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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哲学的中国表达 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结构 以往对于 中国哲学的理解 多依据西方哲学 关于哲学的 各种观念如： 唯物论、唯心论， 本体论、认识论， 存在论、生存论 等等 按照西方哲学 理解中国哲学 可以说是 张冠李戴 然而如果承认 中国也有哲学 如何理解 中国哲学 与西方哲学 相区别的特质 特别是 中国哲学的哲学性 是在何种意义上 呈现的 如果中国哲学也是哲学 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 那么这 两种哲学的 共通性何在 上述问题正是 我们要以人类性思维方式 重新理解哲学的根本原因 上面对哲学 与人的生命本性关系的分析 也正是在人类意义上展开的 这一分析 从人的自然 同质性意义上 适用于人类 历史上的 各种族群 是超越具体文化的 具有普遍性的阐释 以这种阐释为依据 我们可以 对中国哲学 进行符合其 自身之所是的 理解与阐释 前面讲的关于 “做什么样的人”及 “怎样做人”的问题 可用所谓 终极价值、终极根据 以及最合理的方式等 话语表达 但是这些话语方式都是西式的 如果改用中国的话语表达方式 会更简洁，这就是“做人之道” 相应的从“应”的 可能指向上来说 也可表达为“道” “道”在当代 中国人的 观念当中 已经成为 具有西方 本体性存在 意味的概念 这种理解与对《老子》 所进行的西式理解有关 按照西方的，本体论思维 “道”具有终极根据的内涵 但是“道”在中国的思想中 实际上表达的是两重内涵： 一是行动的方向： “道不同不相为谋” 二是行动的方式： “一达之谓道” 当然 在“道”在人们之间 相互传递的意义上 还有“道说”的含义 但这一含义 是引申来的 “道”在哲学的 意义上表达的 也即就是那些 具有终极性的 方向与方式 因而关于 “做人”问题中的 终极价值与方式 也都可以用 “做人之道” 来作表达 也就是说： “做人之道”，完全可以表达 以西方概念，所表达的关于 “做人”的 终极价值 终极根据 终极方式 如把“道” 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分开并用，中国话语来表达 那么 这三个方面 的内容就是： 道、理、术 道、理、术 既是从人类的意义上 理解的哲学的实质内容 也正即是中国哲学 在内容方面的结构 在人的 生命问题 的意义上： “做人之道” 也就是人的 “生命之道” “做人” 作为人的，生命问题 所具有的，根本性 决定了 这一个问题 只能由哲学 这种具有 根本性和 终极性的 思想活动 来作解决 因而 从人的生命本性 与哲学的关系上 我们把哲学 理解而为求索人的 “生命之道”的学问 “生命之道” 当中蕴涵着 道、理、术 三个方面的内容 “生命之道”所包含的 道、理、术 从具体内容上来说 可以概括为： “人之道” “形上之理” “做人之术” 人的 双重生命本性，决定了 人是“有问题”，的存在 人的问题 根本上是： “做人”的问题 “做人”问题 就是人“应当” 怎样子的问题 “应当” 的指向 或判断 即“道” 人“应当”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就是“人道”或“人之道”的问题 “人之道”是中国式的表达 按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 人的“终极价值”及 人的存在意义问题 两种表达的区别在于： “人之道”是关于 人的行动与实践的问题 这一问题源于 人的生命本性 而“终极价值” 与“存在意义” 问题根本上 虽然，也是 行动性问题 但西方知识论 的哲学传统中 往往只停留在 对人的 自我理解的 知识论后面 进而成为 与人的行为无关的 在人之外的抽象知识 因而 对这一问题 只适于运用 中国式表达 哲学所求索的“人之道” 不是人为的主观设定 而是建立于坚实的 理论基础之上的 这种理论基础是对人 及其生活世界的理解 这一种理解 具有形上性 因此是一种 “形上之理” “形上之理”，是一种建立在 形上知识基础上的理论系统 “形上知识”不同于关于 具体事物的“形下知识” 但作为知识 也必然具有 知识的性质 即客观性 这种知识，是对人的 形上领域的认识成果 当然具有，客观性 其核心是对人性的认识 当然 这种认识及其 所形成的知识 在根本上属于 人的自我理解 带有主观性的成分 但形上知识的理解 不是人的主观想象 而是对“客观”存在的 人的形上本性的把握 在这一种关于人的 “形上知识”基础上 形成对人的生命 及其生活的具有 整体性的理论 这种理论，并不是 独立存在的知识学说 而是作为为“人之道” 提供理论基础的理论体系 即为“人之道”的终极价值 提供的“终极根据” 哲学所要解决的 问题在根本上是： 人的“做人”问题 因而哲学的方法 针对的也是“做人” 而“人之道” 要解决的 是做人的 方向问题 “形上之理” 为“道”确立 终极的根据 关于“做人”的“道理” 并不是一个理解性 或者知识性的问题 而是实践性的问题 “道”与“理”的明确只是 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 而“怎样做”的问题，并没有 随着“做什么”的明确而明确 也就是说： 知道“做什么” 并不能保证 做到和做好 因而 关于“怎样做”的问题 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问题 就是关于“做人”的 方式与方法的问题 中国式的话语表达 即就是“做人之术” 哲学意义上说： “做人”并不是 一个形而下的具体问题 而是具有形上性的问题 “做人之术” 针对的也不是 形而下的具体问题 而是形上性的问题 因而“做人之术”的 “术”其实是“道术” 即具有“道”的 层次与境界的 方式与方法 也可以说是在人的 根本问题意义上的 具有形上性和原则性 的方式与方法 这种意义上的“术” 也即系“终极方式” 哲学 从其存在的意义上看 是人的自我理解活动 这种活动源于 人的特殊存在方式 人的特殊存在方式即 人以自身参与 的方式存在 人的“自身参与” 决定了人需要对 自身的活动方向 做出选择 这种选择，具有“应”的性质 而其选择的方向即“人之道” 但由于人的自为选择是有意的 因而就要对这种选择进行理解 理解的根本在于 确定选择的根据 在这一意义上 “形上之理”即系 “人之道”的根据 只有建立在 “形上之理”基础上的 “人之道”，才是一种 非盲目性的自觉选择 当然，“人之道”在个体的意义上 可以不依赖于“形上之理”的支撑 而只需个体以直观的方式把握道 但是 在人的社会性的意义上 人要把“道”“道说”出来 使他人“知道” 这样，“道”就需要转化为 可为人类理解和把握的“理” 这种“理”具有知识的特点 “理”本身，也要求成为知识 知识具有，可普遍化的性质 “道”有必要作为知识 才能实现其社会价值 在这一意义上： “理”是“道”的 可普遍化的 知识性根据 “道”是“应” 所指向的 价值方向 为何“应”，对于个体 无须在，理性层面 给出根据 只要个体 通过直觉 体悟认定 即就可以 但在社会的意义上 “道”之指示的“应” 必须给出 理性层面 的根据 这一种根据即“理” “理”的实质即“是” 即关于“道”的理性判定以及 这种判定的关于人之存在 及其关系之所“是” 的理解的根据 在这种“道”与“理”的关系中： “道”是“应”， “理”是“是”， “理”是“道” 的理性根据 “道”所内蕴的 社会价值方向 并非总是 不清楚的 因为“道”只是 人之“应”的方向的总称 在现实的意义上，总是体现为： 具体的具有永恒性的价值方向 如幸福，自由，正义等等 只有面对 具体而特殊的问题之时 “道”本身才会成为问题 而清楚的 价值方向 在本质上 并不总是 清楚的 即具体的，价值之所“是” 并不总是，清楚的 因为一个价值词，只是关于 某种方向与状态，的名称 而对于其内涵的理解 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这就有需要对于 价值之自身所“是” 进行确定与理解 这种研究与理解 也就是在探寻 “形上之理” 即关于价值的真理 只有清楚了，价值之真理 价值的方向，才会并不是 一种含混的，表面的名称 而是理解了其实质 实质意义之上 追求某种价值 价值才能成为明确 并具有可实现性的 真实目标 同时 对价值之所“是”的理解是 超越个人主观意见的 对其所是的把握 这种把握，具有普遍性 因而能够，成为具有 社会性的，价值目标 人们也 可以在相同的意义上 研究、探讨与追求 这种价值目标 特别是对于 社会价值目标 只有在其 内涵一致，的意义上 才能形成，共同理解 才能聚合，社会力量 进行目标明确的 社会改造实践 因此 “形上之理” 也可以成为 哲学研究的 独立内容 只是这种独立是在“道” 已经明确的前提之下的 而“形上之理”的 成果本身也具有 “道”的意义 是对“道”的明确化 就是说 “理”是对“道”之所“是”的认定 这种认定排除了把“道”之指向 作为名称所带来的任意性理解 而对“道”的实质进行了规定 这一种规定，就明确了“道” 在这一个意义上 独立存在的“理” 也就是“道” 只有脱离 “道”的语境 单纯研究价值 之所是的“理” “理”才会 作为在人之外 作为人的工具 的知识存在 这样的“理” 并不是“道” 并不是“道”，的“理” 只能满足于，知道 不会落实到，行动 作为“道”的“理”是，需要践行的 即是说这是由问题，本身引发的 由人的存在中的问题 所引发的与人的行动 有关的价值方向问题 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 就在于“理”是脱离“道”的 仅仅作为，纯粹“知识”的 “理”通常会被束之高阁 并未依人的 选择与应用 发挥着作用 这种作用，其实是在人 原有习惯轨迹中的作用 并不会改变人的 行动逻辑与轨迹 在这一意义上 “理”就失去了 “道”的意义 “人之道”解决是人的 “做人”方向问题 “做人之术”所解决的则是 “做人”的方式与方法问题 方式与方法也是蕴含在 “道”的范畴之中的内容 之所以 用“术” 来表达 一方面是 对“道”的 两层内涵 加以区分 另一方面是突出 表达哲学的实践性质 从实践上说 在目标明确 的前提之下 方式与方法 即“术”的问题 即成关键问题 例如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财” 是方向性的“道” 而如何获得“财” 也需要具足“道” 这一意义上的 “道”就是“术” 通常来说 在社会性 的意义上 “做人” 的方向性的“道” 是明确而稳定的 只有经历 长时间的，历史演进 才会发生，一定变化 这种变化突出的表现为 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哲学会在 这种变化的过程中 发挥突出的作用 甚至会引领 社会价值观 的变化 但人的 生活中，总会存在着大量 并不会，发生改变的价值 这些不变的价值意味着 作为行动方向的“道” 并不发生变化 因此在方向的 意义上的“道”虽然根本 但对于人的主体性来说 其可为的空间 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 哲学总是习惯性的寻求 超越社会价值观的“道” 哲学就会成为 反社会的力量 这与哲学本身的 社会性是相悖的 哲学可以作为 刺激社会的“牛氓” 但是，这种刺激 不是要否定社会 而是要使社会 更好的发展 更符合人性的要求 这样说来，在“术”的意义上的 哲学内容是哲学更重要的内容 是作为“实践智慧”在社会 与人的发展中起作用的 “人之道”与“做人之术” 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从人本身来说： “术”由“道”决定 即系指，何种“道” 决定了，何种“术” 只是在不考虑人的前提之下 才存在“做事”本身所需的“术” 做人与做事 无法作截分 因而 单纯的关于“做事”之术 或者只能够理论上成立 或者作为 纯技巧性方法 而在实践存在 另一方面 “道”要通过 “术”来实现 没有方法去 做到的“道” 只能是 实践之外的 理论之上的 可能 只有通过 恰当有效的 方式与方法 才能实现“道” 才能解决问题 这一意义上 “道”与“术”不可分 二者共同使哲学成为 面向人的生活实践的 具有实用性的“智慧” “术”应当是如何做的 最恰当的方式与方法 但是为何是最恰当的 不是“术”本身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需要 进行论证与说理 所说之理由于 “术”的形上性 也是“形上之理” 因而“理”与“术”的关系 同与“道”的关系一样 都是为其提供 形上性的根据 不同的是 “理”也可以就是“道” 但是“理”并不是“术” 另外，在事情 本身的意义上 关于“术”的“理” 也可具有知识性 我们对哲学的内容 从人类性意义上作 “道、理、术”的区分 要将哲学，所包含的 复杂内容，进行分别 但看这些内容的关系 可以说又是一个整体 这一整体可以概括为 求索人的“生命之道” 之所以这样概括 即是因为哲学，来自于由人的 特殊生命存在，所引发的 特殊的生命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即 寻求人的“生命之道” 在生命活动的 方向的意义上 可把哲学概括为： “求道讲理之学” 在生命活动的 方式的意义上 可以把哲学概括为 “生命的道术”或者 “生命的实践智慧” 总之 这些内容都属于 人的“生命之道” 前面讲到 对哲学的 人类直观 所得出的 关于哲学的 描述性理解 即“哲学是关于 人的生活世界中 各种事情的 终极性观念” 还是一种缺乏 实质内容的理解 而关于“哲学是对人的 生命之道的求索”的理解 则是基于 人的生命问题 在实质内容上 对于哲学的 进一步理解 “生命之道”的道、理、术 在形式上都是终极性观念 “生命之道” 从总体上来说 在具体的方面 也有蕴含在 人的生活世界的 各种事情当中的 这样 前面两种关于哲学的理解 可从形式到内容得到统一 并可概括为： 哲学是以 终极性观念呈现出的 体现在人的生活世界 各种事情的生命之道 中国哲学，从其实质和特质上来说 就是关于，人的“生命之道”的学问 可以说，中国哲学与 人的生命问题的解决 具有天然的同一性 本书对于 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解 正是按照各家各派的 道、理、术的 逻辑展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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