研究形成一种怎样的独特的理论表达？

一

“传播”与“交通”：合与分

作为人类交往活动的传播，一直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与发展演变的，因此约翰·杜威（John Dewey）才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存在”（杜威，2001：9）。但是，传播研究，若从学科建制意义上看，至今不到一百年。在现代通讯技术出现之前，人类的所有传播活动，无疑是通过道路交通来完成的，在那个时代，人类对于传播的理解，应该和“路”是密切相关的。有学者对“交通”和“传播”的分离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为了更好地展开本文的讨论，在此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回溯。

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在道路、河运与铁路蓬勃发展的时期里，communications通常是一个普遍的抽象名词，代表这些通讯设施。进入20世纪，随着其他传递讯息与维系社会联系的工具不断发展，communications也用来指涉这些媒介（media），例如：新闻、广播——虽然这一用法（在美国比在英国更早使用）在20世纪之前，并没有被确定”（威廉斯，1976/2005：73-74）。

美国学者丹尼尔·切特罗姆（Daniel J. Czitrom）说得更直截了当，在他看来，1844年电报的出现，“标志着传播（communication）从交通（transportation）中第一次分离出来，并开启了电子媒介时代”（Czitrom，1983：xii）。在此之前，“传播（communication）与交通（transportation）是不分离的”（Czitrom，1983：3）。和威廉斯一样，切特罗姆也对“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的含义进行过讨论，他的讨论主要引用的也是威廉斯和另一位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观点（凯瑞，1989/2019：179-204），不再赘述。

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同样借鉴威廉斯的观点，对communication在中文中的三种意义进行过讨论，这三种意义即：沟通、交通与媒介。在李金铨先生看来，“communication在中文中的原始意义就是'沟通’”，“到了工业革命以后，communication进入第二个阶段，增加了'交通’的意义”（李金铨，2019：70-71）。这里，李金铨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即交通银行的英文翻译——Bank of Communications，认为这一翻译正是保留了communication的第二层含义。

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稍稍再做一点说明。关于第三种意义“媒介”，李金铨先生这样写道：

晚至1950年代，英文才出现了mass media（大众媒介）一词，泛指我们所熟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乃至延伸到今天所谓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卫星和社交媒介等载体），这已经进入communication的第三层意义了。若第二层意义指“物质的”交通工具，第三层便是指“心灵的”交通工具。（李金铨，2019：72）

李金铨这样的梳理，与威廉斯和切特罗姆等的理解在思路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同样看到了现代交通业的发展以及现代通讯技术的出现使得“传播”与“交通”最终走向分离。但是从李金铨所提供的那个有趣的例子中又让我们看到：对于美国来说，或许真如切特罗姆所说的1844年电报的出现使得“传播”与“交通”分离，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20世纪初出现的交通银行，以及所使用的英文翻译又让我们看到，至少在中文语境中，Communication仍然具有“交通”的意思，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的含义，虽然当时电报已经进入了中国。关于这一点，可以结合相关的资料适当做一点说明。

据《交通银行史》载：“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四日（1907年12月8日），在五路提调处提调粱士诒建议下，邮传部尚书陈壁上奏清廷，提议设立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史》编委会，2015：14）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多为赎回京汉铁路之故”（《交通银行史》编委会，2015：15）。由此可见，交通银行的设立，自然和路（铁路）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在当时邮传部，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交通银行主管的邮传部，也是在交通银行成立前一年多才成立的（1906年11月6日）。“邮传部的设立，结束了我国交通行政一向没有最高专辖机关的历史，轮、路、电、邮四政被汇总到一起。”（《交通银行史》编委会，2015：10）这里所说的轮、路、电、邮，具体是轮船、铁路、电线和邮政，这也是当时的“交通”所涵盖的业务范围。据《交通银行史》载：“1912年，经董事会会议决定，交通银行英文译称Bank Of Communications。不过，在民国年间很多英文函件中，有不少人将交通银行直接音译为'The Chiao Tung Bank’。”（《交通银行史》编委会，2015：19）由此可见，在交通银行董事会于1912年做出这样的英文译称时，他们对于communication的理解，的确是在李金铨所说的“交通”的意义上的。

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其实也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提醒：虽然在以美国为具体对象的传播思想的书写中在论及“传播”与“交通”的分离时，把1844年电报的出现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基本上已经是一种共识，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的具体情况时，似乎不能如此简单地套用。虽然1871年由丹麦大北公司主持的清廷沿海海底电缆竣工，1881年12月24日津沪电报线路始行试通（孙藜，2015），但是从1912年对交通银行的英文译称的确定来看，在当时参加交通银行董事会的那些人的观念中，“交通”与“传播”，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在此还想再做说明的是，当时中文中的交通与英文中所说的transportation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关于中文中交通的含义，我们在后文中再做进一步说明。这里想说的是，上述清廷邮传部的业务范围的“交通”，除了运输，还有“沟通”的含义。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讲到电报的重要性时，这样写道：“电报为交通全国机关，系属于商民者事小，关系于国家者事大，故各国电报之权皆为国家所独有”（转引自孙藜，2006）。这里所说的“交通”，已不是“运输”，而是特指电报。

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的传播学大致是在194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1950年代，国内学者就有翻译介绍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方面的文章，但是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的翻译，或是译为“交通”，或是译为“通讯”（廖圣清，1998；刘海龙，2014），到了1970年代末期以及1980年代初期，Communication在中文中，基本上才都翻译为“传播”。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直到1980年代，“传播”与“交通”才完全分离，才进入到李金铨所言的“传播”的第三层含义——“媒介”。

从中西方传播研究兴起的背景来看，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和普及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传播研究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研究领域，一旦其作为学科建制或一种学术话语类型基本成型之后，尤其是对于其思想史的考察，不能仅限于触发这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出现的那个方面，即现代传播媒介，而应当推及更为久远的人类传播活动及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唯有这样，传播研究方能获得更多的“源头活水”。

在中文传播研究中，也有学者以communication的汉译为例对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的知识旅行进行过考察（黄雅兰，2019），尽管十分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这样的考察并未涉及上文所说的在communication作为学科建制出现之前的情况，以及communication一词在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语境中的含义。或许也正因如此，在中文传播研究中，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的理解，其逻辑起点是在传播学作为学科建制之后，因此，我们就更难看到“传播”与“道路”“交通”等的联系了。

二

以“路”为“媒”

既往对于传播的讨论，并非完全没有人涉及传播与道路交通方面的情况。芝加哥社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查尔斯·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在讨论生命的历史时曾用做过这样的比喻：

也许我们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喻这两条生命的传递更为恰当。河流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公路是交流和社会传递。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物种，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公路比河流出现得晚；它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动物生命进程中是不存在的，后来沿着河流出现了模糊的痕迹，渐渐显著和充实起来，最后发展为精致的公路，承受各种车辆，达到和河流相等的运输量。（库利，1902/1999：5）

在这里，库利虽然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讨论遗传和社会在人类本性形成中的作用，但是他看似不经意地用公路来比喻人类的交流和社会的传递，却道出了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路”与“传播”之间的某种本质联系。其实，库利在写作《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之前，曾做过交通方面的研究，一个是1889年他到位于华盛顿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工作期间，写过一篇题为《铁路交通的社会影响》（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treet Railways）的论文，他借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将城市交通系统看作社会的器官，承担着自己的功能，但是他认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运输货物和人口，它还能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1894年，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交通运输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转引自柯泽，2014）。所以在我们看来，库利上述用公路来比喻人类的交流和社会传递，并非完全是随口而说的。但是在库利后来对人类传播问题的讨论中，未再有“路”（或“交通”）与“传播”的问题。最近，有研究者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再度对曾经被库利本人以及后人所忽视的运输理论进行讨论，并认为“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库利的'运输理论’仍能给现阶段的传播学研究带来启示”（黄骏，2021）。这样的判断与我们的某些判断不谋而合。

在谈及相关问题时，在传播研究历史上，还有一位重要学者不应被忽略，他就是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也译为“伊尼斯”）。英尼斯早期主要是做加拿大经济史研究，写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著作。此后，英尼斯转向传播问题的讨论，最有名的两本书即《传播的偏向》与《传播与帝国》。对于英尼斯为何从经济史研究转向传播问题讨论，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或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何道宽，2013：14-16）。英尼斯后来对于传播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仅是在《传播与帝国》一书的绪论部分简单提及了他早期所关注的水路、铁路交通方面的问题（伊尼斯，1950/2015：36-37），之后就转向了对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扮演的角色的讨论。我们没有直接看过《太平洋铁路史》《加拿大皮货贸易》两本著作，但是我们有一个猜测——他所关注是货物，而不是路本身。正如他在《传播与帝国》一书中对他此前关注的水路、铁路等做了简单介绍后所说的：“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关注的显然只是某些工具”（伊尼斯，1950/2015：37）。这些工具，就是那些通过水路、铁路运输的大宗原材料。因此他才这样写道：“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伊尼斯，1950/2015：37）由此看来，英尼斯虽然此前关注了水路、铁路等，但他如同其他做交通史研究的学者一样，仅仅是把“路”看作是基础设施，关注点在于“路”上所运输的货物，并未对“路”本身展开深入讨论。这与传播研究中只关注媒介所负载的内容，而忽略媒介本身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在重读英尼斯的相关著作时需要警惕的。

在我们开始写作这篇文章时，我们欣喜地看到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近年来也开始关注传播与运输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传播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信息传播中的象征、机构和技术维度。与此同时，对人员和商品流动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归入交通研究的范畴，并且被传播学研究者所忽视”（莫利，王鑫，张昱辰，2020）。此外，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曾经被遗忘的作为“传播”的“交通”进行重建，使传播研究“走向一个注重物质情境、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以人类交流为核心议题的开放领域”（卞冬磊，2021）。

近年来，有人类学研究者提出了“路学”（Roadology）的概念，认为“'路学’是一门从跨学科的角度对道路的修建、使用和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周永明，2010）。虽然这一名称是否妥当尚可做进一步讨论，但是关注“路”本身，以及把“路”放到一个自然生态或社会系统来进行综合考量的思路，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从传播研究的视角切入，把“路”理解为一种“媒介”，对于丰富传播研究的问题域，或许也是有益的尝试。

此处我们使用了“以'路’为'媒’”的表述，一方面想表明“路”是一种“媒介”，另一方面，想强调在相关研究中应该把关注点转向“媒介”本身，而不仅仅是“媒介”所负载的内容。关于后一点，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的思路是一致的。虽然麦克卢汉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过讨论，但时至今日，在传播研究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媒介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媒介”至今仍然是传播研究中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或许正因如此，近些年来，“何谓媒介”“如何理解媒体”再度成为传播研究中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德布雷，1991/2014；黄旦，孙玮，2019），但是，这些讨论中，除麦克卢汉提及了“道路”（麦克卢汉，1964/2000：127-144），其他围绕“媒介”所展开的讨论，几乎都是1960年代“媒介”成为一个术语（黄旦，2019：1-14）之后意义上的“媒介”。这些对于“媒介”的理解，自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并未涉及“路”。在此并非是说对于“媒介”的理解一定要包括“路”，而是说把“路”也纳入“媒介”的范畴，无论是对于上述关于道路的人类学研究，还是这里所说的对于“媒介”的理解，均具有丰富研究问题域的意义。

以“路”为“媒”，不仅是强调“传播”与“交通”的再度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再度融合中让我们看到了相关讨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路”与“道”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这是本文与既往相关讨论最大的不同。虽然前文对于“传播”与“交通”的合与分的梳理中我们也看到，中国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别。这样的差别自然有再进一步讨论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看来，那还只是对西方相关学术话语的重复，并未真正延伸到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中，进而形成新的表达。关于“传播”与“交通”的相关讨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路”与“道”有着密切联系，虽然两者在表述上存在较大差别。正是基于此，在我们看来，关于“路”与“道”的讨论能够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一种新的可能。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路”“道”，乃至“交通”的含义十分丰富，在此需要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方能凸显以“路”为“媒”之于中国传播研究的特定意义。

三

以“路”为“媒”之于中国传播研究的特定意义

以“路”为“媒”，还只是指出了一个思考的方向。一旦我们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资源结合进行思考，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值得去探讨。

在中文表述中，讲到“路”时，还有另一个类似的表述是“道路”。“道路”既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汇来使用，并且与“路”的意义基本相同。同时，“道路”一词中的“道”和“路”也可拆分为两个具有独立含义的汉语词。这两个词在汉语中的含义十分丰富，有时意义是相同的，有时意义完全不同。正是这两个词在汉语中的丰富意义，使得由此展开的讨论可能使传播研究具有一种新的可能。

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展开说明：一是“路”与“道”的考释，二是汉语中“交通”的释义。在前一个方面中，还少量涉及“道”的抽象意义的演变以及中国文化中的“道”“器”之辨。

（一）“路”“道”考释

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中还未见“路”字和“道”字。“路”“道”二字最早出现在金文（陈初生，2004：189-191；何琳仪，2004：194-195、486）。金文中，“路”字由足和各两部分组成。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足”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许慎，2007：92）。而《说文》对“各”的解释是“异辞也。从口、久。久者，有行而止之，不相听也”（许慎，2007：65）。其中，口言人，“行”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考据为“像四达之衢，人所行也”（罗振玉，2018：52）。可见，行的本义是名词，即“路”，并且指向四面八方各个方向的路。许慎这里说“有行而止之”，用的是行的引申义，即行走。这和他在《说文》中将“行”解释为“人之步趋也”是一致的。因此，“各”字即是人在路上行走，遇到阻止而不相听从之意。由是，“足”和“各”两部件组成的“路”字本义即是人行走之道路。如《诗·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方玉润，2009：87），《易·说卦》“艮为径路”（杨天才，2017：416）。

而“道”字在西周早期的貉子卣中写作，在西周晚期的散氏盤中写作。这两个金文的相同之处是共同含有和两个部件；不同之处在于散氏盤的写法中还加入了这一部件。如前，即“行”，也就是“路”的意思。即“首”，首与头有关。而即“止”，也就是人之足。因而，“道”由表示头和脚的“首”“止”与表示“路”的“行”合而一字，代表的同样是供人行走之道路。如《易·履》“道坦坦”（杨天才，2017：71），《论语·阳货》“道听而途说”（杨伯峻等，2009：201）。

可见，“路”和“道”的原义是相同的，都作道路讲。从本义道路出发，“路”和“道”在后续使用中也不断引申和变化出新的义项。这里，不妨以分别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东汉和清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三本辞书各自对“路”“道”的释义为举证来把握此二字的词义演变。

由表1可知，及至清代，道路仍是“路”“道”二字最重要的义项。同时，二者也有一些词义变化。“路”字除作姓氏讲外，最主要的引申义是“大”，即由名词道路引申为形容词大。这种词义演变应该是源于在古代众多表示道路的字词中，“路”最宽。比如《周礼·地官》曾言：“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户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吕友仁等，2015：150-151）按照郑玄的注，“途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郑玄，2004：419）。这里的轨是指马车两轮间的宽度。古代，一轨为周尺八尺。一周尺约合今0.23米，一轨约合今1.84米。因此，涂、道、路就是宽度不同的路。其中，路最宽，并直达国都及其附近地方（即“畿”）。

较之于“路”，“道”字的词义变化则更为丰富。其中，既有引申为名词的（1）道理（“理也”）——于是进一步有（2）方法、规律；（3）思想、学说（“众妙皆道也”）；（4）宇宙本原与万物本体（“合三才万物共由者也”）等意涵；也有引申为形容词的（5）正直、正义（“直也”），进而再引申为名词（6）道德等义。

由“路”“道”二字的词义演变观之，“路”字基本是在其本义“道路”义项上使用。也就是说，“路”始终是一个表示具体之物的词汇。而“道”字的词义演变则明显体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特征，甚至，从道理、道德，到方法、规律、思想、学说，再到宇宙本体，“道”的抽象程度不断提高，直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之一。孙希国在考证了中国古代较早的几部典籍《诗经》《尚书》《左传》和《国语》后指出，《诗经》中以“道”喻理，“道”开始与其本义分离；《尚书》中的“道”渗入了好恶、正直、法则、理义等含义；而到了《左传》、《国语》那里，“道”开始融入社会规律、人伦法则、自然规律等意涵，由此“道”向哲学范畴的升华和抽象已然完成。而后老子的贡献则在于把“道”由一个哲学范畴明确地上升和抽象为一个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源或本体概念（孙希国，1992）。应该说，这进一步印证了“道”的词义抽象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自“道”的哲学抽象完成以来，“道”和“器”便随之而然成为一对必然的哲学范畴。“道”“器”之别与既往传播研究中“内容”与“媒介”的区别密切相关，因此需做进一步说明。

所谓“器”，《说文》曰：“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许慎，2007：101）。可见，“道”和“器”讨论的就是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那么，由“道”而衍生出的“道”与“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张立文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器观主要有器体道用、道体器用、道不离器、道器统一等几种观点（张立文，1988：392-422）；陈屹则指出中国哲学发展中的道器之辨存在着道先器后、道体器用、治器显道三种范式及其转换（陈屹，2010）。应该说，学者们的讨论已较为完整而明确，我们在这里也无需再纠结于“道”与“器”殊先殊后、殊本殊末的问题。同时，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也不再就各种具体观点展开引述。这里只想扼要做一点说明。无论学界对“道”“器”之间持何种观点，在中国哲学的讨论中，“道”和“器”都是一对从未真正分离过的范畴；甚至，在历史演进中，“道”和“器”之间的融合程度是不断加深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老子、《易传》的道先器后，还是程朱理学、洋务运动的道体器用，亦或是王夫之、维新变法的器体道用，道器关系在各家的论述中都鲜明地体现出某种道随器显、道寓器中的意涵，由此推演出“道器一体”“道器之相为一”的道器不离思想。同时，在这种道器关系的讨论中，“器”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不断被强调和凸显，甚至及至洋务新政和维新变法时期，“器”成为护道、变道的根本。正如张立文等所言：“中国哲学史是指把人对于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以名字的形式，大化流行地展示出来，并力图把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统摄到体用一源、理一分殊之中的智慧历程。”（张立文，2004：4）

同时，正是在这一论争过程中，形而上的“道”实则也在不断走向形而下。因为，“道”在《易传》、程朱理学和王夫之的论述中，尽管有体贴出一定的老庄之“道”，但其本质仍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换句话说，“道”在上述三家那里，乃是作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的孔子之“道”。而到了洋务新政和维新变法那里，“道”更是基本指向于孔子之“道”，和老子之“道”日渐远离。这样一来，“道”在中国文化中的演绎实则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其中，“道”从其本义道路抽象为最高哲学命题是第一阶段，而在道器之辨中“道”不断从哲学范畴转移向精神文化范畴则是第二阶段。

中国文化中的“道”与“器”，对应到传播研究中，大致相当于“内容”与“媒介”的关系。“内容”与“媒介”的分离，也是既往传播研究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上述“道器一体”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上述分离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也为上述以“路”为“媒”之于中国传播研究的特定意义又提供了另一层佐证。

（二）“交通”释义

在提及“路”（或“道路”）相关问题时，还有一个相关的词是“交通”。正如前文所引述的《周礼·地官》中的那句话，道和路可以直达国都及其附近地方（即“畿”），已然表明“道”“路”作为古代交通要道的实质。因而在此也需要对汉语中的“交通”一词进行必要的考释。

最早，“交”“通”二字是单独使用的，并非是一个合成词。甲骨文中，“交”写作：

这是一个象形词，像人两腿交叉形。因此，“交”的原义就是交叉两腿而立。从本义出发，“交”字被广泛引申为交叉、交错，如《孟子·滕文公》“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杨伯峻，2008：94）。按照李学勤的考据，在后来的词义演绎中，“交”由“交叉”引申出“连接、接触”，由“连接、接触”引申出“结交、交往”，由“交往”引申出“交情、友谊”，而“接触”、“交往”则共同引申出“同时、互相”等意涵（李学勤，2014：912）。比如《易·大有卦》“厥孚交如”（杨天才，2017：92），“交”即交接、连接之义；《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杨伯峻等，2009：2），即交往、结交之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司马迁，2016：725），则是交情、友谊之义。此外，我们认为，“交”作“连接”“交接”义讲时又可进一步引申出“接合”这一义项。比如《易·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杨天才，2017：74）即是接合、通气之义。而“通”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其中，形符是左上方的“彳”和下方的“止”。“彳”和“止”在甲骨文中均与足有关。而右上方的“甬”是声符。按照《说文》对“通”的解释：“达也。从辵，甬声”（许慎，2007：79）。可见，纂文基本是对甲骨文的承续。因为，彳、止、辵一般为近形符，古文字常通。由《说文》可知，“通”原义为“达”，“达”《说文》释为“行不相遇也”（许慎，2007：81），因此，“通”本义即为可达而无阻碍。比如《吕氏春秋·达郁》“血脉欲其通也”（许维遹，2010：562-563），“通”就是作本义讲。至于“通”的引申词义，仍按李学勤的考释，有流通、顺畅、疏通、交往、沟通、传达等义，且今都在使用（李学勤，2014：121）。显然，这些引申义都与“通”的本义密切相关。比如“通”既然是无阻碍，就必然引申出“顺畅”“疏通”等义。至于“通”之交往、沟通、流通、传达等义的引申机制，我们认为，需要从李学勤并未解释到的“通”之一义说起，这就是“有路可达”（辞海编辑委员会，1989：1187）。如前，“通”的形符“彳”“止”“辵”都是指用于行走之足，而行必有路，因此，“通”必然是一个与道路有关的词。再结合其本义“达”，则“通”还可指有路且可到达（目的地）。比如《国语·晋语》“道远难通”（尚学锋等，2007：135），《列子·汤问》“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杨伯峻，2007：159）。其实，《说文》说“通”即“达”，“达”与“行”有关，已然表明“通”字与道路的渊源。同时，如前，罗振玉认为“行”在甲骨文中应指“四达之衢”，即通向四面八方的路。由此可进一步推断，“通”所关涉之路乃四面八方、四通八达之路。

正是因为“通”指“有路可达”，而路上有人往来，便由此引申出“交往”“沟通”“传达”等义；而由“交往”之义，又可引申出“流通”（商业交往）这一意涵；同时，“交往”若向不好方向发展，则又有“勾结”之义。事实上，宋永培研究《周礼》，发现全书16个“通”字就都是由“道路上往来行动、沟通双方”这一义项串联起来的（宋永培，1995）。

至于“交”“通”二字合用作“交通”，较早应见于《管子·度地》篇“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李山，2017：329）句。按照《辞源》的解释，这里的“交通”是“互相通达”之义（辞源修订组等，1998：151），这种说法显然是受了“交”“通”二字本义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种理解还不够准确。管子此句应是出自《易·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句。如前，“天地交”中的“交”释为接合、通气。“通”，我们认为确应解释为本义通达无阻。同时，《周易》中乾为天，坤为地，乾为阳，坤为阴。因此，泰卦中的这句实则是在说万物之化育倚赖于阴阳二气往来无阻地接合。《庄子·田子方》云“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王先谦，2009：206），同样是对此的承续。

这里，我们将“交通”释为：（1）阴阳二气之平畅接合，这是“交通”一词较早期的意涵。而《辞源》说的（2）互相通达，则是“交通”一词在后来较为普遍的意涵。比如陶渊明《桃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2007：165）句，“交通”即作交相通达之义。由于“阡陌交通”是指南北、东西走向的田路彼此纵横交错以四通八达，这也为前文我们推断“通”所关涉之路乃四通八达之路提供了依据。此外，古文中“交通”一词还有一义，即（3）交往、勾结。这一义项在“交”“通”二字的引申义中都有出现，前文已有阐述，这里便不再重复。

上面是古文中“交通”一词的三种主要用法。而现代汉语中的“交通”，《辞海》解释为“交通是各种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总称。即人和物的转运输送，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等的传递播送”（辞海编辑委员会，1989：396）。《交通大辞典》把“交通”界定为“人、物和信息在两地之间的往来、传递和输送”（交通大辞典编辑委员会，2005：1）。可见，“交通”的现代用法包括运输和通信两个方面。这和我们前面讲到的交通银行的命名以及在中国“传播”与“交通”的分离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尽管“交通”的现代意涵与古代意涵不尽相同，但却不是不相关联的。其中，运输显然导源于“交通”在古文中“互相通达”的意涵。特别是按照前文的推断，“交通”所通达的乃是四面八方之路，就更加符合我们现在对道路交通系统的理解。而通信则与“交通”古文义之“交往”义项有关。因为，语言、文字、图像等各种信息符号的传递都是为了人类交往活动的目的。正如鲁迅所言：“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鲁迅，2006：4）。这里的“交通”即交往之义。

四

“通”：“传播之道”

基于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路”与“道”相关的讨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隐喻是“通”。同时，这也具体体现在汉语“交通”一词中。再有，关于中国文化中的“道”“器”之辨，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克服既往传播研究中“内容”和“媒介”的分离。因此，本文把“通”称为从中国文化入手来讨论传播问题的“传播之道”。黄旦在为“媒介道说”译丛所写的序言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媒介实践、传播经验和现实问题，从'媒介道说’中批判性地吸取营养，大胆想象，深耕细作，不懈努力，形成并发出中国学者之'媒介道说’，并由此与世界对话。”（黄旦，2019：1-14）虽然本文对于“媒介”的理解与“媒介道说”译丛中的那些学者对于“媒介”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本文此处所说的“传播之道”，却与黄旦所说的形成并发出中国学者之“媒介道说”有几分相似之处。

关于1980年代传播学在中国大陆正式“登堂入室”的讨论中，通常会提到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又称宣伟伯），同时也有论者对施拉姆所理解的传播进行过批评。但是如果再去看看施拉姆的论著，某些批评似乎也不太公允。施拉姆对于传播的理解，应该说是十分宽泛的，这从他的《传播学概论》一书可以看出。在其1983年7月的修订再版1中，施拉姆对于传播做了这样的界定：“传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工具，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或昆虫社会不同，主要是因为人类会传，会使用传的工具。”（宣伟伯，1983：3）由于中文表述的原因，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传”，即传播。从施拉姆给出这个关于传播的界定之后紧接着引用库利的话可以看出，施拉姆对于传播的理解，受到了库利的影响，他也是从人类沟通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来讨论传播问题的。该书此后也有多个中文简体版，我们为何在此要选用这个译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余也鲁给本书写的代序，这篇代序的标题是“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在这篇代序中，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所对应的中文表达，余也鲁大多是写作“传”，但也有几处写为“传通”（余也鲁，1983：X-XI）。从这篇代序的标题里可以看出，余也鲁想要强调的，是要从中国文化丰富的传统入手，“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广大今天传学的领域”（余也鲁，1983：XI）。此后，余也鲁还为中国传播研究指出了一条具体的方向——“研究中国的传播理论从历史入手是一个十分有用的道路，因为历史家的一个责任，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记录的正是'关系’与'演变’，刚好是传学研究所关注的题旨”（余也鲁，1983：XXIV）。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余也鲁此处所提倡的，与传播研究进入中国大陆后由大陆学者所提出的“本土化”命题有某种相似之处。我们都知道，施拉姆曾在夏威夷大学成立了一个“东西方传播研究中心”，应该说，这一思路也与余也鲁这篇代序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要从东方文化中发掘传播研究的资源。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传播研究进入中国大陆之后所提的“华夏传播”的观点，直接的影响或许也是来自余也鲁。但是在“华夏传播”的提法出现了近40年后黄旦为何还要强调中国的“媒介道说”，这其中复杂的关系，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回到余也鲁的表述，在我们看来，他有时把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通”，这个“通”字，正是较好地传达了中文的“传播之道”。

“路”作为人类传播活动中最为古老的“媒介”，其最为根本的隐喻，就是“通”。这从很多相关的中文表达中也可以看出。有“路”则通，无“路”则“隔”，则“塞”。正如本文开头所讲的，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我们采取的做法，是阻断交通。同时，因为有现代通讯（或传播）技术，“被隔离者”与其他亲朋好友的联系并未被隔断。但是，当我们得到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求助信息因远隔重洋而爱莫能助时，一定会对除了通讯技术之外的传播的另一个方面，如交通有更为深刻的感受。其实，在现代交通发展过程中，交通与通讯（或传播）技术两者之间，几乎是无法分割了，正如凯瑞在研究美国电报发展时所写道的：“电报与铁路的协同运作产生了交通与传播相结合的系统”（凯瑞，1989/2019：191）。我们目前在驾车或行走过程中所使用的导航，也正是“传播”与“交通”再度走向融合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还想举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思想家对于报纸作用的讨论，具体就是“去塞求通”，来做进一步说明。在1993年出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中，有一个“去塞求通”的词条，该词条对于“去塞求通”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兹转引如下：

去塞求通是戊戌变法（1898年）前后我国维新派思想家关于报纸作用的一种重要认识，有多种表达法。1896年，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首先提出这一说法。他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他总结泰西新闻事业的经验，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而当时的中国，“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因此，报纸的作用就是“去塞”。所谓“求通”，含两层意思，一是通上下，二是通内外。严复1897年创办《国闻报》，在《<国闻报>缘起》中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汪康年1898年在《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中说：“呜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顽固，犹如吾国者乎？”日报之制，“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吴恒炜1897年在《<知新报>缘起》中推理道：报者，“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我国的研究者认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思想家关于报纸“通”的作用的认识，以及“通”对社会发展重要意义的论证，是有相当见识的，已有现代传播学的某些思想萌芽。但是他们没有把“通”看作报纸本身的职责体现，而是把“通”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因而又无意中使报纸“通”的作用局限在较为狭窄的政治范围内。（刘建明，1993：122）

虽然这里讨论的是报纸，但是“去塞求通”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播观念。关于这一点，词条的编写者似乎也意识到了，但这并非是词条编写者所说“现代传播学的某些思想萌芽”，而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古已有之的一种传播观念，也即我们所说的“传播之道”。并且，这样一种传播观念，不是源自近代报刊，而是源自更为古老的“路”及“交通”。

这里所说的作为“传播之道”的“通”，在我们看来，一方面是交通意义上的连通，另一方面是狭义的“传播”意义上的连通；同时，还包含了物理层面的“通”和意义层面的“通”。具体如下图所示：

这样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传播之道”，既是“交通”与“传播”的融合，同时也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两个维度、四个方面，其最终的指向是“通”（上图中间我们使用了甲骨文中的“通”）。这一思路，既可以克服“传播”与“交通”的分离，也可以避免物质与精神的简单二元论。并且，“通”本身也是一种“道”，这种“传播之道”也是“传播理论”的另一种表达。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传播理论的探讨，可以沿着“通”的思路来继续展开。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点到为止。

当然，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通”必然受制于“阻”（或“塞”）。这里所说的“阻”或“塞”，有时是受制于客观因素，如自然环境、技术条件、人类的文化差异等等，有些则是人为的，如断路、断交、断网等等。

五

结语

本文从现象入手，反思传播研究中“传播”与“交通”的分离，进而回到人类传播活动一个最为基本的逻辑起点——“路”，并从中国文化传统入手，从词源学的角度对“路”“道”“交通”等进行了梳理，最后形成了关于“传播之道”的表达——“通”。这并非是要否认既往传播研究，而是基于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对于传播研究的一种理解，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结束本文前，再对这一新的可能的两个方面做简要说明。

第一，以“路”为“媒”，拓展传播研究的对象。即便在人类越来越依赖网络的当下，使得网络社会运转的则是包括了道路、电力、基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除了信息流之外的物流。对于人类生活而言，物流甚至比信息流更为根本。无论是对于物流，还是对于“路”的关注，与当代技术哲学的“物转向”（杨庆峰，闫宏秀，2011；汪民安，2015），以及传播研究中对“物质性”的讨论（丁方舟，2019；默多克，刘宣伯，芮钰雅，曹书乐，2019；戴宇辰，2020；王鑫，2020；曾国华，2020），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本文对于“路”与“传播”的讨论，较之既往关于媒介物质性的讨论，更加关注作为基础设施的“路”，并由此把传播研究推及现代传媒出现之前经由道路交通所进行的传播活动以及“路”本身。

第二，由“路”及“道”，“通”为中文“传播之道”。本文不仅仅停留在对于“传播”与“交通”的再度融合的强调，而是延伸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路”与“道”的关系，由“路”及“道”，实践中西方话语的有效对接，并形成以“通”为核心的中文“传播之道”的表达，由此彰显“传播”与“交通”相关讨论在中国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独特含义。正如余也鲁在四十多年前所说的：“传的艺术已经深潜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整合。”（余也鲁，1983：XXVI）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方面工作的进展，还极为缓慢。我们这样的一种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余也鲁先生的一种告慰。

目前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讨论，只是一个开始，由于篇幅所限，很多问题无法展开。但是我们希望这样一个话题能为中国传播研究开启一个新的“问题空间”，进而与西方传播研究展开学术对话，最终企及中西方学术话语、传统与当下、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通”。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