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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近600多年风雨沧桑的北京故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因为绝无仅有和富丽堂皇，在引来无数人惊叹与向往的同时，自然也对不法之徒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曾发生过六起盗窃案，每一桩都引人注目，被广泛关注。不过，说起故宫盗窃案，有一桩案件至今仍被许多人谈起，就是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故宫盗宝案”。此案之所以引发轰动，并持续多年吸引人眼球，不仅因为此案历时长久，案情扑朔迷离，还因为该案件的当事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还曾是毛主席的恩师。更令人乍舌的是，这桩案件最终被证明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政治冤案。因为这桩案件，当事人易培基不幸蒙冤去世，多年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毛主席、董必武的亲自过问下，此冤案终于被查清，还了逝者易培基一个清白。 
故宫盗宝案经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又侵入山海关，华北告急，平津告急。在此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当时北京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提出，为避免故宫珍宝被日军毁坏或掠夺，应考虑将其中部分精品文物转移到其他地方保存。此事一出，迅速在故宫决策层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大致分成三种意见：一是南迁派，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代表，建议将宝物转移到上海；二是西迁派，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张继为代表，建议将宝物转移到西安；三是反迁派，以曾担任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为代表，认为古物迁出会动摇北平民心，而且古物具有“一散不可复合”的特性，迁移途中可能造成无法挽回损失，绝不能迁出北平。据后人评价，除去第三种意见，南迁和西迁比起来，西迁似乎“于公于私，更加保险”。
因为三派争执不下，最终交由国民政府决策，也许是因为上海离南京更近，最终“南迁派”占了上风。南京国民党政府之后责令北平市政府和相关的交通运输部门，配合故宫博物院，把大约13000多箱的故宫精品文物，平安顺利地迁到上海去。政府命令一出，故宫迅速开始行动，1933年2月5号晚上，故宫文物南迁的行动正式开始了。在院长易培基的亲自主持和监督下，从1933年的2月到5月，精品文物分四批从北京运到了上海。然而，正当易培基主持运送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文物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5月1日，南京最高检察院派人来到故宫博物院，不仅叫停了古物迁移，同时指控易培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罪证。而接到传票的易培基，既震惊又不太感到意外，因为早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已经陷入到了麻烦中。因为当时指控易培基的原告，就是此前主张故宫文物西迁的张继的妻子崔振华。虽然是崔振华出面指控，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此案幕后主角其实是张继。张继之所以揪着易培基不放，甚至不惜将他告上法庭，是因为两人已经结下多桩私仇。
张继与夫人女儿，其妻崔振华号称“民国三大母老虎”之一早在1928年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无法到任，按照常理应该由副院长，也就是张继主持工作，但易培基却不同意，事后他曾解释：“溥泉（张继，字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 , 不能让他当家。”（张继的妻子崔振华，号称是“民国三大母老虎”之一）为此，张继很不愉快，与易培基产生了芥蒂。这是两人闹矛盾的导火索。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这种矛盾继续加深，就是张继的妻子崔振华因个性十分强硬，有一次进故宫时与警卫发生争吵，而易培基的女婿兼秘书李宗侗路过却没有帮她，张继夫妇因此到易培基处争论，结果易培基不仅没有批评李宗侗，还认为是崔振华过于小事大作，由此张继认为易培基偏袒女婿，怨气又多了一分。一直到1933年初，也就是故宫迁移方案争论的时候，易培基与张继再度发生争执，这一次张继再度落入下风。按理说，文物西迁其实更加保险，但没想到被宋子文一票否决，由此张继认为是与宋子文相熟的李宗侗从中作梗，由此张继夫妇与易培基翁婿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并且逐渐公开化，变得不可调和。
本是一点私怨，结果在张继夫妇的刻意编排下，更在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最终酿成了一桩政治冤案。文人出身的易培基，根本不是官场老手张继的对手，在张继的暗中策划下，易培基很快就被安上了耸人听闻的盗宝罪名。为了指控易培基，张继夫妇串通了多名政府公务人员，捏造证据，颠倒是非，控制舆论。比如，其中一个“证据”是这样产生的。1934年南京法院邀请了两名珠宝鉴定商，对已经运送到上海的宝物进行鉴定，而鉴定的前提却是“故宫无假物”。但众人皆知的是，即便是被收藏在故宫的宝物，也是有赝品的，这个赝品的产生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进贡的时候便是赝品，而接收的人都是外行，并不会仔细盘查；二是太监盗换，真的被换成了假的。总之，这么多年下来，故宫文物并不都是真品，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在1934年，这却被视而不见。最终在查验了20多箱文物后，发现了部分赝品，由此便认定是易培基在转运途中盗去了。七拼八凑，最终列出了一桩桩罪证。
易培基虽明知冤枉，但却拿不出真凭实据，并且在案件审理期间，张继通过手段，编造了许多不利于易培基的负面舆论，导致易培基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1934年10月，易培基等9人被提起公诉，“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己有……”，使得一桩无足轻重的小案，演绎成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的惊世大案。次年5月至8月，南京江宁法院又以故宫珍品不应有假，断定赝品是被易培基所盗换，判决其犯了监守自盗罪。而饱受摧残的易培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北京、南京、上海的房产被查封，财产也大多被没收，而且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长期卧病在床，最终在1937年9月，还没等到沉冤得雪，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据易培基的干女儿回忆，当初蒙冤卧病在床的时候，易培基曾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蒋介石等，述说案件真相，希望能帮他主持公道，但最终信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而与此同时，法院虽判决了易培基盗窃罪，但事实上在查封了易培基所有财产后，并没有发现任何赃物，于是案件一直就这么拖着。在这种长期的绝望等待中，易培基饱受舆论抨击，精神备受煎熬，最终不幸因病离世，可以说是真正的死不瞑目。虽然易培基死了，但这个案子似乎还远没有真正结束，还在继续发酵。
案件的复杂背景1945年抗战胜利后，易培基案件的有关当事人提出要重审此案，但却突然发现卷宗已经丢失一空。两年后，案件另一个重要当事人张继暴病而亡，其妻子崔振华意识到，失去了靠山日后若被追查，必将陷于不利之地，于是在1948年1月，《南京人报》突然刊登一则消息。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就这样，沸沸扬扬了十多年的故宫盗宝案，在易培基病逝11年后，突然以报纸上的一则短消息而含糊收场。从当初的耸人听闻，到如今的偃旗息鼓，这桩案件的发展似乎显得不太寻常。事实上，这桩案子表面上看是易培基与张继之间的私人恩怨，但事实上，私人恩怨能闹得如此甚嚣尘上，就连身在延安的毛主席也颇有耳闻，与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以及特殊的社会背景，有离不开的关系。
首先，易培基被构陷后，肯站出来为他说话的官员，只有吴稚晖一个人，这个很奇怪。据追查这个案子的人说：这么大的冤案，其实故宫博物院内外知道真相的人很多，但却只有吴稚晖一个人站出来说公道话，其余人都默不作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原来，此案件的几个当事人，无论是易培基还是吴瀛，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共产党有点关系。首先是张继，他是湖南长沙人，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为毛泽东授了整整两年半的课；不仅如此，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主导的湖南驱张运动中，两人更是由师生关系，上升为战友关系。易培基曾非常欣赏毛泽东的才华和组织能力。除了易培基，案件另一个当事人吴瀛，也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有联系，李大钊遇害后，吴瀛还曾接纳李大钊的女儿到家中避难。所以，这桩案件看起来简单，其实相当复杂。当时虽然许多人都知晓真相，但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在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对共产党员和红军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谁敢站出来说真相呢？唯一站出来的吴稚晖，其实是个国民党标准的顽固右派，即便为易培基讲话，也不会遭到蒋介石的怀疑，其他人则不同。所以当时吴瀛不禁感慨，此案要想查清，当事人要想沉冤得雪，必须要等到“毛泽东时期，反而或可得胜也。”
毛泽东、董必武平冤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案件当事人之一吴瀛迅速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为故宫盗宝案平冤。不过，虽然是直接写给毛主席的信，但由于案件的特殊性质，涉案人易培基是毛主席的恩师，两人关系匪浅，所以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同时也为了避免给毛主席造成麻烦，吴瀛将信交给了董必武，希望他转呈。1949年10月前后，正是新中国肇始之际，国际国内事务千头万绪，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处于宵衣旰食的忙碌之中，毛主席更是如此。但即便在这种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毛主席、董必武还是亲自过问对案，并作出批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亲自到上海登门与吴瀛见面，并转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意见。在毛主席看来，虽然他个人十分关心此案，但由于易培基与他曾是师生关系，为了避嫌，他不能亲自介入，必须交由专人负责，彻底查清真相。之后，在董必武的亲自介入并调查下，多名当事人相继站出来，尤其是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专门写了一篇报告，十分详细讲述了当年事情的真相，证明这桩案子确实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不仅如此，所有这些都被发表在报纸上，并收藏在档案馆里，以使民众和日后的所有人，都明确知晓易培基等确是源于张继等人的迫害而蒙冤病逝。经过还原之后，易培基既没有盗宝，此案另一个牵连者，曾是毛泽东同窗的萧子升也没有出国卖宝（当年被构陷后，萧子升心灰意冷之下出国，晚年定居在国外），而所谓携款潜逃更是子虚乌有。易培基蒙冤去世，萧子升蒙冤出国....所有一切悲剧的根源，都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有关。在当时国民党内官本位心理下，张继夫妇等人为了打击竞争对手，不惜玩弄法律于鼓掌之间，操纵司法资源，让一桩简单的私怨，在当时“反共”的浪潮下，慢慢演变成了子虚乌有的政治冤案，而这桩无中生有的故宫盗宝案，最终也成了中华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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