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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说法，数十年来有两大分野:一说是文人的个人创作；一说出自民间艺人或书会才人之手(或云《金瓶梅》乃“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由世世代代的民间艺人们累积创作而成)。 后一说并无史料上的证据，因为谁也举不出在《金瓶梅》抄本出现之前有民间艺人演唱《金瓶梅》的记载。说《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和《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情况一样，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在《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问世之前，有世代演唱西游故事、三国故事、水浒故事的大量实例记载；而《金瓶梅》的情况则根本不同——连一丝一毫的记载都没有! 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书会才人”，和说《金瓶梅》是文人的个人创作，实际上并无本质性的区别。 我在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金瓶梅》中有关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等方面的知识很渊博，其作者读过《宋史》、《金史》等许多书，不能说他的文化水平很低。 书中也有浅陋幼稚之处，有些应是别人补缀、篡改造成的。有位代表接着说:须知那时的书会才人、民间艺人比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文化水平还要高得多。 那么，说这位“书会才人”是 一位“文人“又有何不可呢? 说这位“文人”当时已穷困潦倒，沦落为“书会才人”一类的人了，或者想去做“书会才人”以谋生，恐怕了也有点相近似吧?这位文人写《金瓶梅》，一方面将抄本以高价卖给富有的上流社会的士大夫那样的人物，如史料上记载的做高官而归隐的王肯堂曾“以重资购抄本二帙”①，另一方面也想供书会艺人去演唱而从中取酬，这也是情理中事。 不过对于后者，只是“想”而已，事实上并未交到书会艺人之手，所以至今也找不出《金瓶梅》问世以前有书会艺人演唱《金瓶梅》的任何记载。  《金瓶梅词话》 退一步说，即使认定《金瓶梅》系世代民间艺人累积而作，那么也终须有一个文人来把这些素材整理、加工、改造，进行再创作而最后写定才成；犹如《西游记》由吴承恩写定，《三国演义》由罗贯中写定一样。 有人对于《金瓶梅》不称作者”而称“写定者”，可能就是认为它的“作者”应是世代的民间艺人吧。例如，徐朔方教授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即属于这种观点(不过后来徐先生改变了看法，不再认为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了②)。 其实称《西游记》、《三国演义》的作者分别为吴承恩、罗贯中，也并无错误。具有权威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署“吴承恩著”，《三国演义》署“罗贯中著”，《金瓶梅词话》署“兰陵笑笑生著”，均用“著”而不用“写定”，无可指摘。 “著”，即“作”也。由此可见，说《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何必胶柱鼓瑟，一定要把“作者”改称为“写定者”才心满意足呢？ 二 兰陵笑笑生之友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爱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廿公在《跋》中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从欣欣子序和廿公跋都将书名称为《金瓶梅传》来看，二者应是一人，是《金瓶梅》及其作者的知情人。“世庙时”即明世宗嘉靖时期。 袁中郎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对沈德符说过《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③，与廿公之说相符。由此可知:《金瓶梅》作者应是“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中外“金学界”的研究者们已普遍公认这些说法是正确的。 尽管有少许研究者不同意这些说法，或对此表示怀疑，但要改变中外广大研究者们的普遍看法，若拿不出铁证来则是极为艰难的。 说《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并不等于彻底地解决了问题，因为以上仅是化名、称谓，而不是《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 要想考定他的起初姓名，还有待于中外研究者们花很大的力气，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 《金瓶梅》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学名著；因而海内外研究者们无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来考定其作者的真姓名，也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  《万历野获编》 三 古“兰陵”有二地，一在山东峄县，一在江苏武进。《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被作者安排在山东，书中自然应该有不少山东话。海内外研究者们指出:书中也有江苏话、北京话、河南话、河北话、山西话、浙江话。 《金瓶梅》抄本最早于万历二十年(1592)出现在江苏金坛王肯堂和苏州王稚登的家里(王稚登是江苏武进人)。稍后，江苏华亭人董其昌、徐阶的子孙辈也有了《金瓶梅》抄本。 从《金瓶梅》抄本最初流传于江苏来看，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应是江苏“兰陵”(武进)人。他必到过山东，会运用较多的山东话。当然他也会江苏话，这是不成问题的，他是“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然《金瓶梅》应开始创作于万历十九年(1591)。这些便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在拙著《〈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金瓶梅〉人物大全》、《〈金瓶梅>纵横谈》等书中说过:《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应是最早有《金瓶梅》抄本的江苏“兰陵”人、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在山东生活过并且有一些山东朋友的王稚登(1535-1613)④，举了不少论据。 后来我在1992年6月向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欣欣子不是屠本畯，笑笑生不是屠隆、屠大年》中又补充了一些新论据。 本文拟再次阐述这一问题，并公布一些新内容，以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王稚登，字百谷，是地地道道的“兰陵”(武进)人。 他曾不只一次地自称为“晋陵”人；据《明史·地理志》可知晋陵曾于朱元璋时期并入武进，故晋陵人即武进人，“晋陵”亦可作为“武进”、“兰陵”之别称.近读台湾故宫博物院编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内有王稚登题唐寅山水画时写的一篇《奉贺武进大令明宇徐公生子序》，其中云: 余小子，晋陵产也。虽客吴门久，未尝一日敢忘维桑之思。凡我邑之二三大夫，莅兹土者，目其善政，耳其仁风。津津焉欲以扬盛美而陈休明，盖先后四十载。 其卓然称神君者，惟冢宰二山杨公与今明宇徐公耳。夫循吏不难乎哉! 闻诸父老言:杨公之为武进，其用法也平。其用情也恕，平且恕而后不偏不扰。未去而民忘之，既去而民见思。……公虽居政府贵甚，尚沾沾不忘式进之民。...徐公之政，则又善矣。法平而严济于平之中，情怒而明流于恕之外，严故无挠，明故无壅。 廉而不苛，仁而不隘，宽然长者而不为渊鱼之察。行之期年，黔首相与翕然称之曰“不虞今日之复有杨公也！”......京兆郎吴君幼元走稚登而属序曰: “子非公部民与?奈何石桥然而不吐一辞?且也，公最娴于文章，尝以簿书之睱评骘人士，指一屈于王生。子所调蓬累之夫乎？非托笔札曷以酬国士?” 余小子怃然而思，愕然而叹：于于二武进公有神遇焉? ……公官吏部，问选人藉武进者：“若习王生乎？今安在？” 既乃知客吴门矣，又召吴村倅使前曰:“为我护视王生。” 稚登诚不意公之物色之也何故，况又得此于徐公，岂不益奇矣哉!二公皆山东人。山东，固邹鲁圣贤之邦也，有泰岱以为五岳之首，有渤海以为百谷之王。 峙者含气出云，霖雨天下，流者汪溏浩渺，输宝献琛，而尤不足以汇其灵。由是钟为伟人魁士，鸿生巨儒，如二公其人者，以发山川之秘.....治民王稚登顿首谨序。⑤ 由此序可知:王稚登不但是武进(“兰陵”)人，而且对武进的乡土、人民、二位县令都有深厚的感情；同时对山东的泰山等等也多所赞美，这和《金瓶梅》中对泰山的赞誉相一致。 《金瓶梅》中还写有山东的临清、济南、聊城、济宁等地；读《王百谷全集》，知王稚登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到过以上各地的。 《明诗纪事》己签卷十六说王稚登是“武进人”，且注曰:“广长庵主《生圹志》云，曾举武进诸生。” 稚登同时同邑人史兆斗在《王百谷集廿一种序》中说《生圹志》系王稚登作。 王稚登跋阎立本锁谏图末署“广长庵主王稚登题”，用“王氏百谷”、“广长庵主”二印⑥。 王稚登题沈周写生、题文征明一川图，文末均用“王稚登印”、“广长庵主”二章⑦。可见“广长庵主”就是王稚登；“广长庵主”《生圹志》中说王稚登是武进人，即王稚登自云为武进人无疑也。  《王百谷集八种》 “笑笑生”即“笑笑先生”，“生”是“先生”的省略称呼。《史记·儒林列传》《索隐》曰:“云'生’者，自汉已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 《汉书·贡禹传》云:“生有伯夷之廉”，对“生”的注解是:“谓'先生’也。”均可为证。“笑笑先生”本是宋代名画家文同的号。 《宋史·文同传》云:“文同，字与可……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夏树芳在《王百谷先生诔并序》中说王稚登“白雪自操，笑彼甘人，贝锦徒劳”，这和文同“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在含意上亦正相一致。 文同曾在陕西洋州之筼筜谷生活过，并以所面之筼筜谷偃竹赠苏轼，苏轼有《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篇。 王在登曾书写“筼筜谷”三字寄赠袁小修⑧。显然，王稚登是知道文同自号为“笑笑先生”的。 《山中一夕话》一书署“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此“笑笑先生”即应是王稚登。 《花营锦阵》中《鱼游春水》题咏的作者“笑笑生”和《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都应是他的化名。他知道“筼筜谷”与文同的关系，从而沿用筼筜谷主人文同的号“笑笑先生”为自己的号，并省称为“笑笑生”，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十二《明处士王守愚暨配蒯孺人合葬志铭》中说:“吾郡盖有晋陵王稚登云。而当嘉隆间，稚登以文章名出世贞上。” 显然，至万历间王稚登的名气已降到王世贞之下了。因此，说王稚登是“嘉靖间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比王世贞恰当(王世贞应称为万历间大名士)。 贾三近是隆庆二年进士，自此以后才有较大的名气，屠隆是万历五年进士，他在嘉靖间的名气远不如后来的万历间那样大，因此说贾三近、屠隆是“嘉靖间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很不合适。 李开先是章丘人，与“兰陵”不合。正如王世贞是太仓人，祖籍为琅琊，均不合于“兰陵”一样。 要而言之: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不会是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而应是王稚登。 四 王稚登惯于自称为“王生”，也曾以“尊生”为号⑨。 王稚登跋王羲之干呕帖，末署“解嘲生王稚登敬题”⑩“王生”、“尊生”、“解嘲生”、“笑笑生”都用了一个“生”字，即“笑笑生”合于王稚登自称为“生”的习惯用法。 “解嘲生”与“笑笑生”的含意很接近，古人常将“笑”与“嘲”并用。如黄庭坚诗“笑嘲惬爬痒”，苏舜钦诗“梦中犹奉笑与嘲”，《魏书·尉地干传》:“尤善嘲笑”，鲍钦止诗“至今嘲笑亦诸生”，苏轼诗“更将嘲笑调朋友”，曾巩诗“虽无酒醴发嘲笑，亦有诗谣恣搜抉。” 另，“解笑”，犹言“解嘲”、“嘲笑”，如罗隐诗“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花解笑何?”王稚登用“解嘲生”为号，与“笑笑生”的涵义相一致。 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来看，作者无疑是懂得男女之间的“秘戏术”的。但作者又反复经调房事不可过度，应切实注意保养身体。 书中有诗云，“在世为人保七旬，何劳日夜弄精神?'可以看出，“保七旬”——保养身体以保自己活过七十岁，是作者十分明确的追求目标。 《金瓶梅》作者既懂得男女之间的“秘戏术”，又活过了七十岁，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李开先(1502-1568)只活了六十六岁，王世贞(1526-1590)只活了六十四岁，贾三近(1534-1592)只活了五十八岁，屠隆(1542-1605)只活了六十三岁。 贾三近乃方正之士，未必懂得男女间的“秘戏术”。他们都没有能够“保七旬”。但王稚登却不同，他活到了七十八岁，是实现了“在世为人保七旬”的，他在七十余岁时还能与青年女子生子。 袁中郎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写给王稚登的信中说:“闻王先生益健饭，犹能与青娥生子，老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闻此甚羡!恐足下自有'秘戏术’，不则诳我也。”⑪ 由此信可知并非每位风流才子都有“秘戏术”。像袁中郎便没有。袁中郎(1568一1610)只活了四十二岁，距“保七旬”还相差甚远。既有“秘戏术”，而又能“保七旬”的王稚登，应是《金瓶梅》的作者。 《金瓶梅》中谈禅说佛之处甚多，王稚登亦精于此道，这从他的文集中即可看出.袁中郎也很佩服王稚登之善于言禅，他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致王稚登的信中说: “读来叙，佳甚!往岁会诸名士，都无一字及禅，以故吴令时每以吴侬不解语为恨；不知百谷之有意乎禅也。然而仆之不能尽百谷者尚多，奚独禅也？”⑫ 由此可知:王稚登在说禅等许多方面都是超过大名士袁中郎的；比起袁中郎所会之“诸名士”来，那就更高明得远了。  《袁宏道集笺校》 《金瓶梅》所反映的作者面貌正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无怪乎袁中郎在致董其昌的信中极口赞美:“《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王稚登在《黄翁传》中写到过:“今读邸中书，见朝廷迁官晋阶其在齐鲁燕赵者，远不可数。若吾乡某人为御史，则曰以某器进……呜呼!……是古钟鼎……为金钱货赂尔矣!” 《金瓶梅》中写朝廷任命宋乔年为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豪恶西门庆便给他送上鎏金八仙鼎以贿赂之。由此亦可看出《金瓶梅》的作者应是王稚登。 张惠剑先生在《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一书中，据《李藏宋拓黄庭经册》云:万历十三年“王稚登在常州天宁寺见僧人洪恩，为跋所得宋秘阁《黄庭经》。” 王稚登在题苏轼二赋真迹文中说到过“余家《黄庭》”⑭。显然他藏有此经，对此是熟悉的。 《金瓶梅》中也写到了《黄庭》，如说“琳官梵刹，羽士禅僧，住着那侵云经阁，接汉钟楼，闲时常到方丈内讲诵道法《黄庭》”。 这一类描写，与为僧人洪恩所得宋秘阁《黄庭经》作跋而又自夸“余家《黄庭》”的王稚登，当有内在的联系。 五 据《明史》、《万历野获编》、《顾曲杂言》、《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纪事》等，可知屠隆任朝中礼部主事、员外郎中(或云仪制郎中)期间，曾被刑部主事俞显卿弹勃，参奏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相“淫纵”，即屠隆与宋世恩夫人有私，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诸媟语(“侯者西宁侯也，“郎”者屠郎中也)。 言屠隆与宋世恩“交易”妻妾丫环家童而淫之，两家皆如妓院。帝览之大怒。 屠隆因此而遭罢官，宋世恩被停俸半年。这是万历十二年(1584)的事。《金瓶梅》第56回中引有屠隆的《别头巾文》。 屠隆号赤水，在《金瓶梅》中便定此文之作者为“水秀才”。显然，以“水秀才”来影射屠赤水，是没有问题的。 《金瓶梅》中嘲讽此文写得拙劣。揶揄其作者“水秀才”之“才学”疏浅:“把这样才学就做了班、扬了!”接着嘲骂“水秀才”的“浑家专要偷汉，跟了个人上东京去了”，以影射屠赤水之妻在京城与宋世恩相苟且。 继而更嘲骂“水秀才”之“人品”：他在“李侍郎府里坐馆”时，和几个丫头，小所“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家门来”，以影射屠赤水在礼部主事、郎中任上做官时因与来世态的丫环、家童淫纵而被朝廷罢官逐出，“李侍郎”乃“礼部主事、郎中”之省称——“李”谐“礼”，“侍”谐事”，“郎”字同；“坐馆”谐“做官”。 写水秀才被李侍郎逐出，犹言屠赤水被迫离去礼部主事、郎中之任也。屠隆写过不少文字为自己和妻子的这次事件作辩护，且赞“妻通寒俭之德，不怨贫穷”，“颇有桓氏贤行”。 由此可证影射屠隆及其妻室人品低下的《金瓶梅》作者绝非屠隆，而是对屠隆及其妻子的人品很不满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屠隆在《娑罗馆清言》中曾感慨万千地说: “太原则哲几畜疑于掇煤，琅琊故知竟因谗而投杼。鸣呼!知己难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鲍叔，取千金以铸子期!”说的就是“疑”与“谗”屠隆与宋世恩交换妻妾丫环家童纵淫之事。“ 太原则哲”即王稚登，因稚登祖籍太原。把“太原则哲”置于“琅琊故知”王世贞之前，可见王稚登对屠隆及其妻室的非议比王世贞厉害。 王稚登是“畜疑”者，王世贞不过是听信“谗言”者而已，此“谗”正是从王稚登处听来的，屠隆在收入《白榆集》的《报元美先生》、《与汪伯玉司马》等书信中，也一再作自我辩解，甚至拉王世贞(字元美)，而集中目标攻击王稚登。 他说自已发誓摒除万缘，不与海内交游通信，故对王世贞亦遂罢问讯。“又以太原公方在热地，尤不欲通”。 又说“以太原公方在热地”，趋者益以如云，“不佞耻之，故不欲和声附影，蚁慕羊肉。” 还说与宋世恩家之事，乃是“山人布衣复好扬诩”的结果，“显卿闻其事而生心焉。”  《秘殿珠林 · 石渠宝笈合编》 众所周知，王稚登正是“山人布衣”。屠隆在写给汤显祖的信中也发抒过对此事的愤慨。 汤显祖回信说“读足下手笔，所未能忘怀，是山人口语一事，天下固有此人……但我辈终当醉以桑椹，噤其饥啸耳，宁人负我，无我负人。”⑮ 亦可见屠隆一直耿耿于怀而十分恼恨的正是“山人口语一事”。汤显祖与屠隆的态度不同，汤主张对此“山人口语”实行容忍，宁肯让此山人“负我”，而莫要负此山人。 屠隆在《畲王胤昌太史》书中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典故，气愤地说:“登徒毁宋，传之远近，惊怪异事”。 以“登徒”影射王稚登也，“登徒”与王稚登又正好都有一个“登”，“登徒毁宋”即指王稚登毁谤屠隆与宋世恩，意谓真正好色的乃登徒子王稚登也。 由以上可以看出：对屠隆及其妻子的人品毁伤得最起劲的，乃是山人布衣王稚登。 《金瓶梅》中亦影射了屠隆及其事品行不端，这也说明了《金瓶梅》的作者正好不是屠隆，而应是王稚登。 荷兰学者高罗佩《秘戏图考》收有明春册题辞《风流绝畅》与《花营锦阵》。 《风流绝畅》“东海病鹤居士”《引》云:“不佞非登徒子流”，第十七图《翻身戏》，第二十三图《吸霞卺》题咏分别署名为“晋陵骚客”“江阴种子”。 我认为这都是“兰陵笑笑生”王稚登。兰陵属东海郡；晋陵曾并入武进(兰陵)；梁时割兰陵之利城以属江阴。 王稚登正是晋陵人，江阴利城人，即兰陵人。“晋陵骚客”、“江阴种子”与《花营锦阵》中第二十二图《鱼游春水》题咏的作者“笑笑生”应是一人。 据高罗佩考，《风流绝畅》和《花营锦阵》分别印于1606年与1610年。时屠隆已卒，王稚登尚健在。看来“笑笑生”应是王稚登，而不会是屠隆。 与屠隆同里宗关系最为密切的屠本畯，偏偏未从屠隆手头见过《金瓶梅》，而于万历二十年(1592)，先后从王肯堂与王稚登手中见到过《金瓶梅》抄本各二帙。 王肯堂告诉他是“以重资购得”的，偏偏王稚登未说自己的抄本是购买来的，甚至连是从何处来的也无可奉告。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现象么?王稚登为何对此抄本的来历如此讳莫如深呢?《金瓶梅》中有不少淫秽描写，因而作者不肯暴露自己。 屠隆与王稚登有隙，王稚登攻击屠隆的正是其“淫纵”之事；屠隆若是《金瓶梅》作者，他绝不会将充斥淫秽文字的《金瓶梅》抄本交给王稚登，授人以柄，以遭其更加猛烈的攻击，这是很明白的事。 屠本畯在1607年所写的《觞政》跋中说自已在王肯堂、王稚登处读过《金瓶梅》抄本各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写此跋时王肯堂与王稚登都健在，因而不会是假话)；可以想见，卒于1605年的屠隆可能并未读过《金瓶梅》。 谁也举不出屠隆像王稚登那样有《金瓶梅》抄本和读过《金瓶梅》的铁证。 要言之，说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至少有三点难以解释: 第一，与屠隆同里同宗关系最亲密的屠本畯未从屠隆处见过《金瓶梅》，却跑到王肯堂与王稚登的家里读了《金瓶梅》抄本各二帙； 第二王稚登对屠隆攻击得最厉害，屠隆绝不可能把《金瓶梅》抄本交给王稚登； 第三，屠隆是万历间大名士，而不能说是《金瓶梅》作者“嘉靖间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 屠隆曾经在《考繁馀事》中攻击过王稚登，贬损他的书法是“本朝”书家中“次者”之后“其又次者也”，即王稚登只不过是明朝第三流的书法家而已。 王肯堂(1549-1613)对王稚登的书法倒有很高的评价，他在跋晋王珣《伯远帖》中说: “右晋尚书令谥献穆王元琳书，纸墨发光，笔法遒逸，古色照人，望而知为晋人手泽。经唐历宋，人主崇尚翰墨，收括民间秘珍，归于天府，不知其几矣!而尚有遗逸如此卷者，即赏鉴家如老米辈，亦未之见。吾于此有深感焉……此帖之达，颇为近世王稚登山人滥觞……”⑯。 “滥觞”者，起源也，典出《孔子家语》。王肯堂如此推崇此帖，又深知王稚登的书法颇“滥觞”于此，可见他和王稚登的关系、对王稚登的了解，实非一般。王肯堂与王稚登既是朋友，又是同乡。 王肯堂跋宋·蔡襄尺牍末署“延陵王肯堂”；山东济南邢侗在《王伯谷〈谋野集〉序》中说“吾友王伯谷先生……延陵之旧居”⑰。“ 延陵”、“晋陵”、“兰陵”实一地而异名，均指常州武进也。王肯堂手头的《金瓶梅》抄本二帙，很有可能是从王稚登处来的。故而屠本畯在王肯堂家读罢《金瓶梅》抄本二帙后，又跑到王稚登家里读了另外的二帙抄本。 王肯堂手头的应是第一、二帙，王稚登手头的应是第三、四帙。王稚登在将第一、二帙以高价售出后，又完成了第三、四帙，屠本畯登门拜访，得以读之。这样推断，是合乎情理的。 显然，王稚登有《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应早于王肯堂。王稚登是最早有《金瓶梅》抄本的人，《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他。 我在以前出版的几本拙著中说过:为《金瓶梅》作序、跋的“欣欣子”、“廿公”，很有可能是王稚登的挚友曹子念。王稚登若是《金瓶梅》的作者，那么曹子念是应该有《金瓶梅》抄本的。 其实“欣欣子”、“廿公”也有可能是王肯堂，这一点似亦不能排除。王肯堂字宇泰，号念西居士，“念”同“廿”。 我认为:要想考定《金瓶梅》作者，似应通读王稚登、曹子念、王肯堂留下来的全部文字，这样做也许有希望查找到，我目前无此条件，只说出我的想法，谨供海内外的学者、专家们参考。 王稚登既最早有《金瓶梅》抄本，又是地地道道的“兰陵”人，他在嘉靖间的名气大于万历间，也大于嘉靖间的王世贞，更大于嘉靖间的屠隆与贾三近。 可以说:王稚登比任何人都切合《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的说法。  《金瓶梅词话序》 注释： ①见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觞政>跋》。 ②转引自卜健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第21页。按:徐朔方先生改变“李开先说”的观点是很正确的。 ③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 ④新版《辞海》注王稚登卒年为“1612”，实误。王稚登同时同邑人夏树芳在《王百谷先生诔并序》中说王稚登卒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乙巳”，合公历即1614年1月31日。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中云王稚登死于万历四十年，合公历为1612；张慧剑又据《清河书画舫》八云，万历四十一年即公元1613年，“昆山张丑自王稚登遗物中得宋李公麟《九歌图》，作考跋。”由以上各条判断:王稚登当卒于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乙巳(十六日)，合公历为1613年2月5日。 ⑤⑥⑦⑧⑨⑩⑭⑯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11册 3320页至3321页，第9册 1353页，第6册2799 页，第10册1900页，第6册2716页、3205页。第4册963页，第9册553页，第10册1717、1949页，第2册945页，第6册2680页，第2册1171页。 ⑧见袁中道《游居柿录》。 ⑪⑫⑬见《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与王百谷》，第十一《王百谷》， 卷六《董思白》。 ⑮见《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四《答屠纬真》。 ⑰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9册1412页；《明文海》卷二四九，第3册2595页。 文章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载于《金瓶梅研究（第五辑）》，1994，辽沈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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