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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录·文本·资料: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文献基础 古代通俗小说的学术史已经表明，建设一个完备、扎实的文献基础，对于该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试想:如果没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等目录;没有《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等文本库;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系列资料汇编，古代通俗小说研究，恐怕难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正鉴于此，近代小说研究，也应首先建立自己的文献基础，唯其如此，其学术发展，才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迄今为止，近代小说的目录，主要有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王继权等《中国近代小说目录》（1990）、［日］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前两者缺漏甚多（阿英主要是记录自己的藏书，王目则不收翻译小说），后者虽著录的小说数量很大，然亦有明显不足:即多据二次文献编成，未及查核原书，误收误记不在少数;且不注藏处，使用不便。因此，很有必要重新组织团队，在实地调查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编撰一部真正完整、可靠的《中国近代小说总目提要》，它应兼收翻译与创作，单行本与连载本，并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与精善的编撰体例。 近代小说的文本，目前主要有两套，其一是台湾文雅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大系”，凡37册78种;其二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凡79卷405部（长篇206部、短篇199部）。尽管这两套丛书广为研究者所使用，但作为文本资料库，它们的数量仍然有限。故亦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编印更为完备的《中国近代小说集成》，可分为“近代翻译小说集成”（单行本）、“近代创作小说集成”（单行本）、“近代报刊小说集成”（连载本）等系列。凡是单行本均应附以版权页书影;若是连载小说，则可依期刊或报纸为单位分别编排，以便进行相关的专题研究。 研究资料方面，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孽海花资料》、《老残游记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等，均曾嘉惠学林良多。但数十年过去了，近代小说研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亟待补入;更为重要的是，除四大小说家、四大谴责小说外，其他小说家如包天笑、陆士谔、周桂笙、陈景韩、损公等，也有编辑资料汇编的必要;甚至若干重要的期刊与报纸，也应编辑相应的资料汇编，如《新小说研究资料》、《时报小说研究资料》等。 虽然，上述三项工作均十分繁琐，且工程浩大，但它们事关整个近代小说学科的学术未来，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要坚守学术原则，不浮躁，不贪功，不做学术豆腐渣工程。只要确立了学术目标，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总有实现目标的那天。 二 海外·口岸·京都: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地理范畴 仔细检阅数十年来的近代小说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探讨的乃是上海的近代小说史。当然，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重镇、尤其是近代小说的生产中心（包括编撰、刊载及出版），它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如果研究的目光过于集中，则可能会导致近代小说研究失去应有的学术丰富性与完整性。事实上，近代小说产生与流传的空间，十分宽广。笔者认为至少要将如下三个区域，纳入近代小说研究的地理范畴: 1.要关注海外。这里所说的“海外”，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国文人留学或旅居日本、香港、澳门、南洋、夏威夷、旧金山等地时，撰写及发表的近代小说，包括一切与近代小说有关的活动（如创办报刊、开设出版机构等）;其二是指海外人士（尤其是传教士）用中文撰译的近代小说。 2.要关注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之外的口岸城市，如广州、天津、汉口、青岛、厦门、宁波等，研究这些口岸城市近代小说的编撰、出版及流通情况，并进行彼此的比较研究，考察其中的历史共性与区域差异。 3.要关注京都以及其他内陆大城市。作为传统文化之象征的北京，虽然近代小说的发展步伐较上海迟缓，也不如上海那么繁盛，但是《京话日报》、《北京女报》、《白话国民报》、《爱国白话报》等清末的北京报刊上，也刊载过许多近代小说，并形成了独特的“京味”小说流派，涌现出损公、剑胆、冷佛、自了生、市隐等一批多产的小说家，值得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更何况，有了“京都”与“洋场”的对峙与交流，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审视与评估，才会愈加客观，愈加细致。 三 翻译小说·创作小说: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具体对象 就具体对象而言，目前的近代小说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创作小说，而甚少涉及翻译小说。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格局的偏颇，譬如日本的樽本照雄教授、山东大学的郭延礼教授，均曾予以指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盖在于: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小说只是外国小说的译介，研究价值不大;翻译小说文本的整理与出版，十分薄弱，研究者检阅使用不便;此外，翻译小说的相关研究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搜检不易，也制约着翻译小说研究的学术发展。 不过，对于中国近代小说史来说，翻译小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作品数量看，翻译小说几乎可与创作小说等量齐观;从产生时间看，近代小说的繁盛，始兴于翻译小说;从实际作品看，晚清的文人并不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语言转换，故翻译之时，往往融入了自己的改编和创造，时曰“译述”或“撰译”;从历史影响看，翻译小说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政治社会法律文化，也对近代创作小说文体的形成与演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近代翻译小说研究的学术空间颇为宽广，再加上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外文水平的整体提高，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日渐增多，凡此，均有利于此课题研究的深入展开。哈佛大学韩南教授，曾经找到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英文原本，即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的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通过中英文本的比较，来考察晚清中国文人对西方文化及文艺观念的吸收、改造及排斥等情况。韩南教授的个案研究，富有学术启发意义。当然，进行母本与译本的文学文化比较，只不过是近代翻译小说研究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此领域仍有许多基础性工作亟待进行，譬如近代翻译小说目录编制、近代小说译者群体研究、近代翻译小说底本来源研究、近代翻译小说类型研究等等。 四 政治·文学·技术: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切入层面 近代小说的兴起和繁盛，是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及物质技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三者理应成为近代小说研究的三个主要切入层面。数十年的研究史，经历了从偏重政治因素→偏重文学因素→偏重物质技术因素的变化过程，迄今而言，各层面又出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因素层面，不再停留于对“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的阐述，而是将近代小说置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之中，作为历史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载体，来予以剖析考察。譬如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来探讨近代小说所蕴涵的思想史意义;譬如从传播西方科学法律的角度，来审读近代侦探小说的盛衰史;譬如从城市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文人的城市生活与城市写作等。 文学因素层面，则将近代小说视为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纵向环节、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的横向环节，从单一的小说文体研究，渐趋多样化的专体研究（如侦探小说史、言情小说史、滑稽小说史等）;从笼统的文体研究，转入具体的文体元素研究（如语言、结构、情节模式等）。 物质技术层面，此是目前近代小说研究的热点，随着学术力量的增强，其研究课题呈现出分工化、微观化的特征，譬如对小说期刊、小说报纸、各地区出版业、重要的出版机构及著名出版者，均有不同的研究者群体，在进行着较为细致的个案研究，这对于梳理近代小说的生产史与传播史，至关重要。 上述各层面的新动向，庶可视为未来较长时间内近代小说研究的又一学术空间所在。值得指出的是，所谓“政治”、“文学”、“技术”三个切入层面，目前似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疏离与脱节。而实际上它们乃是关系密切的一个整体，就具体的微观课题来说，无妨各自为政;但对于整个近代小说学科、对于近代小说史研究来说，此三者必须兼蓄并包，互为学术支撑。 原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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