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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听外婆讲那红色的故事

 新用户7391BFGL 2022-03-09

听外婆讲那红色的故事

“军三代” 江春

  在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展板上,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纪念馆的展板上,都有我的外婆、新四军女兵冯云的简介——

  冯云(1916、8、15——2020、10、14),女,曾用名顾新、冯秉,汉族,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初中文化。1938年1月,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地下工作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获悉妹妹冯玲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被敌机轰炸而光荣牺牲的噩耗之后,征得党小组长李淑英的同意后毅然离沪赴皖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3支队5团战士,从事新四军民运工作。1940年4月26日,随新四军总部参加了反击日本鬼子第一次对皖南大规模扫荡的何家湾战斗,随后随新四军总部转战铜陵、南陵、繁昌一带抗日战场。1941年1月,亲历“皖南事变”。1983年,从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老干局离休。2015年9月3日,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9年8月29日,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0年10月14日,冯云无疾而终仙逝于安徽省黄山市,享年一百零四岁,与其新四军伉俪汪奇合葬于夫君故乡安徽省黟县历下村口。

  非常有幸的是,1983年,外婆从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老干局离休之后,就来到了安徽黄山市与我们一块生活安度晚年,使我得以倾听到外婆给我讲述的那一个又一个她亲身经历过的红色故事——

  

参加新四军的故事

  我是1939年11月初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的,那年我刚满24岁。原先,我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在获悉妹妹冯玲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被敌机轰炸而光荣牺牲的噩耗之后,我便征得党小组长李淑英的同意而毅然离沪赴皖从军,为妹妹报仇,为抗日献身。

  到得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亲自接见了我这位“抗日烈士冯玲的亲姐姐”的新战士,并使我以百倍的热情,立即投身到紧张而又繁忙的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的学习、训练中去。就在此次接见我的时候,李子芳部长向我索要组织关系,我这才想起临行匆匆竟没想到要把组织关系带上。李部长便让我写信到上海索取,却由于时值战争环境,地下党组织很难用书信联系上,直到解放后,我才与李淑英同志联系上,她回信说当时因为怕路上不安全故未给带,在当时我并未介意,而是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紧张而又繁忙的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的学习、训练中去了。很快,我就被提前分配到三支队政治部搞民运工作,我们三支队的司令员是张云逸(兼),副司令员是谭震林。

  虽然我们分散到乡村去组织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但是更多的还是与地方乡绅和广大民众打交道,但我们时刻牢记自己的新四军身份,积极工作,并定期回团部汇报、请示。二个月后,我们六个女同志(顾励、许可、赵亚、焦恭贞、沈锐和我)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县八渡河五团团部附近开展民运工作,沈锐是我们的组长。我们五团的团长是徐金树,政委是林开凤。在“皖南事变”之前,我一直都在新四军三支队五团的民运小组里从事着民运工作。

  在云岭我们过着正规化的军事生活:我们女同志一律剪成齐耳短发,着一身灰色军装,佩戴蓝白二色图案的“N4A”抗战臂章,着山袜,缠绑腿,穿麻草鞋,出操、上课、唱歌,全部听凭军号指挥。后来,我被提前分配到三支队政治部搞民运工作,虽然我们分散到乡村去组织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但是更多的还是与地方乡绅和广大民众打交道,但我们时刻牢记自己的新四军身份,积极工作,并定期回团部汇报、请示。二个月后,我们六个女同志(顾励、许可、赵亚、焦恭贞、沈锐和我)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县八渡河团部附近开展民运工作,沈锐是我们的组长。这段时间,我们有幸参加了1940年4月26日反击敌人第一次对皖南大规模扫荡的何家湾战斗和其后的汤口坝血战(1940年11月14日),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尤其是在何家湾战斗的十四个小时里,尽管敌人出动了飞机、大炮、骑兵、步兵等疯狂进犯,最后还是被我们打得乘夜逃窜。记得在那次战斗的间隙,我们五团部分女战士正在平顶山腰一座破庙前休息,汪传福同志举着照相机要为我们拍照,我们都一下子忘记了刚才战斗的疲劳,列好队拍了一张充满硝烟味的战地留影。在那年“皖南事变”五十周年前夕,我找出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时情涌,吟成七律一首:“皖南事变五十秋,战地英姿益风流。绑腿频添千里志,戎装尽染万山幽。烽烟庙畔青春笑,云岭篁边倩影留。我欲因之歌一曲,东西南北和声悠”。

  

亲历“皖南事变”的故事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1月5日,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出动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突然爆发对新四军军队的包围和袭击。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终因兵力薄弱、弹尽粮绝而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军长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然而,1月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失散,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我作为一名新四军的女战士,当时牢记的是:我们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不得不全数北移,为的是顾全大局,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进军敌后,东进抗日。

  按照云岭新四军军部大转移北上抗日的部署,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可以优先分批转移、渡江北上的。而且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协商结果,新四军的3000多名非战斗人员,已经从1940年的11月开始,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并且全部到达了江北根据地。

  但是,由于一向好强的我们民运小组的组长沈锐,坚持“要走就堂堂正正的走,而不要悄悄的走”,使得我们错失了机会,只得随同我们五团一起被编在第三纵队(我们第三纵队的司令员是张正坤,政委是胡荣),于1月3日傍晚从繁昌冒雨出发,随着大部队转移北撤。我们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由我们五团所在的三支队和军特务团合编组成,约2000多人。我们五团跟随军部前进,为全军的后卫部队,任务是保卫军部,由叶挺直接指挥。

  这山间泥泞小路上的“一夜最少要走20里山路”的夜行军,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自小在上海都市中长大,来新四军又只有一年多时间,加之背包和米袋被雨水淋湿,显得更加沉重,因此好几次滑下田埂掉到水沟里去,战友们把我拉上道路继续行军,湿透了的衣裤被风一吹寒冷透骨。

  1月6日,我军行至丕岭地区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七个师八万兵力包围袭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当时所在的第三纵队五团,1月6日上午七时许,在丕岭遭到国名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的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自此打响了第一枪;丕岭战斗,也便成为了“皖南事变”中的第一战。

  这丕岭是皖南泾县茂林镇与榔桥镇交界的一座上七下八里的大山,既是打响“皖南事变”第一枪的地方,又是“皖南事变”的激战地。四面群山环绕,其中以丕岭为主峰,海拔908米。丕岭多悬崖峭壁,怪石嶙峋,地势十分险要,山间有一条狭窄的小道盘旋而上,是茂林古时通往旌德的必经之路。古道边,一条山涧顺山而上,清澈见底。从坑口村到丕岭到廊桥镇,爬山要爬8个小时。

  丕岭战斗中,我新四军部队兵分两路向丕岭进攻:一路从正面沿着上山小路迅速猛冲,另一路则从侧面绕到敌人阵地背面,形成前后夹攻之态势。只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就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向着百户坑方向狼狈逃窜,丕岭阵地完全被我新四军占领。丕岭之战,共击溃敌人一个连,迁灭了其中的一个排,缴获了三挺轻机枪。

  霎时,前方不断有伤病员被抬下来,我们这些搞民运工作的女同志就忙起来了。我们得以最快的速度去动员当地的老百姓,用门板做成简易担架去抢运伤员,还得配合卫生员的包扎救护工作。尤其困难的,是安置重伤员就地隐蔽养伤的工作,我们是以极大的爱心、强忍着泪水在努力地做着。有一个重伤员哭着对我说:“同志,你们要走了,就不带我们一起走”?说得我眼泪夺眶而出,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帮他擦去泪水,更耐心地劝慰他以大局为重,听从命令安心养伤,要相信我们还会回来的。

  1月12日夜间,我跟随部队在位于茂林东南方的丕岭一带突围行军。我们五团与军部、教导总队等一块共计400多兵力,从石井坑东南,翻越石山最高峰——火云尖,突围到大康王村(大坑王)的西坑,遭到国民党108师的堵击,多次冲杀,终因兵力悬殊,未能突出重围。此时,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叶挺军长即于当晚在大园村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命令部队以石井坑为中心,分头撤退,分散突围”的决定。

  因为我们是在激战七天七夜之后的夜间突围行军,体力消耗非常的大,好多人都出现了严重的体力不支。再加之连日战事频繁,人已疲惫不堪,虽然四周枪声不断,我们仍困倦得常常在行走中不时睡着。有个叫周韶华的女战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弹牺牲的。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我发现只有我和顾励、许可三个女战士在一块,四周再也找不到其他人。

  1月13日拂晓时分,饥渴困顿,促使我们三个女战士穿破荆棘去寻找水源。当我们终于在山腰间找到水沟、喝着冷水的时候,只听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在向我们招呼:“快下来吧,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听得喜出望外,以为我们的部队已到山下了,便一路跌跌撞撞冲下山去。

  不料这是敌108师驻地,我们被引到村中的一座房子里后,就被安置在火堆旁坐下烤衣服,这时才发现我新四军军部敌工部的林值夫部长已经坐在那儿了。当他认出我们后,只是无奈地推推眼镜架,痛苦地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我们从此失去自由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林值夫部长是12日夜间行军时与叶挺军长失散之后,遇到余立金主任率领的教导队,并于13日被推为谈判代表,随同108师派来的那个排长一道走出山口去谈判,结果是一到108师师部即被扣住,关押到这儿来了。

  我们这才为自己的受骗下山而痛悔不已。正是从“分散突围,误入敌阵”的那一刻起,我和我的新四军女兵战友们一块,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的红色女囚生活,这一天是1941年1月13日的凌晨。

  

大战“航空母舰”的故事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包括叶挺军长在内的我们这些新四军将士被俘之后,被敌人关进了江西上饶集中营中。1942年春天,日本侵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大举入侵,战火有弥漫上饶地区之势。国民党第三战区急急向福建山区撤退,同时也把我们这些被囚禁的抗日志士带着一起迁移,他们在日军的进犯面前软弱无能,但这时候他们对我们表现得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一路上我们女生队的施奇被活埋,汪羊被打死,吕明、徐明、徐韧、杨瑞莲、凌鸿、黄兰、陈月霞等七人被屠杀。6月26日,集中营到达福建建阳县徐市镇时,30名被俘的女同志只剩下21人了。特务们加紧了看管,并施加训化压力。训育员邓永澍天天找人个别谈话,那天把我找了去,头一句就是要我承认“参加新四军是走错了路”,要我“看清形势,自新悔过”。我说:“我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救国,这有什么罪?你们不也说自己是抗日的么?这有什么过可悔”?一时说得他哑口无言,只好连连说着:“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把我放了回去。

  谁知过了不久,我就被分队长女特务程瑛叫到了办公室里训话。这程瑛是毕业于国民党的战干三团的女特务,平时就蛮横刁钻,令人厌恶。看到我们女生队的同志个个长得比她漂亮,就妒火中烧,处处刁难。因她长得个子高、块头大、一脸横肉,我们便根据她的形象送了她一个外号:“航空母舰”。我知道,今天被她叫去肯定没有好事。果然,她先装出笑脸,询问我“为什么不拿悔过表”?我说:“我没过可悔,要拿什么悔过表”?她一听立即翻脸,质问起来:“人家都拿了,你为什么不拿?为什么不去拿”?我仍然毫不示弱,她便转而破口大骂,妄图用她的嚣张气焰来镇住我。谁知我毫不畏惧,也与她对骂起来。于是,她顺手拿起一根粗粗的木棒,没头没脸地向我抽打起来,一下子打在我的腿上,我强忍疼痛,一手挡住她的木棒,另一只手飞快地抓起脚边的一只小板凳,朝着她的头部狠狠砸过去,心想:“我跟你拼了!这种半生半死的监牢生活我已经过够了”!这时候,特务们都闻声跑了过来,把我抓住,才发现我已无法站立,我的腿已被她的木棒打成骨折了。

  当天晚上,“航空母舰”就找来了中队副马绍雄,将我狠狠训了一通之后,就派人将我拉到“禁闭室”关了两天禁闭。这“禁闭室”是用老百姓家的谷仓改制的,又小又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空气也很稀薄,人在里边难以站立,难以平卧,只能屈膝坐在黑暗和寂静中打打瞌睡,想想心思。难友们经常借送饭的机会来鼓励我、安慰我,还买来烧酒让我擦腿散瘀。我当时感到革命友谊的温暖,心中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舒畅,因为毕竟与“航空母舰”作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打掉了她的威风,我为自己的行动没有辱没共产党员的称号、没有辱没新四军女战士的称号而胸襟坦然。两天禁闭,非但没有能够征服我,反而更加增强了我进行斗争的信心,以致后来被程瑛骂为“顽固不化的顾新”。

  

《狱中歌本》的故事

  《狱中歌本》是一份我们几位新四军女战友,在敌人集中营的监狱牢房中留下的革命文物,虽然饱经沧桑、几遭浩劫、颠沛流离,然而这《狱中歌本》却近乎奇迹般地被我保管得完好如初,在我的手中珍藏了77个年头,直到2018年才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珍藏展示。

  《狱中歌本》呈长方形,长14.5厘米,宽11厘米,厚2厘米,布面硬壳“精”装,封面和封底都有彩色图案。内芯共160页,除了抄写有目录和音乐知识等内容外,其余皆为歌曲作品,一共有63首。虽然笔迹不一,颜色多种,但都笔迹清晰,公正娟秀,许多歌谱小节竖线就像用尺子划出的笔直。歌本中所抄录的歌曲,大多是一些能激发人们向上的、期盼自由、充满希望的进步歌曲,比如:《码头工人歌》、《高尔基纪念歌》、《黄河大合唱》、《凯旋歌》、《夜半歌声》、《苏联红军歌》、《巾帼英雄》、《新女性》、《青春战斗曲》、《丈夫去当兵》等,歌本中的好几首外国歌曲还是用英文抄写的。歌本的封面和封底图案,分别为“日出”和“月夜”的画面,“日出”画面中的太阳已跃出海面,光芒四射,水上帆船在乘风破浪,天空鸟儿在自由翱翔;“月夜”画面中的月亮正圆,鸟儿正望月遐思,给人鼓舞,引人奋争。

  这本《狱中歌本》的制作和抄歌,最先是由沈锐倡议的,在“皖南事变”前,沈锐和我都在云岭新四军总部3支队政治部从事民运工作,她当时是5团民运小组的组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我们又一起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并随着日寇的逼近而迁徙押往福建崇安老鼠排,《狱中歌本》就是在这段艰难岁月中诞生的。当时我们虽然身陷囹圄,但囚住了我们的身体却囚不住我们的心,我们在狱中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采用各种方法凝心聚力、团结一致与敌人斗争,“抄歌”的倡议刚从沈锐的口中提出,立即得到全牢房战友的赞同。

  首先,从海外奔赴新四军的华侨女战士许可、钟时拿出了刚收到的汇款,做通监狱中司务长的工作,让他上街采购时代买来毛边纸;然后,又从厨房里借来菜刀,把毛边纸裁成本子大小、做成歌本内芯。封底、封面的硬纸壳是用从监狱中医务所丢弃的上海产“星牌食盐水”的盒子制成的,蒙面白布也是托司务长买来“补衣服”的,粘合剂则用的是稀饭。彩色图案是用废弃牙刷蘸上墨水等在竹片上刮弹到挖空的图案纸模上而成,那黑色的墨水是用墨锭磨成墨汁后灌在空香脂盒里的棉花团上做成的,那蓝色的墨水是从监狱办公室“偷”来的,那红色的“墨水”则是监狱医务所的红汞药水。抄歌用的“钢笔”,是用子弹壳磨成笔尖,然后用棉线绑扎在小木棍上做成的蘸水笔,蘸着香脂盒里的墨浸棉花团吸墨,写不了两个字就要蘸一次墨水。沈锐的钢笔字写得最好,又是制作歌本抄歌的发起者,因此自然成了抄歌最多的好手。狱中没有写字台,我们只能利用每天繁重的抬土、抬砖、砍柴、修路、打围墙等苦役之余,设法躲过看守的盯视,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借助昏暗的光线,趴在牢房中的大统铺上完成抄写任务。

  《狱中歌本》中的63首歌曲,又是从哪儿抄下的呢?原来我们这些女新四军战士大多能歌善舞,在开展民运工作、宣传工作中人人都学唱了不少歌曲,歌本中的歌曲大多是由我们凭着记忆默写出来的,其中的几首实在记不全曲谱了,就只得光抄了歌词而没有曲谱。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其他牢房的悄悄带了歌片的难友们借来抄。抄歌、读歌本、默默放歌的时候,是我们每天最快乐的时候,虽然不能放声歌唱,但这种心底的歌唱同样能让我们走进歌声中的回忆,同样能够通过传阅、默唱互相激励斗志,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为此,我们还以较大的篇幅抄写了音乐知识,抄写了“歌咏队指挥知识”,为着那一天逃脱牢笼后更好地投入新的战斗。地火在奔突,牢房在“歌唱”,《狱中歌本》是我们这群新四军女战士红色青春的见证,是百折不挠、革命必胜的“铁的新四军”的见证。

  

外婆,我想你在春分前

  “新坟不过社” 是我们徽州的祭祀风俗,意思就是对于新坟的清明祭扫,必须要提前到春分前、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即春社日前夕去挂青、扫墓。对于我和我们全家人来说,这个“春分”节令确实有点不一般,因为,此时此刻,我想遥对不久前刚刚仙逝的外婆的新坟,悄悄地说一声:外婆,春分前,我们一家人都来看您了,您在那边还好吗?我们都很想您——想你在春分前……

  永远难忘记2020年10月14日的上午,外婆像往常一样,清早起床洗漱后,就坐在窗前,一手拿着才收到的2020年第10期《大江南北》杂志,一手用放大镜放在高度近视眼镜下方,认真的阅读着。10点多钟,妈妈去看望她,外婆还兴致勃勃地说着:这期里面有两篇文章真好看,还有小春的一篇文章,我刚刚看好。有点累了,我去床上躺一下。

  妈妈扶着外婆,给外婆脱去了外衣,盖上毯子,秋日和煦的阳光照在外婆的脸上,是那么的温暖。谁知道,外婆就这样带着微微的笑颜,在睡梦中无疾而终安详地走了……

  都说功德圆满的人就会平和的到达极乐世界,105岁的、功德圆满的老外婆是有福气的,无病无灾的,一直都是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不给别人添麻烦。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受到病魔侵袭、临终前的插管抢救或者阿尔兹海默症等等的伤害,这些都是她给我们的福祉,她自己也享福没有受罪。

  虽然她的突然离世,让我们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每每看到熏鱼、小米糕,会不由自主的说:外婆喜欢吃这个,我给外婆买点送去。在网上看到有34码的鞋子,会下意识的就下单,因为外婆脚小,常常买不到合适的鞋子。下单后才猛然想起外婆已经不在了,永远的离开我们了,只得遗憾的取消订单。

  敬爱的外婆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思念伴着春风飘进我们的心田。

  八岁前,对外婆的印象,是在妈妈一个月能收到两回的千里之外的家书中,是在每逢端午、中秋等节日就能收到的大枣、大核桃等好吃的食物包裹里。那时候,外婆和外公都远在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太原市上班,而我们一家就在皖南的一座小山城里生活。直到1983年暑假,外公陪同我和妈妈一起从杭州坐火车去太原,出站后见到了外婆,她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亲热的拉着我的小手,说着:“小春,外婆给你熬了小米,我们快回去吃”。那时候,小米粥应该是在北方最好的食物吧。至今我一直珍藏着我们在太原火车站前的合影,外婆笑得多美啊!

  80年代末,外公、外婆离休后回到山城和我们团聚,受过革命战争洗礼的两位老人对离休后的生活非常感恩,他们常常感念党的好政策,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外婆的晚年生活是丰富而幸福的。老人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生活很有规律。晨起练一段八段锦,午时小憩一番,晚上准点收看《新闻联播》,关心一下国家大事。闲暇时间练练书法,自费订阅了很多书报阅读,还经常和我们交流心得。听一段她老家的越剧乐哉逍遥,看一个新近的小品开怀大笑,生活过得很是舒适畅快。兴致好的时候,她还会亲自下厨做几道小菜,邀请我们一道品尝,其中最为难忘的,就是每年的春分时节,外婆都会给我们做一道她的拿手菜香椿炒鸡蛋。

  说起这香椿炒鸡蛋,其实做法不难。每当春季,香椿上市,外婆就将香椿头洗净,用开水烫一下,再捞出放到冷水里去除一下亚硝酸盐,捞出过凉切碎。将鸡蛋磕入碗内,加入香椿、盐、料酒,搅成蛋糊。炒锅倒上油烧至七成热,将鸡蛋糊倒入锅内,翻炒到鸡蛋嫩熟,淋上少许麻油,装盘上桌。

  还记得十多年前,外婆家的屋外就种了一棵香椿树。春分前后,经过一场场春雨的洗礼,到处一派生发景象。香椿树上的香椿芽是长得最快的,香椿树头春来早,新生出的香椿芽,脆嫩脆嫩的,紫红紫红的,用开水一焯,拌上香油,就是一碗爽口小菜。香脆可口开胃,是极好的下早饭的小菜,一筷子进嘴,齿颊留香,满满的都是春的气息。

  外婆最是喜欢将那嫩香椿芽细细地切了来煎鸡蛋。用香椿芽煎出的鸡蛋,紫红中夹杂着艳艳的金黄,金黄中又泛起一丝淡淡的绿意,红黄绿色彩鲜艳,让人一见就胃口大开。口感爽滑,夹杂着一股药香,吃上一口,更是满嘴的清香。等到香椿长的越来越多,一时半会的吃不完,外婆就会将香椿洗净晒干做成干菜,等到夏秋季节就和腊肉一起炒着吃,那又是一盘盘鲜美的好菜。当然,她也会将香椿腌制起来做成酱,夏天做拌面凉面的时候,作为浇头,更是爽快。

  后来由于房屋搬迁,住在楼房里的外婆一直念叨着再也吃不到自己采摘的香椿啦,很是一番念想。但是每年春分前后,她仍然不忘到菜场买上几次香椿,做上一道香椿炒鸡蛋,也不忘叫上我们一起去品尝一番。这是春天的味道,这是外婆的味道!

  小时候,每年的春分时节,我总会听道外婆哼唱一些老歌,什么《渔光曲》、《长城谣》、《在太行山上》等,后来才知道都是一些抗战歌曲,她又在回忆、回想她的那些峥嵘岁月以及为国捐躯的战友们了。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她仍会唱那首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当唱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就会热泪汪汪想起了日机轰炸下神州大地哀鸿遍野的情景,想起牺牲的亲妹妹,说这首伴随着血和泪的歌曲,控诉了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残酷掠夺中国人民的罪行。

  外婆是新四军老战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顽强的意志使她得以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存下来。每当老外婆回忆起当年参加新四军的往事,还能激情高昂地唱起《新四军军歌》,歌词记得十分清楚:“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军人誓死完成中央军委规定的“东进”任务的坚定决心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看着外婆边拍打着拍子边深情的歌唱,我的内心涌起一股热流。

  那年春分时节,外婆得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过誓,感到非常欣慰。她经常告诫我努力工作,要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每当太原的组织上来慰问她的时候,问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外婆总是笑呵呵地说:我的生活很好,不给组织麻烦,我没有任何要求。并且也要求我们不要对组织提出要求。她的生活非常简朴,因为离休太早,工资请了保姆后所剩不多,但是看到《新闻联播》里报道的地震、洪灾等,她都要主动捐款,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也总是说逆行的白衣战士们太了不起了。

  我知道:今年的这个春分之于我们全家,决计是一个思念深深、回忆久久的非同寻常的祭日;我更知道:今天的这篇《春分》文章之于我,决计是一篇节气为形、内容为神的非同寻常的祭文。想你在春分前——我亲爱的新四军老外婆,我们一定会好好地生活,并让那长长的、埋在心底的对你老人家的思念,连同那些个我们百听不厌的您讲述的红色故事一块,与我们同行,同行每一天。

责编:丁松  排版:何苗

作者简介

 

简介:江春,南昌市政集团江西长运之黄山长运综合部从事党工宣传工作,政工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黄山市作家协会会员。散文、诗歌、大特写等散见于《世界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中国道路运输》、《安徽道路运输》、《大江南北》、《红岩春秋》、《江西政协报》、《安徽工人日报》、《黄山日报》等报刊。其中散文《写在日本算神诞生的地方》荣获《中国青年报》全国征文大奖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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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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