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金瓶梅》问世以来，约四百年间，人们就一直对该书作者进行着种种的猜想与推测。 迄今为止，据江苏省社科院周钧韬同志统计，《金瓶梅》作者已有二十三说之多。(详见周氏《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说》，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 对于这些说法，学术界都曾提出过种种驳难，而立论者或没有或尚不能作出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因之使人难以心服。 但是，平心而论，这些说法，无论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对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无疑具有季要的参考价值，很值得参考者珍视。 而本世纪以来，几乎每一新说的提出，或对旧说的重新论证，都程度不同地对《金瓶梅》作者乃至整个《金瓶梅》研究，起了某种深化作用。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金瓶梅》作者之确定，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当然主要应从原作出发，即通过内证的揭示来探求作者；但是，对以往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无疑也是《金瓶梅》作者乃至整个《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认为，以往提出的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种种说法，表面上看来，多半似乎是各自独立甚至互相对立的；但实际上诸说之间，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 因此，我们认为,分析一下以往诸说的内在联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对于《金瓶梅》作者乃至整个《金瓶梅》研究，无疑将是有益的、这正是本文的用意所在。 下面就试作一下《金瓶梅》作者诸说之分析。  绣像本与词话本 一《金瓶梅》作者之说已逾三十 要分析《金瓶梅》作者之说，首先需要对以往提出的《金瓶梅》作者说加以审定、罗列。 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江苏省社科院的周钧韬同志在《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说》（1）一文中说：“为研究计，笔者査检了多种史料，将古人与今人的《金瓶梅》作者之说一一拈出，计得二十三种。” 其实，古人今人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说，即使到周钧韬同志的文章刊时，亦远不止二十三说。 周钧韬同志的统计确实很下了一番功夫，但统计并不完全，搜求尚有遗漏，现将笔者所知，略作增补。 根据周钧韬同志收录的古人今人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说的标准，至少下列之说可以列入： (―)“浮浪文人”说。 见清王昙《金瓶梅考证》(或 谓之《古本金瓶梅考证》)。原文在论证王元美、李卓吾不可能写《金瓶梅》之后说：“大约明季浪文人之作伪。” 此说黄霖同志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2）中亦曾提及，谓之“浮浪子”。 (二）唐荊川仇人说。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载《缺名笔记》云：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内,狱成,罹大辟以死。 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间。会荊川解职归，遍阅奇书，渐叹观止；乃急草此书，溃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必逐叶用纸粘舌，以次披览也。 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蓦觉舌木强涩,镜子黑矣,心知被毒,呼其子曰： '人将谋我,我死,非至亲不得入吾室。’ 逾时遂卒,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抢地而至，蒲伏于其子之前，谓曾受大思于荆川， 愿及未盖棺前，—亲颜色。鉴其诚，许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 及验，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缳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支体以为报也。二说未知孰是。” (三）陆炳仇人说。 明代屠本唆《山林经济籍》云： “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 托之《金瓶梅》。” 刘辉同志在《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一书中说： “有明一代，第一个记栽《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畯。……文字虽短，内容却很丰富，既谈到《金瓶梅》的作者，又涉及 《金瓶梅》的内容，首次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时事小说。 明代记载《金瓶梅》作者的共六家。……其中以屠本畯的说法最有影响。”  《小说考证》 (四）陶望龄兄弟说。 魏子云先生在《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中说： “至于陶望龄兄弟，我可不敢断言不可能了，按陶望龄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会元，殿试 一甲第三，会稽人，历官国子祭酒。从明史唐文献传看，知陶氏亦性情中人。 譬如万历卅一年（一六〇三）'妖书’事起，辅臣沈一贯倾尚书郭正域，持之急。唐文献便偕同僚杨道宾、周如砥、陶望龄往见沈氏，问沈一贯是否有意要杀郭正域？陶氏见另一辅臣朱赓也无意救郭，遂正色责以大义，且愿弃官与郭正域同死。可想性情之刚正了。 有弟奭龄，亦有文名。皆以讲学为世知，笃嗜王守仁说。这类性情刚正的人，处于当时那种天子昏于郑氏宫帏的时期，著小说以讽谏，不无可能。”（转引自蔡国梁选编之《金瓶梅评注》，漓江出版社。） (五）丁耀亢、丘志充说。 魏子云先生在上述文章中还说： “谢肇浙的《小草斋文集》，除了证验袁中郎当年只得《金瓶梅》十之三,间兼且证验了《玉娇丽(李)》确有其书。 谢氏虽未说明《玉娇丽》在何处所见或所闻知，却说曾在'丘 · 诸城’（志充）处得金瓶梅十之五,看来与万历《野获编》说到袁中郎提到金瓶梅续书《玉娇李》，他后来竟在丘工部志 充处读到此书。得非两相呼应乎哉！ 丘志充（六区）是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 三）进士，论年秩与资望都比谢在杭稚弱多了。 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今日去继续探讨的，那就是续金瓶梅一名《金屋梦》的这部书，作者是山东诸城人丁耀亢，号野鹤。今之文学史已这样著录了。 虽《金屋梦》的内容并不是沈德符口中的《玉娇李》，可是《金瓶梅》却因此与山东诸城发生了渊源。难道丘志充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伙吗？” 美国学者马泰来先生在《诸城丘家与〈金瓶梅〉》（3）一文中说： “丘志充所藏 《金瓶梅》和《玉娇李》的来源，值得探讨。他和当时文士似乏交往，二书可能俱得自故里。这就对二书同出一人之手，和作者为山东人的说法，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此外，丘石常（志充子_引者注）和同县丁耀亢（1599 — 1669 )至交友好，而今人皆以为《续金瓶梅》是丁耀亢所作。《玉娇丽》和《续金瓶梅》的关系，亦需重新探讨。” (六）汤显祖说。 吴晓铃先生在《大陆外的〈金瓶梅>热》(载《环球》1985年第8期）一文中说： “第七种是美 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根据《金瓶梅词话》本正在进行翻译的英语本，他主张作者是临川汤显祖。” (七）古本《金瓶梅》的作者为蒋剑人。 这似乎已为学术界所认可，不必引证材料。 上述七说均在周钧韬同志《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说》一文刊出之前就有，而为他统计时所遗漏，今特增补出，以资研究者参考。 1987年5月2曰山东省《聊城报》和5月15日《聊城师院报》报道，聊城师范学院叶桂桐、阎增山同志认为李先芳亦可能为《金瓶梅词话》之作者。 李先芳，字伯承，河南范县人。生于1511年，卒于1594年，官至尚宝司少卿。著名文学家，著作等身。 关于李先芳与《金瓶梅》之关系，详见他们编著的《李先芳与〈金瓶梅〉》—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 书中虽然亦未曾推出李先芳作《金瓶梅》之铁证，但李先芳无疑比以往人们推出的作者更具写作《金瓶梅》的条件与可能。 又据笔者所知，山西省文联文学艺术研究室王萤同志多年来一直在探求《金瓶梅》作者谁属。 据他的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谢榛。王萤同志关于《金瓶梅》中的临清方言考，以及《金瓶梅》实以临清为背景的考证（均已收入本 书），很值得注意。 到目前为止，《金瓶梅》作者之说实已逾三十。  《李先芳与<金瓶梅>》 二《金瓶梅》作者诸说分析 上述《金瓶梅》作者诸说之间的联系是多维的，复杂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位、角度、层次予以分类分析。 （一）诸说提出方法之分析 周钧箔同志说： “以上二十三说大体是三种类型。第一类属于传闻，如'嘉靖间大名士说’'卢楠说’等,约六种；第二类属于推测，如'冯惟敏说’'浙江兰溪一带吴侬说’等，约十三种；第三类属于考证，如'贾三近说’等，约四种。” 周钧韬同志对于以往《金瓶梅》作者诸说提出方法之分类概栝是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周钧韬同志文章的宗旨在于胪举以往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以供研究者参考，而不在于对作者诸说进行分析，因之，有些问題他便不便涉及，有些问题也只能作简要之概括。所以这里有必要增补两点内容： 第一，传闻、推测与考证之关系 我们要对《金瓶梅》作者诸说的提出作方法上的分析，首先便不能不涉及上述三种方法即传闻、推测与考证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般说来，传闻不同于推测。传闻根据的是人们的口耳相传，一般多为当时人的传说。推测则多根据书中的内容或者内容与某些人的事迹之类比，它不排除在传闻的基础上的推测。 考证不同于传闻和推测，但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所有考证几乎都曾与传闻、推测，特别是传闻相核校， 有的甚至作为考证的出发点。推测实际上就是简要的考证，考证比推测要详慎一些。 我们之所以要作这种常识性的叙述，目的在于提请人们对于上述三种方法以及由上述三种方法推出的《金瓶梅》作者，不要等量齐观。 当然这并非是说考证得出的结论都比推测、传闻更可靠。 整体上看来，传闻多出于明人之口。出于清人之口的传闻亦有，但较少。清人多推测之辞，今人则多为考证，推测者亦不乏其例。这些后面还要涉及。 第二，周韵韬同志对《金瓶梅》作者诸说的提出类型之叙述较为概括，且由于行文之需要，不可能对何说属何种类型一一标出， 再加上本来人们对传闻与推测，乃至考证之界定不尽相同，因之符必要在这里将何说属何种类型——标出，并将周钧韬同志关于《金瓶梅》作者23说之外的各种说法附入。 1.属于传闻的： 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嘉靖大名士、世庙巨公、王世贞、王世贞门人、陆炳仇人、荊川仇人、卢楠、某孝廉， 计10说。 2、属于推测的： 薛应旗、赵南星、李贽、徐渭、冯惟敏、汤显祖、沈德符父子（及其他文人，包括袁中道、冯梦龙在内）、陶望龄兄弟、丁耀亢与丘志充、李开先崇信者、刘九、吴侬、浮浪文人，计13说。 3、属于考证的： 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李先芳、谢榛、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计7说。 难以列入上述三种类型的提出者有： 兰陵笑笑生似为伪托；李渔为所谓说散本的作者；蒋剑 人为古本的作者。 上述三种类型的提出者有复出者，去其重复，计得32说。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二）作者诸说提出人的时代及其他情况分析 我们将所有提出《金瓶梅》作者说的人按三个时期加以划分，即明人、清人、现当代人。 1、明人： 屠本畯、袁中道、沈德符、谢肇浙、欣欣子、廿公。 明人言及《金瓶梅》作者的共上述六人，他们距《金瓶梅》成书年代最近。 六人中除欣欣子、廿公看过《金瓶梅》初刊本，当亦必看到过付刻之抄本外，其余诸人的情况是：屠本畯见过两个不完的抄本，谢肇浙亦如之。 袁中道、沈德符不仅见到过不完的抄本，拥有完整抄本 （其实亦不完整，当缺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详见拙作《〈金瓶梅〉抄本考》）， 而沈德符还看到过初刊本，对《金瓶梅》之刊印过程亦较清楚。 因此他们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叙述很值得重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之中，比如沈德符，似乎有人确知《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但却因种种原因而不能或不愿意说出，所以一渉及到这个问题，总是闪烁其词，使人扑朔迷离，难以捉摸。 然而我们始终认为，无论是《金瓶梅》作者本人，还是其知情者，虽然这样那样地在摆着迷魂阵，但他们实在也似乎并不想，也不可能完完全全一点痕迹也不留下来。 因而在从原作出发的基础上，追踪上述知情者或其他知情者留下的种种蛛丝马迹，实在不失为解开《金瓶悔》作者这个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上述六位明人对于《金瓶梅》作者的叙说，归纳起来，大概至少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①除欣欣子序以外，其余五人均说《金瓶梅》作者是嘉靖时人。 欣欣子序没有明确指出《金瓶梅》作者为嘉靖时人，从其所开列的“前代骚人”及作品中的明代作家作品来看，除《如意传》、《于湖记》两书尚不能确知作者，难以考定其时代外。 作《钟情丽集》的丘琼山的卒年似乎最晚。他死于明弘治八年（1495 )。 欣欣子既称他为前代人，则似可见出欣欣子一定在他以后的若干年，恰当嘉靖年间，这就与上述五人说法相近，但事情似乎远没有这么简单。 欣欣子序中提到的周静轩，大约就是万历十九年《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内作“诗曰”云云的周静轩，明末刊本《隋唐演义》中也有他的诗，似乎此人当在明弘治、嘉靖年间，则比丘琼山年代更后。 关于《怀春雅集》的作者卢梅湖之生卒年亦难考知，但万历间类书如《风流十传》、《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等皆有《怀春雅集》（见孙楷第先生《曰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则卢之生卒，恐当在嘉靖年间，甚至活到万历年间。 又欣欣子序似乎当写在万历末年或天启年间，则其称上述诸人为“前代骚人”，且云“吾友”笑笑生而不云“故友”笑笑生，则可见其作序之时，《金瓶梅》之作者似仍当活着。这样一来，《金瓶梅》作者显系万历年间的人。 这就未免与上述五人云嘉靖年间人相左。尽管我们对这位兰陵笑笑生以及欣欣子之名认作是伪托，似很不可信，但仍录此以备考。 ②上述六位明人对《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不管如何歧异，另有一共同点则是都说《金瓶梅》为一人之所作，不是艺人或民间艺人之集体创作。 主张或认为《金瓶梅》为民间艺人集体创作或为累积型作品的意见发生于本世纪以来，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似乎应算冯沅君先生。 建国以来，持这种意见的人逐渐多起来，而且其中不少人都是学术界较有影响的专家，如潘开沛、赵景深、徐朔方、刘辉等等。 他们推出的论据都有相当的说服力，其立论确有成立之可能。但是，我以为就现存《金瓶梅词话》本来看，就其整体而言，实际上是并不能或不适于演唱的，无论用联曲式或诗赞式，都是如此。 《金瓶梅词话》中确实充满了大量的演唱材料以及韵文，但这个事实并不能掩盖其终究以散文为主的基本特点，而这大量的占主导地位的散文，是并不适于演说的。 这我们只要拿现存的演唱材料中的散文与《金瓶梅词话》中的散文进行比较，就很清楚了。 在持这种集体创作说的人当中，有人用《金瓶梅词话》本曾被人多次删改而成，或是用不同系统的各种抄本拼凑而成来支持己说。无奈这不过是并无根据的臆测。 其实抄本与初刊本、与现存万历本是基本一致的，而各种抄本之间并无大的区别，只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对此我们在《〈金瓶梅>抄本考》中已予叙述，在此不赘。 关于《金瓶梅》不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或累积型作品的其他理由，我们在《李先芳与〈金瓶梅〉》一书中亦曾叙述过，读者可以参见，而旦我们还将有专文加以更为详细的论述。 2、清人中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提出者，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出。整体上来看，对于《金瓶梅》的作者，清人多推测之词，似乎都未曾提出足够的证据。 但对《金瓶梅》作者之研究仍不失为重要的参考。不过似乎应当指出一点，清时“苦孝说”成风，这实在有将作者研究引入魔道之嫌。 3、现当代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者虽亦有若干推测之词，亦未拿出较为充分的论据，但所据一般较为可信。 现当代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文章最值得人们注意。其说虽未必能够成立，但对作者之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情况也较为复杂，就不再叙述了。  欣欣子序 (三）对以往提出的《金瓶梅》作者之时代分析 1、作者为嘉靖间之大名士者： 嘉清间大名士、世庙巨公、冯惟敏、谢榛、王世贞、薛 应旗、李贽、徐渭、李开先、李先芳，计9说。 2、作者为嘉靖间人，而非大名士者： 王世贞门人，金吾戚里门客，李开先之崇信者、刘九、 绍兴老儒、某孝廉、吴侬、卢楠、荆川仇人、陆炳仇人，计 11说。 3、作者为隆万间人（或主要活动为万历年间者）： 赵南星、贾三近、汤显祖、屠隆、陶望龄兄弟、沈德符父子以及其他文人（包括冯梦龙）、丁耀亢及丘志充，计7 说。 4、作者之时代难以确定者： 兰陵笑笑生、浮浪文人、民间艺人，计3说。 5、李渔当算作清人，蒋剑人为清人,计2说。 总计32说。 通过下述三个问题的研究和考定，作者范围可大为缩小。 第一、成书过程之研究。. 如果确认此书并非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而为文人或书会才人个人创作(不排除如同《红楼梦》那样有人补缀完成)，则集体创作说方面的作者推测可以排除。 第二、成书年代之确定。 如果确考出《金瓶梅》为嘉靖年间人所作，则其余隆万年间诸作者自可排除。 若确考出成书年代为万历初、中期所作，那么先于此时间早逝者，自可排除在作者之外。 在成书年代问题上，必然牵扯到成书过程中的另一个方面，即如上面已经说到的抄本与初刊本、现存万历词话本的关系，以及各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抄本与初刊本、现存万历本之间有重大出入或修改；若抄本有不同系统，曾被作过重大删改，那成书年代自然难以确定，同样，作者问题也就更难确定。 如上文所提及，这种种猜想实在并无根据，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据我们现在的初步考证来看，《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必不晚于嘉靖末年，而很可能甚至晚于隆庆年间，不早于万历6——8年。（详见拙作《〈金瓶梅〉成书年代新线索》）但作者对嘉靖年间的事情较为熟悉，似不可否认。 第三、考定写作《金瓶梅》的作者所应具备的种种条件。 建国以来的所有考证《金瓶梅》作者的人，几乎没有不力图从原作出发来寻找内证，并努力探求写作《金瓶梅》的作者所要具备的条件的。 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前一种努力的结果，使我们准确地弄清楚了《金瓶梅》中的一些内容的来源，这是《金瓶梅》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这后一种努力的结果，使我们对写作《金瓶梅》的作者所必备之条件有了大体的把握。但在这两种努力的过程中，亦并非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在前一种努力过程中，不少人似乎在运用这种成果时犯了简单的三段论推理的毛病，如书中有某人之作品，就断定该书为谁所作。 在后一种努力过程中，不少人对写作《金瓶梅》的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的把握往往还不够准确，于是就进行类比。 比如大家都已经意识到《金瓶梅》作者是懂音乐的，或者说作者在音乐方面有相当的造诣，但作者懂音乐的程度，或其在音乐上的造诣到底深到何种程度，则并未恰如其分地掌握。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除我们对《金瓶梅》一书中的内容还缺乏深入研究之外，重要的原因似乎是我们的搞《金瓶梅》研究的人还缺乏这些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具备这种专业知识的人则很少真正涉足《金瓶梅》的研究，这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作者考证》 在关于写作《金瓶梅》之作者所具备的条件方面，这里想说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大名士与非大名士或文人与艺人合作问题。 近年来，鉴于《金瓶梅》一书中所显示的种种矛盾现象，比如若从书中各种舛误错乱来看，此书似非大名士大手笔之所作； 而从其中的“吐属不凡”融贯书史成文得心应手以及对朝章典仪等等的熟悉来看，又非大名士、大手笔所不能为，于是人们开始提出可称为折衷的方案，即《金瓶梅》一书当由大名士与非大名士或文人与艺人合作而成。 这自然不无道理，因为它似乎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上述矛盾。 但是持这种折衷说的人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旦上述两种人合作，则不仅能发挥上述两种人的长处，亦必将很好地克服上述两种人的缺点，至少一经文人或大手笔加工，舛误错误自应克服才对。 不知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将如何解释这新的矛盾现象。 第二，除了上述将文人与艺人合作的说法外，还有一种将文人与艺人绝对对立的说法，如认为《金瓶梅》若为文人个人所创作,就与民间艺人无关；而认为《金瓶梅》为民间艺人所作则必定是集体创作，而不可能是个人创作。 我们认为这种将文人和艺人的绝对对立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文人与艺人之间，从中国文艺史上来看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之间其实并无绝对对立的界限，作家（文人）而通艺，艺人而通文，这样的事实多得不胜枚举。 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还有一个应当补出的问题是,《金瓶梅》作者之说现已逾三十，但除了那些较为概括性的作者（如大名士、巨公之类）以外，就具体的有名称的作者而论，范围是否就这么大,换言之，《金瓶梅》的作者有无可能是上述作者范围以外的人呢？尽管现在不少人已对新说之出现抱着一种厌烦心理。 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自然不无道理，但有谁敢担保《金瓶梅》之作者一定是上述圈子中的人呢？学术研究，感情不能取代理智。 我们始终认为在《金瓶梅》作者的探求过程中，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为开阔一些，不要被成说束缚。要之，我们完全可以寻找另外的作者候选人。 (四）已往提出的作者的籍贯分析 上述《金瓶梅》作者之籍贯情况如下： 1、浙人： 绍兴老儒、兰溪一带之吴侬、屠隆、李渔、沈德符父子、徐渭、陶望龄兄弟。 2、吴人： 王世贞、冯梦龙、薛应旗。 3、山东人： 李开先、贾三近、谢榛、李先芳、刘九、冯惟敏、丘志充、丁耀亢、赵南星（李先芳故居之范县，原属山东，1964年划归河南；赵南星原籍之髙邑，原属山东，现划归河北）。 4、湖北人： 袁中道兄弟、刘承禧。 5、福建人： 李贽。 6、江西人： 汤显祖。 7、作者之籍贯难以确定者： 金吾戚里门客、王世贞门人、某孝廉、李开先崇信者、 集体创作之民间艺人、兰陵笑笑生。 考定《金瓶梅》的作者，人们当然不能不重视作者之籍贯，而在作者籍贯问题上，人们主要是从《金瓶梅》的方言以及书中主人公的生活习俗出发。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 关于《金瓶梅》的方言问题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和吴晗先生就曾指出过，《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对此，当然亦早就有人认为过于空泛笼统，但却并不否认这个结论。 近年来对《金瓶梅》方言为山东方言持否定态度的人渐多起来，有人甚至主张必须从山东人的框框中跳出来。 其主要理由就是《金瓶梅》中杂有所谓吴方言以及浙江方言（当然其中甚至有些北京方言）。因此关于方言的归属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 一部八十万言的长篇巨制就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其方言特征十分明显，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对其方言归属，我们却不能明确回答，这对我们的方言研究简直是一种挑战！ 说明我们的方言研究，确实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我们在解答《金瓶梅》方言时，不要说语音、语法，就是词汇，甚至找不到翔实的各地方言的参照物。 这就难怪不少解释《金瓶梅》方言的学者所举出的仅为某地方言所具有的词汇，结果在其他地区迄今为止尚大量活着，使人难免不以为解释者太武断。 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比如不少想研究《金瓶梅》方言的人甚至见不到《金瓶梅》，而真正的搞方言的人也很少甚或没有涉足《金瓶梅》方言。 关于《金瓶梅》方言问题，我们正在加紧进行，并且已有专门的文章予以叙述，这里不想多说，只想指出两点： 第一，《金瓶梅》方言是单一方言，而不是混合方言。 第二， 从语音上看，《金瓶梅》方言不是吴方言。 关于《金瓶梅》方言的确切归属，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确定。这样以来，那些不熟悉这种方言的作者便可排除。 关于《金瓶梅》一书中主人公的生活习俗问题的研究，情况正同于方言，至少一点也不比方言方面好。 近年来不少《金瓶梅》研究专家十分肯定地说《金瓶梅》中主人公的生活习俗，诸如饮食、日常器具都是南方的。在这方面最为武断的可能要算台湾省的《金瓶梅》专家魏子云先生了。 根据我们的研究与考证，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魏子云先生所列举的那些支撑《金瓶梅》主人公的生活习俗为南方习俗之论点的论据，没有一条是经得起推敲的。 这里仅举出几条重要的加以叙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的主食中时常以大米为主，这在沿运河一带的北方城市的富贵人家中正是常有的事实。 《金瓶悔》中的饮酒习惯，正是十六纪中后叶北方中原一带，特别是运河两岸富贵人家饮酒情况的忠实的、不走样的描述。 关于《金瓶梅》中的日用器具，这里就以被魏先生作为重要证据的马桶问题为例来加以说明。 经过反复的调查核实，现已查明，明中后叶东昌府、临清一带是用马桶的，而且有的就叫马子。 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这时妇女出嫁的必备嫁妆之一就是马桶。 我们可以明白地指出，《金瓶梅》中的生活习俗，正是十六世纪中后叶我国北方城市(主要指中原一带）生活习俗的真实纪录。 谈到已往提出的《金瓶梅》作者的籍贯，我们不能不涉及一下兰陵问题，尽管《金瓶梅》抄本及初刊本上似乎并没有欣欣子的序,尽管兰陵未必一定就是地名。 兰陵作为郡县，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只有两处，一为现在山东省的峄县一带， 一为江苏武进。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一文中提到过关于第三个兰陵的材料：“据日人所编《汉和辞典》尚记有后魏置之兰陵，在安徽省境，未考。”和《大汉和词典》相类，《中国古今地名大字典》也说到这第三个兰陵，不过云在今河南省境内。 对这第三个兰陵，我们曾作过较详之考证，确证此第三个兰陵不复存在。这是上述二种工具书引据的资料有误所致。 史书中有误的原因有二：一是永、承、丞三字形近易误；二是中国古有两个鄫国（或鄫地、鄫邑），一在今山东枣庄附近，二在河南省柘城县东北。 兰陵以鄫为参照物，故易误。要之，第三个兰陵不复存在。  《论金瓶梅》 叶桂桐 著  注释： （1）周钧韬《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说》，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 （2）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3）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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