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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树军 中华文明穿越五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从未中断，历久弥新，在全球四大古文明中独树一帜，堪称世界奇迹。其中核心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历代圣贤的深邃思想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今依然具有十分突出的明理导行价值，如同人生的明灯。因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能穷究，试举三例略作说明。 中庸之道“中庸”一词最早出自《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此后有儒家经典《中庸》，专论“中庸之道”。唐朝孔颖达《疏》：“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现代有学者认为是先秦思孟学派或秦汉时期的著作，作者不可详考。西汉戴圣编纂《礼记》收录其中。南宋朱熹则将《中庸》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并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宋后钦定的科举考试必读书，影响深远。 有学者认为，“中庸”思想在儒学创立之前即已发端。古籍记载尧传位于舜时告诉他“允执厥中”（《尚书·尧典》），舜传位于禹时留下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此后历代儒家学派不断地深入研究、阐发微言大义，构建成为“中庸之道”。 至于“中庸”的含义，有多种解读。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却未加阐发。《中庸》曰：“喜怒衰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乃“中庸”之理在日用常行中的表显。北宋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简言之，“中庸”之“中”本义是指中央、中间、中心、中正等，后引申出中正不偏、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之意。“庸”本义是指一种悬挂在“栒虡”（xún jù，古代悬挂钟磬的木架）上的大钟，引申出用（“庸”同源字）、恒常、平常等义项；林语堂解读为“庸见”（即常识）。“中庸”即“用中”，指不偏不倚、中正合度的平常道理。“中庸”何以成为孔子眼中的“至德”？当代学者李泽厚认为：“中庸”者用理性也，它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人道”，亦“天道”。虽平常，却乃“道”之所在。所以孔子才有“中庸之为德，至矣乎”的赞叹。突出强调“道不远人”、“道在伦常日用中”这一根本道理。 中庸之道不仅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哲学观，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抱持的思维方式和为人处事原则，其微妙处在于强调对“度”的把握，追求“和”的境界，达到“无过无不及”的中和状态。 在现实的工作、生活中践行中庸之道，应把握好几个问题： 1.时时处中。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第二章）可以说，“中庸”适用于时时处处，“中”是标准和原则，凡不讲标准、不讲原则者，皆背离了“中庸之道”。 2.因时而中。中庸之“中”并非教条的折中主义、中间路线，而取“时中”——随时而行，因时制宜。或认为“中庸”本质上是对事物“临界点”的调控能力，非左即右，顾此失彼，恰当把握难上加难；或认为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人”，中庸思想影响至深，因此山东人从骨子里缺乏开拓创新意识，是制约山东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内因。实乃偏见而已。只要重视“用中”问题，因地因时因人制宜，顺势而动，避免教条与极端化，就没必要担心失误。这已是被诸多实践成果所证明的。 3.保持中立。始终保持自身的中立性，坚守恒道常识，不为外部因素所左右，切忌摇摆不定。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常用术语。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通俗的讲，“和”是指相异之物相互融合、调谐而形成的和谐状态；“同”是指相同之物简单叠加而形成的单调状态。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承认不同的存在，不要求消除不同，更不强求完全一致；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求不同事物、不同意见和利益之间的协调、平衡与和谐。这是儒家积极倡导的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论语》） “贵和”是“中和”的渊源，“和而不同”是“中庸”的基础。早在春秋时期，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孔子强调事物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主张从差别性、多样性中把握事物，以求得处理事物的最佳方法。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对待人类其他文明的态度，奠定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特质的哲学根基。 在现实工作、生活中落实“和而不同”，应掌握几点： 1.融合性。尊重差异性，不等于无条件包容。当相异之物处于新体系中，前提是能够整合、融合。譬如熬制一锅八宝粥，放入不同个体、颜色、风味的米豆、红枣等食材均可，放入沙粒、石子甚至老鼠屎则不可。不能整合到一个体系中，或是“道不同不相谋”，谈不到包容与和谐。若片面强调包容性，就会失去原则性，必然导致事与愿违。 2.互补性。相异之物的性质、功用应当互补，彼此增益，实现“1+1≥2”的效果，若恰恰相反，则不宜。在一个体系中丧失互补性的成份或成员，必然被边缘化，最终结果不言而喻。 3.独立性。个体特性在新体系中依然保持不变，甚至更加彰显，不会出现迷失自我的状况。唯有如此，才能体现个体价值，提升整体效能。但过分强调独立性，则影响体系和谐，可能造成严重分化甚至分裂。 知行合一王阳明（守仁）弟子钱德洪等编撰的《阳明年谱》记载，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在贵阳龙场讲学，始论“知行合一”。“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王阳明《传习录》上卷5） 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其“知”实为“良知”（《大学问》：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这是“知行合一”的真谛和灵魂；“行”是践行“良知”的过程和功夫。说到底，“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因此，“知”、“行”主要是针对人的道德意识、道德践履而言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与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对立。王阳明反对将知、行分离，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又说：“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王守仁《书朱守谐卷》） 王阳明从龙场开始，反复与人们讨论“知行合一”、传播“知行合一”，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问题。他希望通过倡导“知行合一”，扭转官场及社会空谈学术、忽视实践的风气，如其弟子黄绾所言，是“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倡导人们言行一致、为学须落实处。” “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乃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解读；其最具有影响力的解读，却是做到了“践之以身”。（方志远《“知行合一”的阳明解读》） 时至今日，人们讲“知行合一”，往往认为是理论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若要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还需从阳明论著中寻求答案，从自身践行中仔细参悟。 上举三例皆具有鲜明的“中国式”智慧特征，所给予的是高度概括的基本原理、原则等，指明了方向，却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与操作步骤。这些细节需要个人修行，俗语说“师傅领上门，修行在个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本文是自己对部分读书内容的综述与思考，因水平所限，仍有说不明、讲不透之虞。敬祈同道指教。 2022年2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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