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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研究在文革中沉睡了十年,直到1979年朱星的《考证》与黄霖的质疑文章出,才逐渐引起学界的注目,数年间响应者云集,且后来居上,直赶《水浒》, 成为小说研究界仅次于《红楼梦》而与《水浒传》相伯仲的又一显学—“金学”。 《金瓶梅》受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界重视,首先是由于产生于中国小说发展转折期的这部巨著具有多方面的创代意义,在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之地位,治小说 史、古典文学史乃至文化艺术史者,不研究它便难以梳理出整体的历史面貌并把握发展演变之规律。 而这样一部小说比起明清其它几部“奇书”来,问津者相对少多了,形成了一片期待开垦的学术荒原。 本世纪初,以鲁迅、郑振铎为代表的拓荒者的实践及其后毛泽东对这部小说价值的肯定,使得新 时期一批治明清小说的中青年学者无所顾忌地在拥挤的几大著 作之外找到了一块施展自身学术才能的天地。 与《红楼梦》、《水浒传》等研究界多由老一代学者领向导航所不同的是,在《金瓶梅》的学术团体中领袖群英者多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 他们既有较扎实的国学根基,又有易于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理论的自觉意识和勇于进取的精神;既可以扎扎实实地从事微观基础研究,又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宏 观的规律探讨。 这是一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较少保守成见的充满活力的学术中坚力量。所有这些构成了《金瓶梅》研究能后来居上的基本原因。 新时期以来的《金瓶梅》研究经历了作者征考、成书版本探讨,文本批评的方法论热,服务于推广普及的阐释热三个阶段。 出现了几个研究热点:作者、成书年代、版本、评点家与评点、性描写评价、主题思想艺术价值探讨等。
一、广征细考作者 由于多种原因,确定一部小说的作者是古典小说研究普遍存在的难点,而考证《金瓶梅》作者的难度最大。 曹雪芹尚且在《红楼梦》中留下“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显赫文字,《金瓶梅》的作者却对自己采取全封闭方式。 记载此部小说传抄情形的明人笔记,也仅留下一些相互矛盾的传闻,或曰“世庙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或说“绍兴老儒”,或言“金吾戚里”的“门客”, 欣欣子序里又说是“兰陵笑笑生”,且序之可靠性也令人存疑。 这些恍惚迷离的语词、杂出的歧见给《金瓶梅》作者的探寻带来从未有过的困难。 破解《金瓶梅》作者之谜成为《金瓶梅》问世以来研究者的最艰难的工作,有人称之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新时期“金学”的复兴就从此开始,而且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考证的问题 也更深刻精细。到目前为止,《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已多达六十多个。 这六十多种说法可归为两大类:一是“文人独创”说,二是“集体创作一人写定”说。 力主“文人独创”说者,根据《金瓶梅词话》完整独特的艺术结构、一以贯之的思想、精描细刻的艺术手法和整部小说独异的艺术风格,参照相关的史料,确信其 为文人独创且非大手笔不能写出。 这位大名士是谁呢?他们在对明清人的传闻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又广稽嘉靖、万历两朝史书、笔记、文集中相关的文字,提出了不少新看法。 迄今为止,新的候选人已达二十多个。其中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四说考论精深,有较大影响。 王世贞创作《金瓶梅》最早可能见于清初宋起凤的《稗说》(卷三),且记为王世贞中年所作。 佚名的《寒花食随笔》记载这类传说已很详细,为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作序的谢颐(实为张潮)也延用此说,其后不少笔记载此论者甚多,于是王世贞作《金 瓶梅》说便风靡开来,几百年间占主导地位。 1931至1934年,吴晗接连发表两篇文章,一举推倒了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主要论据。同时,鲁迅、郑振铎也都持否定意见,此说从根本上动摇。 自1979年始,朱星连发几篇论文,重提王世贞创作《金瓶梅》说[1]。 然而他避开了吴晗文章所论及的问题,只列举了王世贞可能写出《金瓶梅》的十个条件,这些条件只是一般性的外围材料,看不出王世贞与《金瓶梅》的必然联系 来,因此经黄霖、赵景深、徐朔方、张远芬等人相继撰文与之商榷后,此说也就自然被人们忘却了。 1991年周钧韬又发表了《吴晗先生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的否定不能成立》,进一步阐述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著”的观点[2]。 看来要想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可能性,必须对王世贞最早拥有《金瓶梅》手抄全本之事做出只是占有而并非创作的明确解释,然而这又绝非易事。 李开先作《金瓶梅》说不知何人首倡。196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本《中国文学史》在949页的一条脚注中说“有人曾推测作者是李开先或王世贞或赵南星或 薛应旗,但却没有能够举出直接证据,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 自1980年起,徐朔方接连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金瓶梅)成书补正》、《(金瓶梅>成书新探》等系列文章[3],论证《金瓶梅》的写 定者是 李开先(后修订为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 他从《金瓶梅》引用的大量戏曲史料中寻找作者,认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熟悉、精通戏曲,因此在引用这些史料中不可能不表现出他的兴趣所在。
徐朔方发现《金瓶梅》引用《宝剑记》次数之多、文字之长,而又避而不提它的剧名和作者姓名,且引的片断又不属于精彩的折子,这同一般的摹拟、引用显 然不同。 于是他进而将《宝剑记》与《金瓶梅》加以比较,发现它们有不少相同之处,遂得出结论:《金瓶梅》的写作者是《宝剑记》的作者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 卜健著有《(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不仅对徐朔方的“李开先说”作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补充,而且研究的范围也拓宽了许多,认定李开先是《金瓶梅》 的作者而非写定者。 刘辉称卜健此书为“李开先说的集大成者”是不过分的。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金瓶梅》抄录化用了某人的作品,作者是否就是某人。即被抄录的作品的作 者与《金瓶梅》的作者之间能否画等号。 《金瓶梅》抄引化用的文字作品不单是戏曲,还有大量的话本、诗文,不单是李开先的作品,还有许多他人的作品,若要证明作者是李开先,必须将其他作品的作 者也具有创作写定《金瓶梅》的可能性排除掉,否则只确定李开先一人为《金瓶梅》的作者,便难免片面之嫌,至少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新时期提出《金瓶梅》作者新说的第一人是张远芬。他于1983年出版的《金瓶梅新证》认定《金瓶梅》一书的作者是贾三近。 主要根据是贾三近是山东峄县人,而“兰陵笑笑生”也是峄县人。要点有四个:兰陵就是山东峄县,欣欣子序中的“明贤里”也是指峄县,《金瓶梅》中的“金华 酒”就是兰陵(峄县)酒,《金瓶梅》中的方言大都来自峄县。 他抓住“兰陵”一 名从地理位置上立论,不免显得单薄。因为“兰陵”既指地名，又指“酒名”,即使就地名而言,古代有两个兰陵,一为山东峄县,一为江苏武进 县。 再者,以方言论定一部书的作者,特别是像《金瓶梅》这样抄录化用了大量其他的文学作品的小说的作者,其方法的科学性也值得怀疑,因此,与张远芬商榷的文 章甚多。看来,此论疑点也不少。 新时期以来,在考证《金瓶梅》作者的诸说中,黄霖的“屠隆说”是论据较为有力,推断较合情理,国内外影响较大,争议较多的一种。 他自1983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之 一、之二,《<开卷一笑>与< 金瓶梅>作者问题》，代表了新时期以来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水平。 黄霖首先发现了一条重要的内证材料:《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与《哀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后称《山中一夕话》),此书的参订校阅者,一 会儿题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会儿又题一钠道人屠隆,这种情况在明清两代是较常见的。 孙楷第先生曾指出,此皆“一人所编一家所刊者”。据此黄霖认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 即笑笑先生就是一衲道人屠隆,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并进而结合屠隆的籍贯、习尚,万历二十年前后的处境和心情、情欲观、文学基 础、生活基础,以及《金瓶梅》的最初流传等六方面情况综合考查,觉得屠隆就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这一论证最具说服力处在于找到了屠隆与笑笑生的直接 联系,即屠隆曾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明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皆笼统说出出一种类型的范围,唯有欣欣子序指实为一个具体人的号。若“欣欣子序”所言不谬,“笑笑先生”确是那个笑笑生, 《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屠隆了。 “屠隆”说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支持者也相继而出。 先是台湾魏子云接连发文,为此说“添砖加瓦”,后郑闰又有新资料发现,李燃青、吕珏等也张煌此说。[4] 魏子云经过进一步考证后,认为《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应该“画句点”了。[5]然而对屠隆说的赞誉和责难是同步相生的。 徐朔方率先指出,《开卷一笑》这种记载笑话趣闻和相关诗文的书,东拼西凑,很难作为可信的史料看待。根据《开卷一笑》记有永熙时人瞿呆的事迹看,屠隆参 阅之类的话都是书贩的假托,不可相信。[6] 《遍地金》封面镌“笔练阁编次绣像”,而笔练阁主人是清代乾隆朝人。[7] 作为专名,“笑笑生”不等于“笑笑先生”,“参阅者”不等于编者,更不是作者。 张远芬也指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说,原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以入刻”,这样屠隆充其量也只能是这五回赝作的作者,而不是全书的作者。 [8] 张庆善、鲁歌等人依据明人有关《金瓶梅》的笔记记载原书名叫《金瓶梅》、无欣欣子序和廿公跋推断,《新刻金瓶梅词话》问世较晚,欣欣子序中所言兰陵笑 笑生作《金瓶梅》的真实性可疑。 甚至有人说“兰陵笑笑生”一说是书商杜撰的无稽之谈。[9]对以上的主要问题,黄霖在他的文章中都曾一一作答,并不断地修正、补充完善自己的“屠隆说”。 然而就现有的条件,若想对如此众多的复杂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也是极为困难的。 再者,陈诏在《呼之欲出的笑笑生》一文中,证实了吴晓铃披露的确有笑笑生其人且有其传世的手书《鱼游春水》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这个笑笑生是否为兰陵笑笑生,他与笑笑先生屠隆是什么关系？ 再者,刘辉在《玉闺红》一书序中发现的《金瓶梅弹词》二十卷的作者“东鲁落落平生”与“兰陵笑笑生”又是怎样的关系?这些似乎也是应该进一步搞清楚 的。 此外,还有“丁耀亢、丘志充”说(马泰来、魏子云),“汤显祖”说(丙效卫),“冯梦龙”说(赵伯英),“贾梦龙”说(许志强),“王稚登”说(鲁歌、马征),“罗汝芳” 说(赵兴勤)、“藏晋叔”说(张惠英),“卢楠”说(王汝梅),“刘九”说(戴鸿森),“田艺衡”说(周维衍),“金圣叹”说〔高明诚),“李开芳”说(叶桂桐、阎增山),“谢 棒、郑若庸”说(王茧),“陶望龄兄弟”说 (魏子云),“屠大年”说(郑闰),“王采”说(李洪政)等。 以上诸说,反映出“金学界”对作者问题探求的努力。局于篇幅,不再一一叙论。
应当指出的是自1992年陈大康的《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一文发表后,考证《金瓶梅》作者的热潮己开始降温回落。 这是因为,研究的事实正如文中所言,由于材料的缺乏使考证作者的条件尚不具备,人们拿不出更为有力确凿的证据来,而过热的考证只会劳人伤力,诱发不良学风 的蔓延。 与此相反,主张《金瓶梅》为“集体创作一人写定”说者这些年则呈逐渐高涨的趋势,主张此说者先后有徐朔方、魏子云、刘辉、陈辽、王利器、陈诏、傅憎享 等人,他们主要根据小说的内证材料,特别是大量采录抄袭他人的作品,并以此与历代积累型小说与其后文人独撰的小说相比较,认为它更像前者而不像文人独撰的小 说。 徐朔方在《论(水浒>和<金瓶梅》不只是个人创作》一文中将《金瓶梅》与《水浒》详细比照,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大雷同,认为《水浒》比《金瓶梅》或早或迟 的迹象同时并存,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影响关系,两者同出一源,同出一系列“水浒”故事的集群,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 魏子云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金瓶梅札记》、《金瓶梅原貌探索》等著作中一再表达《金瓶梅词话》是一个两次性成书的集体修改作品。 刘辉在《从词话本到说教本—(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问题研究》[10]和《金瓶梅研究十年》[11]中,坚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他从《金瓶梅》中保留 着大量可唱韵文和大量采录抄袭他人之作, 特别是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传奇以及小说中存在着大量讹误、错乱、重复、破绽等种种现象出发,认为《金瓶梅词话》是民间艺人的说唱“底本”,大体相当于 词话本《水浒传》,而说教本则相当于施耐庵加工修改后的《水浒传》。 陈辽主张《金瓶梅》成书分三个阶段:原是评话,创作者是评书艺人们;兰陵笑笑生把《金瓶梅》评话整理,加工,再创造为《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金瓶梅》是 成书的第三个阶段,作者是思想、艺术都比兰陵笑笑生高出一头的作家。[12] 傅僧享从《词话》临文无字,率意假代;文字流俗,品位较低;直录乡音,实书理语等证明《金瓶梅》不是出自名士之手,而是俚人(或书会才人)的耳录,耳录之初也不 是供阅看的,而是供说听的。[13] 应该说,他们所提供的内证材料在《金瓶梅词话》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一定的说服力。 然而作为历代积累型小说应该有个长期流传的过程,应像《三国》、《水浒》、《西游记》一样在它们成书之前便有评话或其他祖本存在,但是,却没有任何史料 能证明这一点。 相反,已知明代有关《金瓶梅》的记录材料却倒说明,《金瓶梅》是一部突然冒出来、令文人吃惊的小说,根据书中唠唠叨叨的碎琐情节,不会引起听众耐心听下 去的兴趣,就像《红楼梦》不适合讲和听一样,倒更适合于案头阅读。 就此观之,历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便难于成立。至于其行文粗疏,重复以致颠倒错乱,可能是因为创作草率,匆忙,传抄者文化水平不高所致。 诚如黄霖所言:“长篇小说中叙述之错乱,实在不能作为论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的依据,而只能说明构思和创作是否周密。”[14] 《金瓶梅词话》大量引用前人作品的问题也可作如是观,即:“作家经过独立地构思之后在自己设计的情节布局和人物形象的蓝图上'镶嵌’前人作品中的某些 片段,这理当称之为个人创作。”[15] 总之,《金瓶梅词话》出现令人怀疑为集体创作的现象,是由于创作匆忙草率,未来得及反复修饰就将草稿传抄了出去造成的。 然而,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完整的情节结构框架和统一的人物形象系列,这些主要的关键性的因素,都不得不使人赞叹作者思想艺术的不同凡响,若说是民间艺 人的集体创作是万万讲不通的。 倒是周钧韬在《<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16]中提出的新观点特别值得重视。 他认为,《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还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而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 展的过渡型作品。 它的诞生标志着整理加工式的创作的终结和文人直接面对社会生活创作的开始,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拟话本长篇小说。 这一认识既契合我国小说创作擅变的历史发展规律,又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金瓶梅》一书的创作特质。是目前诸说中较为科学的一家之言。
二、成书年代,流传过程,版本及评点研究 《金瓶梅》成书于何时?仍然是新时期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主要仍有成书于明嘉靖年间与明万历年间两种说法。 力主“嘉靖说”者一方面依据明人笔记的相关记载,一方面又从《词话》中寻找内证材料,以便说明一切写明代的历史都发生在嘉靖年间,即使发生在万历年间的 事也早在嘉靖年间就有了。 他们是担心书中有万历朝的痕迹。 因为黄霖在《<金瓶梅》成书三考》一文中说的那段话是很在理的,黄霖说: “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 绝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 事实上,吴晗、郑振铎早就这么做了,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证明朝廷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的事,以及“季子”、“皇庆”、佛道兴衰、太监擅权事都为万历朝 特有。 《如意君传》、《于湖记》也盛行于万历年间,故而“万历说”成为此后压倒他说的不可动摇之论。 新时期以来,力主《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者对吴、郑的观点进行反驳。 最有力的是日本日下翠的《(金瓶梅>成书年代考》、周钧韬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商兑》以及刘辉的《<如意君传)的刊刻年代及其与(金瓶梅)之关 系》,这些文章,对持“万历说”者的几条主要证据一一加以反驳,证明那些事情产生于正德或嘉靖年间而非万历朝。 徐扶明,陈诏等人又找到了不少成书于嘉靖朝的内证,譬如:海盐腔、弦索调皆为嘉靖以前和嘉靖、隆庆年间的“时曲”；书中所写的明代进士全是正德、嘉靖年 间的；金华酒嘉靖时最出名,万历时已被别的酒取代。 李忠明对“书帕”一词的本义、变义分析考察后,认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应是使用“书帕”本义的嘉靖年间。[17]等等。的确,“嘉靖说”曾一时占了上 风。 然而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者毕竟从书中找出了不少万历年代的痕迹。 黄霖推定出《金瓶梅词话》所抄的是万历十七年前后刊定的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那么《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年代当在万历十七年以后。[18] 章培恒在《论<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指出,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饮宴时演奏南曲为万历以后之事,其前皆用北曲。而《金瓶梅词话》所写盛大酒宴,皆 用“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19] 梅节考察出小说六十八回安郎中所言“南河南徙”之事的时间为万历五年闰八月,因黄河夺淮入海,淮河被迫南徙。由此推定《金瓶梅》成书的上限不能早于万 历五年八月。[20] 陈诏考查《金瓶梅》人物后发现,涉及到明代人物“上限在成化年间,下限在隆庆、万历年间”,既然有万历年间的人物,就不可能创作于嘉靖朝。[21] 看来“万历说”也确有道理。眼下,两说的主力都在寻找史证,相互驳难,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金瓶梅》的流传与版本是《金瓶梅》研究的基础工作,它涉及最早抄本出现于何时？抄本的流传情况,抄本与刻本的关系,最早出现刻本的时间？《新刻金瓶梅 词话》刻于何时？ 陋儒补入的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的真伪,以及有关崇祯本、张竹坡评本、《新刻绣像金瓶梅》等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解放初因受所能见到版本的限制。显得很薄弱,新时期以来,随着版本和材料的发现,澄清了一些问题,使得这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关于《金瓶梅》的早期抄本的研究,曾出现一段时间的迷雾,如:本世纪20年代初,鲁迅提出“万历庚戌吴中始有刻本”说,郑振铎、沈雁冰都曾附合之,此说台湾魏 子云已于《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一书中加以纠正。 魏子云考明,“马仲良榷吴关”一事在万历四十一年,万历四十三年李日华从沈德符处所见的《金瓶梅》还是抄本,万历庚戌(三十八年)不可能有刻本。 后来刘辉对此问题也有具体的说明。1979年,朱星又善意地设想出“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到再刻时书贾大加伪撰”,现在应该洗刷这些污点,还其本来面目了。 黄霖随即发表商榷文章,指出,明代万历朝的董思白、袁中郎、袁小欣、沈德符这些《金瓶梅》原本的读者对于《金瓶梅》的看法,都证明了其原本并非干净。 [22] 至少应该说鲁迅与朱星的上述观点的失误,是由于他们对有关《金瓶梅》早期抄本及记载流传情况的史料分析研究不细造成的。 新时期以来,治《金瓶梅》成书、版本和作者的人都十分重视对明人有关记载的史料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关于《金瓶梅》抄本最早出现的时间,美国的韩南、台湾的魏子云以及大陆的一批学者都依据袁中郎的《锦帆集·董思白》一书和陶望龄的《游洞庭山记》所写 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十月而确定《金瓶梅》抄本传世的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后有人考订 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深秋。 黄霖曾撰文予以纠正。[23]叶桂桐认定王肯堂获得《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可能早于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二十年,因此得出结论:“《金瓶梅》抄本最早流传的年 代当不晚于万历二十年。”[24] 刘辉则认为是隆庆末或万历初。关于早期抄本的流传情况,研究者们对明代家藏或持有《金瓶梅》抄本的十二人都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至于抄本辗转传抄的先后顺序虽所言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识,即:仅有王世贞与刘承禧家藏有全本,而王世贞家的全本佚失得较早。其余的十一人谁都未见 过。 在社会上流传全抄本只能是刘承禧家“原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本子。 叶桂桐更具体地考定为,余下的有三个前半部抄本:王肯堂本、董其昌本、文在兹本;两个后半部抄本:王雅登本、丘志充本。 这些本子的内容无大的区别,进而认为“各抄本的内容是一致的,内容上有重大区别之所谓南方系统抄本与北方系统抄本根本不存在”。[25] 关于《金瓶梅词话》初刻的时间问题,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都认为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魏子云推测为万历四十四年),而题署万历四十五年丁已的《新刻金瓶 梅词话》是不是原本,不少学者根据有关抄本记载中均未提欣欣子序和廿公跋而书名又填“新刻”二字分析,认定《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原刻本而是后来的刻 本。 至于刻于何时,刘辉依据沈德符的《野获编》和薛冈《天爵堂笔余》有关记载(因为明代唯有他们两个目睹并记载了《金瓶梅》从抄本到流传的过程),并参照 《明神宗实录》等史料考证出在万历四十七年和万历四十八年,带有欣欣子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尚未问世,它的出现最早不超过万历四十八年。 在诸说中此说更令人置信。[26] 刘辉还通过对多种版本的校勘考订出,非但《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原刻本,连现在传世的《金瓶梅词话》日本慈眼堂本、栖息堂本和北京图书馆藏本都不是万 历四十五年原刻本,而且这三种《金瓶梅词话》的翻刻或重印也并非同一版本。 这两个新论断一 扫以往关于三种《金瓶梅词话》本问题的一切迷雾,理清了它们与单刻本以及自身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说是新时期《词话》本研究的新收获。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否为“陋儒补以入刻”,多数人相信沈德符写在《野获编》中的话是可信的,并从语言,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对这 五回作了具体的比勘论证,认定确为伪作。 台湾魏子云曾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论证这段记载的不合理处,并对《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认真比勘,有力地反驳了陋儒补作成书说。 黄霖、马征等也持此观点。黄霖指出了《野获编》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认为“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绝不贯串,在其他章回中均有类似的情况”。 马征则认为沈德符见到的是原本《金瓶梅》,而未见到完刻于天启元年的《新 刻金瓶梅词话》,目前还不能将两者搅混于一处论之。 并进而对“补入”说的主要观点一一驳辩,分析这五回写的三处精彩的地方,证明其并不“肤浅鄙理”。看来这一问题因存较大争议,难以一时定论。 “崇祯本”是《金瓶梅》版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黄霖对此做了一番系统的校勘、研究工作,他在《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关于上海图 书馆藏两种(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等文章中力图勾勒出多种“崇祯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两个颇有见地的观点: 其一,认为原通州王孝慈藏的二字行眉批本是初刻本,其它的版本(四字行眉批的北大本、天理本、上图甲本,三字行眉批的内阁本,二字和四字混合型眉批的上图 乙本、天津本等)均为王氏本的翻刻本,它们之间并无承传关系。无眉批的首图本是内阁本的翻刻本。 其二,根据目前北大、上图等本卷首题图中残存的“词话”二字的痕迹认定,“崇祯本”确实来自“词话本”。 刘辉根据他发现的首都图书馆藏的《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上署名为“回道人题”的一首词,考证出这位“回道人”系李渔之化名,此本为李渔写定、作评、刊 刻,约刊刻于顺治十五年之后,故世称此本为“崇祯本”的提法不确。 在1989年首届国际金学会上,黄霖否定了李渔为“崇祯本的写定者、作评者的观点,认为冯梦龙才是评改者,并以较为有力的内证阐述了崇祯本当是以已刊词话 本(原本)为底本,同时参照了另一原本修改加评而成。 否定了崇祯本与 词话本为兄弟、并列关系的说法。魏子云、陈毓黑、陈昌恒等人对刘辉的李渔说也提出质疑。 刘辉在他的《(金瓶梅)研究十年》一文中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反对者黄霖等人的基本观点。这种讨论无疑推进了关于“崇祯本”问题的深入研究。 关于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两大系统版本谁先谁后的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 刘辉认为:附录部分(即《读法》、《寓意说》等)、文内夹批、旁批是张竹坡于康熙乙亥年三月最先完成的,故第一奇书的最早刻本皆无回评,而有回评的系以后 所补。[27] 黄霖则认为,无回评的“康熙乙亥本”并不是张竹坡《金瓶梅》的原本,原本目前未见,而卷首没有《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今、《冷热金针》三篇文字, 有回评的本子,比较接近原本。[28] 卷首有《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两篇,因笔者未见详细报道,不知可有回评,故对此发现之价值不敢冒然评论。 (未完待续)
注 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载于《河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3两期，《新华文摘》1996年第11期转载一万多字，他引9。后收录于《许建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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