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辽东风云：大明辽东乱局

明末，明王朝大厦将倾，但危机中也孕育着变革，旧秩序崩塌的同时亦有新秩序的重建，历史的车轮仍滚滚向前。后金政权不断从辽东汉族地区和朝鲜半岛汲取资源、人口、技术等社会发展的养料，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灵活的贸易政策等优势在明末乱局中逐渐崛起，进而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明末，辽东地方政府、抗金势力、后金政权均与朝鲜发生着贸易往来，其形态各异、作用各不相同，在明清政权交替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后金政权占领辽东之前，武官豪强兼并土地、赋役繁重、军民逃亡等社会乱象愈演愈烈。明政府处理蒙古、女真周边民族问题时政策僵化，贻误巩固边防的最后时机。后金集团不断壮大。辽东贡路中断前明朝与朝鲜的贸易内容依旧如前，各级官员勒索无忌，朝鲜君臣对明事大仅流于形式。后金政权在政治、军事制度的建设上寻求突破，但对外交往时仍坚持“求和”方针，为进攻辽东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条件。后金政权建立后更加积极吸纳朝鲜的经济资源，努力维系边境地区的贸易渠道。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明末，努尔哈赤的民族统一大业基本完成，在区域政治较量中逐渐占据主动。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后金统治者乘辽东凋敝、朝鲜疲弱之机，加快军政体制建设，发展社会经济，最终在严峻的挑战中抓住机遇，开创了问鼎中原的新格局。 

明末的辽官与辽民辽东行政、军事、监察三个系统本应相互协作，相互监督，集中边疆的人力、物力构建多维、牢固的边防体系。然而，明末国家僵化、分裂的官僚制度对辽东官场影响颇深：文臣与武将，流官与地方势族，各职能部门官员之间，毫无同舟共济的精神，立场泾渭分明，冲突不可调和。他们缺乏忠于职守的信心，贪污腐败时各显其能，边事难以取得进展，王朝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辽东官场矛盾错综复杂，明廷推选的流官与地方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万历末期，其矛盾焦点集中在如何应对努尔哈赤启衅等问题。宽甸一带“贡夷”与民杂居，辽地残破，辽民逃散，努尔哈赤等伺机劫掠。总兵李成梁、督抚蹇达、赵楫等认为军民屯聚“近虏”之地日久，生齿益繁，难以控制，“东虏”常以此为借口入边劫掠。如果六万余人尽归故土，变乱速平，屯种、服役人口亦可增加。退地之举符合明廷抚夷安边的保守防御政策，故万历帝对赵楫、李成梁、努尔哈赤等参与此事的官员大加升赏。 

但这一举措忽略了宽甸等六堡军民住种纳粮，为固守边地做出的积极贡献。粗暴的迁徙政策不仅剥夺了东部遗民的全部产业，并且缚之以重役，所以“弃地之民宁死焚溺、死冻饿，终不肯回”。近边四百多里土地的丧失不仅破坏了经营数十年的东部防线，而且该地丰富的资源落入努尔哈赤之手后又增强了其对外征伐的野心和实力。明廷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此事的危害，遂推选熊廷弼巡抚辽东，勘明弃地缘由。熊廷弼调查之后奏报了辽东涉事官员“媚虏”之罪。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等言官更是将“长有东土”、“思取朝鲜而郡县”等割据称王的帽子扣在李成梁为代表的辽东豪族身上。 

辽东豪族权势与财势极大，与高淮等相互勾结，共同为害一方。明廷委派的督抚等官在施政过程与地方势族产生矛盾，相互攻讦，政令多难以落实。所以，明末国家的专制力与基础权力在辽东地区均大为削弱。熊廷弼曾议增兵万人于辽阳、开原、广宁之间防御努尔哈赤侵袭辽镇，但“边臣玩愒苟且，习为固然”，招募拖延或以“老弱充数”者甚众。明廷虽设法惩治蔑视政令之边臣，但新调将官在御敌与抚夷等方面缺乏实际经验和地方支持，难以改变“边事废弛，生灵受殃”的困境。言官不断弹劾辽东巡抚杨镐等屡荐李如梅为辽东总兵的行为，李怀忠、李效忠（均为李成梁之孙，李如松之子）等豪族成员始终未得重用。努尔哈赤公开征辽后，朝臣一面提议起复宿将，一面责难辽东将官的战守不利。抚顺、开原、铁岭等城陷落后，言官再对李氏集团群起攻之。辽东官场明争暗斗、人心浮动不安，实为中央党争的延续。李成梁等辽东将官在败坏边政、纵容努尔哈赤壮大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党争而全盘否定其御边作用则给辽东军事行动增置了障碍。明熹宗即位后，上至经略下至辽东守备，文武将吏反复更迭，各官难以同心御敌。辽东官场分崩离析，各将结营自固，直接导致开铁、辽沈、锦义等地依次失陷。辽东管理体系内部对待努尔哈赤的剿抚政策分歧严重。

辽沈危急时刻，明廷的御敌策略在主动出击收复失地和坚持熊廷弼主张的“密其防御”之间始终摇摆不定。熊廷弼三统辽东，期间经略袁应泰、巡抚王化贞等各持己见，系统的防御方案很难稳定发挥作用。 

明廷财政困窘，辽东饷匮兵乏，边臣只顾利益之争，罕有革新之志。明清战争期间，辽东文臣仍以天朝官威俯视周边藩属。将官在御敌之时亦不忘搜刮财物以肥己身。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六月，朝鲜圣节使尹晖申请人情费用二千两，除送礼部、兵部外，经略杨镐及辽东诸将皆须送礼，礼单先至然后可以通融，若不厚给人情物资朝鲜行使过程将有诸多阻碍。朝鲜国王指出：使行公贸而来定会遇到镇江丘参将“拘碍”。朝鲜使臣评价此人甚为“奸猾”，“最难当矣”。八月，熊廷弼与朝鲜运筹合作抗金方案时，朝鲜使臣经辽东都司衙门仍需准备人情礼单，厚馈都司。都司贪风不减，始终不给准确勒收额度，不许勘合、车辆等物资。其“无厌之求”使朝鲜使团无法按期前行，使臣财物被搜刮殆尽时都司长官方给出行公文。辽东都司征索人情时肆无忌惮，“每次阻搪他事尚然，况此大举征虏之日”，朝鲜使臣“闷迫”至极。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经略熊廷弼核实标下左翼营游击陈伦盗军饷三千二百四十两，包娼奸宿，遂伏诛问斩。明廷精准道出辽东官场乱象：“辽左向来法纪纵弛，武备衰废”，监军赞画及各道官员不能稽查将官侵盗钱粮、虚领冒占等行径。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熊廷弼总结辽东官场症结：“文骄恣而武贪懦，下懒傲而上纵徇，全被一宽字所坏。”官场徇私、贪腐的氛围很难改变。 

兵祸与自然灾害使辽东民众常困于饥馑，典妻卖子亦不得活命。万历后期，关内十岁儿童价不值一二两。即便卖子换得银一钱半，未过十日已消耗殆尽。村民卖子有时不过三四钱，甚至一钱。辽民生活更为凄惨。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后，辽东旱涝灾害颇重，宁前、金州、复州等地纷纷受灾，赋税虽有减免，但粮饷所欠更多。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辽东宽甸、海州卫、盖州卫一带地震，努尔哈赤又随时攻打辽阳、广宁等处，民众生命脆如枯槁。蒙古诸部频犯广宁、锦义等辽西地区，将官惨死，军民粮储被劫掠一空。辽阳、海州腹地一带灾害略轻，但赋役繁重，生活难以维系。宽甸、镇江等沿江地区实行清野坚壁政策，民众要么奔向朝鲜，要么投身女真聚居区。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于叆阳、宽甸、抚顺等三路要害处设筑长城以防明军出入，又兵围清河堡等地，边民溃散。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各处援军纷至辽东，军士沿途骚扰，驿递市舍惨遭蹂躏。辽镇强壮者须入籍为兵，次则地区“议输议籴，盖藏将尽，出牛出车，物力已磬。”明廷许海、盖、金、复、岫岩、三岔河一带组建团练，募民自守。当地守备和生产力量尚有一定保障。但援军、“降夷”杂处民庐，凌虐百姓，即便百年大族亦不可避免家破人亡之惨祸。泰昌元年（天命五年，1620），辽东大旱。辽西千里赤地，辽东地区收成极低。分守辽沈大军已踰十万，计岁该二百万石方足军马粮料之费。当此珠桂之秋，辽地召买已属无望。”牛庄至广宁区间驿站残破，沿途荒无人烟。河东“海、盖四卫，耕种稍宽，然近苦海运，养牛之家，供役输挽，耕耘无暇，援兵驻札地方，散在村屯，籴卖不出，民间窖藏无余积。”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先后攻破沈阳与辽阳，民间财物被搜夺一空。辽民被驱至城北，皆须自髡，否则身首异处。其兵役颇重，一户五丁抽三或三丁抽二。后金将辽东各处屯民尽驱出塞，盖州耀州驿等处男妇二十余万北行时，因闻镇江之事暂寄海州城外，男不许挟赀，女不许缠脚，冻馁枕藉，境遇甚惨。倾巢之下的辽民毫无地位可言，财产荡然无存，生命亦可随时丧失。 

(2)后金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外交策略

明末，努尔哈赤创制满文、组建八旗、设置职官等措施为国家的建立准备了各种条件，但仍以“恭顺”姿态换取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万历初期，女真各部蜂起，相互混战，努尔哈赤积极争取明朝支持，对女真其他部落“恩威并施”，迅速统一了建州五部。 

壬辰战争以后，努尔哈赤用近二十年的时间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女真部落。万历二十四年（1596），朝鲜官员申忠一对建州女真社会组织进行了评述。层级分明的统治秩序从居住环境上可见一斑。努尔哈赤所居城内设木栅，家族成员居住核心区域。其下属军民根据身份依次向外延伸：亲族居城内、诸将及族党居城外、军人居外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各部酋长皆居赫图阿拉城，遇有战事则传箭各部备粮汇兵，听努尔哈赤调派。毛怜卫等女真部落不断以战马、貂皮等物为礼报投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当时已统辖三十卫，其中二十余卫属主动投降。女真远近部落相继归顺，蒙古等兵投属者亦众。建州女真军事警备及战略物资配送制度相对完备，各部酋长亲治耕种，政权已具有封建形态。社会文化发展迅速，朝鲜边官评价女真官方文书“意点言甘，文义通常”，认为其“智渐长”。图们江流域忽剌温部并努尔哈赤吞并前已掌握铁器、焰硝等制作工艺。这些资源皆为努尔哈赤所并。当时社会普遍流传：女真“风俗比中国十分醇好，无赋役，无盗贼，外户不闭，朝出暮还，自事而已”，与辽民赋役繁重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女真聚居区的辽民“不思逃归”。然而，新投顺的女真部落及底层女真民众仍须负担军役与劳役，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更为赤裸。后金建国后，其统治区域内资源极度匮乏，生产、生活资料十分短缺。万历四十四年（天命二年，1617），辽东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努尔哈赤为保障治下民众生计加快了向外扩张的步伐。 

万历后期，辽东边臣仍以贡赏之策羁抚蒙古、女真部族。此政策对待蒙古小部零寇行为尚且有效，但难以凭此抑制日益强大的女真集团。努尔哈赤逐渐吞并女真各部并建制称汗，其部众常违制入关讨要封赏，公开与明进行界务之争。但明廷、朝鲜为使努尔哈赤等不生事端，仍以安抚为主，待其颇厚。努尔哈赤本部距朝鲜边境较远，在无力与明相争之时，尽量保持“贡夷”身份。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朝鲜光海君即位。努尔哈赤立即献貂皮八十领，朝鲜亦遣边官按其价回以木绵若干。同时，建州女真恢复中断三年对明朝贡之礼。努尔哈赤“麾下八百名于京师，争赏银之多少，其侮贱中朝者甚矣”。辽东将官无勇，兵丁不足，军饷不济，边情叵测等弊政始终未得到解决。建州女真则日益强大，握精兵三万有奇，勾连东西各部，常“借粮于朝鲜”。兵祸已蔓延至辽东门庭。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已统一哈达、辉发、乌拉等海西诸部，开始积极谋划吞并叶赫部。其联络“x西虏”卜儿亥等部抢掠北关，近逼开原、抚顺、清河等地，巡抚辽东都御史张焘告急。明廷招募兵一千七百余名，合麻承恩一千二百九十余名，曹文焕一千名，组建四千人的营兵赴辽援救，并停止关市参貂贸易。明廷给叶赫部提供火器与砲手以示力援。努尔哈赤面对辽东强硬的应对方案不得不请罢南关新垦土地，并遣子入质以缓冲明廷的军事压力，进而集中力量征服叶赫。努尔哈赤利用明廷内部矛盾，迎合明廷安抚避战的御边意图，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616）后金建国，努尔哈赤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女真集团的最高权力。寇掠辽东边城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但其营造的“唯命是从”形象使明廷放松了对其高度戒备的状态。后金政权可以继续韬光养晦，从贡赏、边地贸易、吞并他部中获取巨大利益。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后仍打着“求和”的旗帜，释放“许贡而后罢兵”的信号，意图明廷弛行驱剿政策。 

努尔哈赤征服沿江女真部落时对朝鲜主动交往，但态度强硬。朝鲜经过壬辰战争后，民生凋敝，军事弹压与经济招抚已无法驾驭女真集团。万历三十四年（1606）五月，朝鲜国王派陪臣尹炯奏报明廷，“海西卫夷忽喇温与建州夷努尔哈赤结为婚姻，屡谋侵犯朝鲜”，遂“请降敕谕禁二酋”。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无视朝鲜边防，借朝鲜近道兵劫回波部。努尔哈赤吞并忽剌温部后，欲代其纳贡朝鲜，领取俸禄。朝鲜虽婉拒其请，但仍以赠物的方式维系孱弱的北部边防。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辽东局势紧张，义州府尹李克信“设棚习阵”，陈兵江上”，违背了“谨慎”的外交原则。朝鲜备边司认为此举使“上国之民，骚动撤去，老酋亦得以借口”越边用兵，遂议“斩李克信头，枭示境上”，向各方明示谨小慎微、绝无他图的防御态度。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后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若朝鲜出兵援助辽东，其必将攻打会宁、三水、满浦等边镇。朝鲜咸镜道人口自来数少，不比他道十分之一，逃往铁岭、沈阳之间不知其几，余者饥馑异常。六镇郡邑凋敝，土兵流散，官属逃移，粮谷多被私用，政府无计实边。 

朝鲜急遣庆兴、会宁通事入努尔哈赤驻地解释安抚。“奴差连续出来”，言“怨天朝诱我国之语”。沿江一带除江界、满浦、昌城、朔州、义州等城池比较完备，其余则“城不过丈余，濠不过数尺，决难入守也”，朝鲜只能实行清野守城政策。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明廷围剿努尔哈赤三路皆败，朝鲜援军亦损兵折将。后金释放大量被俘鲜军，“约以通和息兵”。后金官差可自由往来于满浦等镇，朝鲜待其颇厚。后金使臣进入朝鲜国境自此而始。  

光海君虽有通金倾向，但朝鲜的政治总体方向为对明事大。所以，朝鲜与后金之间的互动仍恐明廷知晓。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三月，朝鲜担心明廷在镇江、宽甸布防时了解满浦动向，欲将后金领俸、信使往来等“相通”之事移至会宁。朝鲜担心后金寻衅出兵亦不敢大力接济明朝。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五月，东八站地区陆续为后金所据，镇江已有辽民逃至义州。朝鲜若拒收辽民则担心明廷收复辽东后谴责其有失大义；若庇护辽民又恐后金入境杀掠而遭至兵祸。最后，朝鲜既不阻拦后金信使在义州越江行为，也不拒绝辽民潜相入境。后金与朝鲜相交只是攻取辽东过程中的战略安抚，如其将官所言：“我若得辽，则何必与朝鲜相和？”可见，明廷与朝鲜的羁縻之策只能给后金从容进军提供良机，无法真正摆脱被侵占、劫掠的军事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