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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批判地发展了墨子与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其中，墨子重实，而公孙龙重名；荀子则将二者相结合，形成名实相符的理论。荀子发展了墨子取实于名的正名思想，以及以名举实的正名原则。 墨子重视对实物的勘察，并提出三表法。三表法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解释认识来源、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方法。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与荀子明贵贱、别同异的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墨子交相利，兼相爱是将爱物质化，也就是以利益作为爱的衡量标准，这也从侧面说明墨子对实际效果的重视和对名的轻视。墨子的非攻也同样偏重于对物的论证，即战争成败的理论论证，没有讨论名的问题。 墨子没有像荀子对名的分析那般透彻，但在关于名与实的关系上，墨子提出取名于实、以名举实的重要观点，为荀子的正名思想奠定了基础。  墨子认为盲人也知道矩为白，黔为黑，但是让盲人去指什么是黑的东西，什么是白的东西，他就不能选择出来了。这说明所取的名离不开具体实在的物，没有具体的实物，名就像盲人摸象一般，各执一词，而无法将名取定。 后期墨家依据墨子取实于名的正名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名举实的正名原则。这样的发展更接近于荀子制名以指实的正名思想。  虽然，墨子提出了可供荀子参考的思想理论，但他却缺失了荀子所认为约定俗成的思想。由于对名的忽视，墨子很多关于名的思想发生了问题，如在《墨子·小取篇》中提出杀盗非杀人的观点。杀盗之所以非杀人，是因为盗者有偷盗的行为，此行为有损律法需受刑罚；人专指未盗窃的善民。故盗可杀，而人不可杀。 但墨子并没有具体说明盗与人的不同，这样便出现外延与内涵不一致的问题，即人这个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增加。墨子认为，人是指善良的非盗窃者，而将盗从人的内涵中抽离出，这显然是不符合人这个定义的。  荀子与墨子不同，他将人与动物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有不同的内涵。荀子将不同内涵的原因归结为共名与别名的不同，在杀盗非杀人中，人本属于共名，却与盗这个别名，处于同一层级。 所以，人与盗本应该为共名与别名的关系，而并非为同等层级的关系，所以，墨子在此处出现了荀子批评的以名乱名的问题。墨子唯实而公孙龙唯名，由于唯实故重视实而轻视名，若重视名则相对会对实有所轻视。以下所论为公孙龙所重的名。  虽然，荀子的正名思想，汲取了公孙龙有关名实的理论。但荀子仍以批判公孙龙名实理论为主。荀子认为：公孙龙的名实思想犯了以名乱名之误。公孙龙提到用已经正之名；用已知不正之名去检验那些，被认为已经正了的名是否恰当；只有通过正其实，才能达到正其名的目的。 但是，公孙龙认为在同一个物体上的实彼此之间可以分开，如白马非马就是将马的形与马的颜色分开，又如离坚白则是将石头的白色与坚硬分开。荀子认为，由于公孙龙对具体的实物抽离，名就会发生改变，不能明确地指称具体的事物，从而造成了以名乱名的结果。  公孙龙则与墨子相反，公孙龙更注重抽离于现实的名。但这毕竟是嚣杂、纷乱的现实的世界，因此以完全形而上的方法，是很难解决实际问题的。 公孙龙的正名思想主要是正其所谓，而在现实生活中，概念与具体事物是无法完全对等的。其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纯粹概念，即名的逻辑关系中，所以，荀子在《正名篇》中批判公孙龙惑于用名以乱名。但由于对名的重视，而忽视了具体的实的方面，便常常扰乱名以指实的名，而成为名以指名的名。  虽然，公孙龙的名实思想有以名乱名之谬，却仍是对荀子思想有帮助的，即:荀子消解了公孙龙名实思想形而上的部分，形成以名指实的理论。公孙龙认为，事物具有类名，类名能够完全指称单一、具体的个体，并与之完全相同，但这却造成了由个体至形而上的困惑，从而出现马非马、鸡三足等与现实不相同的实的存在。 公孙龙的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于公孙龙将具体之物的属性，当成实际存在的实物，而这种实物与属性的名相符。例如坚白石，即将坚硬的白色石头，分为坚硬和白色两种属性，并认为属性是实体，于是属性的名便与属性对等起来。但这种对等仍是名与名的相符，不是名与实的相符。  而现实世界，既是可以按照种类区分的，也是有机联系的同一整体，完全抽象的与名相符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以公孙龙的实，只能陷在其名的思想之中，而无法与现实的具体事物相对等，若要名实相符，便是不可能的了。荀子将公孙龙这种概念与事物的属性，完全对等的形而上的思想，还原为现实地、可供体验的名实思想。 荀子既将事物联系起来，又将事物区分不同的类别，如毛虫变成蝴蝶就是化，但它们还处于同所的范围内，没有变成决然不同的两个物体，毛虫与马是两种物体具有两个实，两匹马虽属于同一种类，但却也具有两个实。 也就是说，实可以与名对等起来。这样，名就可以指称具体的事物，不会陷入到形而上的名的思辨当中。不仅如此，荀子还提出了共名与别名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指称具体的事物的名。譬如：马即可以是兼名，也可以是共名。马可以指称一类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指称具体事物的具体名称，这样便不会犯公孙龙的以名乱名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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