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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东说，“小说比写诗更容易生存，诗歌这种方式天生就是没有功利的，甚至说是无用的。而正是这种无用性，保证了它的单纯。没有用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或许更重要。”
韩东，诗人，发表有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等
野夫，作家，著有小说《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等 韩东：诗歌是无用的东西，这保证了它的单纯 问：你1980年开始写诗有三十多年了，199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也快有二十年了。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诗人还是小说家呢？ 韩东：现在诗人的名声不好听，影视剧动不动就调侃诗人，各种外行都揶揄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更愿意是个诗人。诗人老是被调侃，这是社会有毛病。在比较文明、正常、细腻而不是粗糙的社会里，诗人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你懂不懂、理不理解，那是你的事，但有这些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问：你如何评价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 韩东：小说比写诗更容易生存，因为诗歌这种方式天生就是没有功利的，甚至说是无用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所有无用的东西，大家都不太去关注，因为这种无用无功利，不能使他们安身立命。而正是这种无用性，保证了它的单纯。没有用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或许更重要。 问：“香港诗歌之夜”北岛是发起人，你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也参与了，实际上你们这两代人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早期的全民诗歌热潮。 韩东：那时候也不是全民的诗歌热。在每个学校或工厂，可能都有文学社团，都有喜欢诗歌的人，但真正的比例还是很少的。那个特殊时期，所谓的全民皆诗那也是年轻人，年轻人没什么玩具，他们的叛逆和情绪寄托会很自然地转向诗歌。 问：你这一代诗人怎么看北岛他们？ 韩东：北岛他们是先知式的人物，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弑父”情结，这是一种美学上的反叛。所以我觉得将来的年轻人，会在青春叛逆情绪下，反抗我们构造的一些美学方式、诗歌方式。要打倒谁，超越谁，其实是看重谁，这是太好的一件事。 问：你说过“文坛上永远充斥权力，只不过看权力落在哪边而已，二十年过去，也许八十年代生的作者就有了自己的权力，成为德高望重的权威，这就是历史循环。”那权力已经落到你们身上了吗？ 韩东：这个是很狭隘的“权力”，谈不上普通意义上的权力，不能左右任何人的生死。有的人是拥有这样的权力，可以给一些人评奖，可以让一些人瞬间知名度提升，也可以让一些人进入文学史。我没有这样的权力也很警惕，最多我觉得好的东西会大声疾呼好，仅此而已。 侍母病 没有什么 只是陪她坐着 陪她无所事事 用两个人的力气想 要吃饭，要恢复健康 每天都有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用她的眼镜看窗外的群山 看激越的闪电 如此明丽 就像在儿童的眼睛里所见 用我的眼睛看她尖细的骨头 轻巧犹如小鸟的翅膀 正穿越乌云 唉，垂暮昏沉的是我 聒噪绝望的是我野夫：一切不自由的领域都没有诗意 诗人这个群体，在精神层面上说应该是强势者，而在物质层面貌似成为了弱势者，这几乎是诗人的宿命。似乎上帝创造了这样一种珍稀种群，就是命定他们来人世间体验苦难和黑暗的。所谓的贵族和宫廷诗人，本质上不算诗人了。真正的诗人，是歌德形容的痛苦的笼鸟，是中国古诗说的“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诗人应该安于这样的物质弱势，也足以享受他的精神优越。 今天这个时代，是个反诗性的时代，诗歌的式微也是必然的，诗人的从俗也是命定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虚张浮华之中，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 1980年代被称作是现代诗的“黄金年代”，我也经历过这个年代。80年代，我也是个狂热的诗人，并组织了“剥枣”诗社。因为我们是在八月成立的诗社，诗经有句叫“八月剥枣”。 那时几乎整整一代中青年人，都坠入了诗歌狂潮。即使不写的，也爱读。全国诗歌社团几万个，各种文学刊物办的诗歌班，学员累计至少总数突破几百万。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当然不正常，一个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多诗人。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狂热的时代，崛起了真正的诗群。可以说，今天诗坛上活跃的多数诗人，都是那个年代诞生的。新诗的经典之作，也多是那个年代的成果。因此不能说是虚假繁荣，应该视为是积压之后的爆发，但这不是正常的，也因此后来多数人退出了诗歌圈。至于未来，凡是号召要做大做强的什么，都与诗歌无关，因为其精神本质，是反诗歌的。 “诗意”被经常用来描绘人或事物的美好，在我看来，“诗意”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所理解的诗意，自由是第一本质。一切不自由的领域，都没有诗意。诗意的栖居，是指人在大地上的自由存在。诗意的作用，是给人类示范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如果诗歌走上一种钦命的道路，那就是诗歌的死亡。 我的作品中“江湖’是个关键词，江湖当然是一种标志性的诗意存在。庄子是中国诗性哲学的开山鼻祖，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赋予了其完美的诗意，是自由和叛逆的载体。中国古典诗歌，太多抒写这种江湖情怀和精神世界的。江湖是诗人的摇篮和封地，庙堂是诗歌的坟墓。 @土家野夫：“诗歌本质上就是小众的，就必然是受冷落的，在西方国家，也没有那么多诗人。在现世安稳俗气逼人的时代，诗歌注定是平庸的。” @某人韩东：“如此平庸的文字，谈诗之平庸。可怜见的。” @土家野夫：“阁下刚获了个诗歌奖，是不是顿有伟大了的幻觉啊？经常看你喜欢出口损人，老大不小，收敛点吧。” @某人韩东：“我只谈你的文字，不谈你的动机……若谈动机，您一向灵魂高尚，可文字一向平庸恶趣，跟不上啊。” 作家野夫在微博上感慨“诗歌注定是平庸的”，却惹恼了诗人韩东。两人你来我往，引发了一场关于诗歌的笔战。 作家陆天明写道：“诗歌本质上是小众的？谁说的！请再想想，看看诗歌史的事实。应该说，被当代某些人硬性做成了'小众’的。现在有人正在把整个文学做成小众的，还说这就是'文学’……” 作家蒋一谈说：“当代中国三十余年的诗歌是最深切、最具人性关怀和解放的中国文学史，其文化成就远高于小说和随笔。” 《收获》杂志叶开认为：“诗歌如果靠巨变，那不如不要诗歌。如果诗歌的黄金时代要建立在国家败亡混乱之际，不如不要黄金时代。” 作家徐晓则认为：“正因为是小众的，能坚持者能够忍受孤独与寂寞，则一定不是平庸之辈。当诗歌成为大众文化时才更可能是平庸的。” 将这场关于诗歌的论战解读为“文人相轻”未免过于敷衍，不如看成一场久违了的对诗歌的怀念。回头看看，从《诗经》、《楚辞》到李白、杜甫，再到80年代的海子、顾城……多少人禁不住在心里惊呼：“中国，你的诗歌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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