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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跋 涉 我的故事，我的感悟 喻旭初  在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我。78年前，母亲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一个极普通的婴儿。听母亲说，我是生在渔船上的。父亲告诉我，是一位和尚给我取的名，因为我是迎着晨曦出生的，所以叫“旭初”，很好。 母亲做裁缝，很辛苦。父亲很少顾家。我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外婆没文化，但很善良，很勤劳，小时候听她讲过不少民间故事。82岁临终前，她仍喊我的名字，我却不在她身边，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小学是在溧阳县和平街小学上的。教我算术的周老师很严厉，叫我音乐的彭老师很和善，大队辅导员王孝祥很喜欢我。别的没印象了。 我在溧阳县中读了四年，三年初中，一年高中，高二时转到江苏省溧阳中学。初中时，我的一篇写义务劳动的作文得了奖，奖品是两支铅笔。高二起，我是班上宣传委，为学生会编印《红与专》小刊物，组稿、编排、刻写、印刷，几乎全是我。印成后分送到各个班，心里很开心。我还在教师办公室的山墙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我的抒情诗《插上理想的翅膀》居然被《溧阳文艺》刊用，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在校期间学到了什么，真记不得了，只是感到班上同学都挺不错的。彭定芝、杨保子、蒋迈是最好的同学。 从小就喜欢画画，特别爱画古装人物，后来练素描。高中毕业时，我想考中央美术学院，但因“色弱”（有两种色彩分辨不清）而作罢，只好改填志愿，最后与周锁法、翟素君考进了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先是在青岛路1号，后迁到黄瓜园（现南艺所在地），最后落脚在北京西路77号。系主任钱小云，常州人，教我们现代汉语。他上课，概念准确，条理清楚，板书规范，给我印象很深。教古文选读的武酉山，功底厚实，对字词的讲析非常仔细。诸祖庚教授一口无锡话，上课抽烟、喝茶，吟诵《离骚》别有韵味。系总支书记孟华，军人出身，高个，挺拔，说话干脆。陪我们到毕业的班主任储镜明，好像也是常州人，面善心慈。交往最多的同学是周国汉。他读书多，有才气，好写诗。王兴华也是好读书、有思想的人。我不如他俩。王录祥是南京人，比我大，把我当弟弟，我常去他家。1962年暑假，他带我去上海，住他哥哥家，我们一同去看望了上海同学徐庭耀、王家发。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回宜兴途中，在无锡短暂逗留，身上只剩下了两毛钱。毕业合影用的是135，照片洗出来一看，人很小，要很快辨认一个人不容易。没关系，每位同学都在我心里了。 1963年夏，南京市教育局通知我到南京十中报到。大学同学基本上都分回了家乡，留在南京的只有几个人，其中多数是南京人。有同学说，你是宜兴人，能分在省会，很不容易。后来我才知道，是十中校长李治中向教育局点名要我的。因为我在该校实习了两个月，可能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在十中高一（1）班上过两节课，跟语文老师黄滨相处甚好，又多次参与学生活动。实习结束后，班上学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元旦联欢。班上一名叫王卓丰的学生寄给我一张外国明信片，正面是白雪公主图，反面写着：“尊敬的喻老师：您好！高尔基说：'没有教师，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诗人。’祝您新年快乐！您的学生王卓丰”。高尔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坚定了我当教师的志愿。  喻老师参加南京十中“年青的一代”演出 我教的第一个班是初一（6）。班主任俞文杰，是讲一口纯正北京话的中年女教师，我是副班主任，跟着她学。这个班的学生，个性鲜明，活泼好动，常在运动会上显身手。1965年，我改带刚入学的初一（2）班，第一次当班主任，很新鲜。我计划对每个学生做一次家访，但只走访了五家，就因“文革”开始而中断。接下来我带过刘忠虎、黄端端、尤世荣那个班，他们后来都成了单位的骨干。 1971年下半年，我因所谓“5.16”问题在校内被关押审查。我的部分同事（有的是我的学生）成了“审问”我的人。我想不通，深夜冒雪逃离南京，“小分队”的人连夜对我进行“追捕”。我从宜兴被抓回后，挨过打，有时不让我睡觉，期间的种种委屈一言难尽。一年多后，历史宣告我无罪，学校为我公开平反。人虽放出来了，但仍不能上课，每天打扫校园，到1973年才重新走上讲台。我没有找那些“审问”我的人“算账”，而是努力工作，以弥补失去的岁月。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2004年，我改教高中了。我带过廖晓岚、许志香、张启祥、彭跃宁那个班。八十年代，我教过马恒辉、洪伽罗那个班；教过许利民、王蕾、牛磊、王云峰那个班，牛磊高一时荣获联合国“外空探索”作文大赛中国赛区一等奖，许利民现已是优秀律师。我教过谢凌岚那个班，1988年她考了南京文科第一名，圆了她的“北大梦”，现在已是腾讯的专栏作家了。后又教过陈海燕、俞海飞、王俊那个班。九十年代，我带过缪峥、王晶卉、袁楠那个文科班。班上女生多，男生少。女生中有几位活动能力很强。学校文艺汇演时，班上的时装表演轰动全场，获空前成功。作为班主任，我十分激动，在散场时，我向学生鞠躬致谢。王晶卉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师大，作为当年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讲话。2004年高三（9）班是我教的最后一届学生，班主任是非常敬业的李跃学老师，当年考上了四个清华，翟冠得了全市理科第一名。王欣悦也在这个班，如今成了我的同行，30出头就被评为高级教师。曾经教过的其他班级都记不得了。备课，上课，改作业，循环往复，就这么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许我有些课上得还可以，于是不断有人来听我的课，一时间，我在南京中语界也算个“人物”了。1994年，我被评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1981届学生毕业照上的喻旭初老师 1981年夏，由袁金华带队，我随南京市教育代表团，赴广西百色地区支教24天。袁和我各上了一节语文课。一名初中孩子，冒着酷暑，赤脚步行20多里，赶到百色来听“江苏老师的课”，令我感动至极。当时的广西太苦了。一天，我们坐的汽车行驶在泥土公路上。我见一位瘦瘦的赤膊的老农，用一头瘦瘦的黄牛，拖着一辆堆满草的破车，缓慢地行进着。我们的车很快超过了他。卷起的灰尘淹没了牛车。见此情景，我不禁双目含泪。同车的老师可能都没注意到我的表情。当时我只是在心里默念：但愿广西早点富起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2010年，我赴江苏各地讲课，到过40多个市、县的50多所中学，加上南京及郊县的十多所学校，共计有70多所中学。其中多次与一中的孙芳铭老师搭档，他讲阅读，我讲作文，很是愉快。回想起来，我让听课学生学到的东西极有限，管用的可能是我那些带着感情的鼓励性的话语。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应邀赴苏北某县中上课。学校领导安排我住当地最高级的宾馆，一夜600元。我真不愿住，不就一个晚上吗，住哪里不都一样？但不住不行，不住就是不给人面子。明明是穷地方，还非得摆阔气，这种风气得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市委会任命虎世俊为校长，办了一所民办性质的开明中学，招收的是什么学校也上不了的初中毕业生。这些学生学习和生活习惯双差。当时已退休的教育局局长、民进老领导罗炳权对我说：“喻老师，你能把这些学生教好，才是真正的特级教师。”我心里没底，不敢夸口，只说“我试试，我尽力”。我怀着一颗爱心，带上十二分的耐心，每周去一到两次，不讲课文，只帮助学生积累词汇，学会正常的口头表达，训练基本的书面写作。三年下来，他们的语文基本功增强了，100%的人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在开明中学的七年，也许比教金陵中学学生更能体现教育的价值。这也弥补了我只会教好学生不会教差生的缺陷，成了我教育生涯中一段独特而难忘的经历。  喻旭初老师在上作文课（90年代） 大概因为我为大家办事比较热心，1995年市中语会换届，50多名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方式，选我担任会长。我的“就职演说”极简短：“谢谢各位的信任！当这个会长没什么意思，一无权，二无钱，谁想当，我马上让给他。现在既然当了，就让我们一起为全市的语文教学做点实事，希望大家支持！”大家边笑边鼓掌。没想到，这个会长一当就当了18年。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又先后被选为苏浙赣三省18校语文研讨会会长和江苏省青少年写作研究会会长。我做了不少我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好夸耀的。 有两件事，让我被人“刮目相看”。第一件是在1991年全国中语会学术年会上的发言。一天半的会开得有点沉闷，第二天下午有半小时自由发言，举手被主持人点到的可上台发言，每人限8分钟。主持人终于点到了我。我的发言很简短：先批评了会议话题分散，没有重点；后指出初中面大量广，如何提高初中语文教学质量应引起足够重视；最后说，几位语文专家讲了不少空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浪费了大家宝贵的时间。3分钟的发言，引来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散会后，一些外省的语文老师围了过来，跟我握手，说我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第二件事是2001年的全国中青年好课大赛。我是高中组评委。赛前的预备会讨论了比赛规则。主持人提议，只设一二等奖，不设三等奖，理由是上届大赛因一人不满被评为三等奖而大闹了一场，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故取消三等奖。对此，我投了反对票。我说：“只要我们评得公正，就不怕有人闹事。再说，这是全国大赛，能得三等奖就不错了。如果我参赛，能得个四等奖我也高兴。”会场沉默片刻后，主持人只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除我外，其余评委都同意取消三等奖。我只好服从多数，但表示保留意见。这实质上是向追求功利的人妥协让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特级教师享受暑假赴外地（包括国外）参观游览的待遇。我接连放弃三次，直至2001年，我随副书记汪笑梅，作为中国南京教育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访问了四所中学。为防忘记，我每天晚上记日记，写下我的见闻和感受。以往都是校领导才有资格出国访问，但都从来不做汇报。从日本返校后，我向书记主动请求向全校教师作访日汇报。得到同意后，我用一小时向老师们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我所见到的日本中学教育状况。我趁此机会向校领导提出建议：努力创造条件，让更多老师有机会去国外走走看看，别像我，快退休了，才有机会出去。这赢得了台下不少老师的掌声。 2005年，我颈椎病发，住了三天医院，在家休息了三个月。此后我不再上普通班的课，只为高一高二开“人文精神漫谈”选修课。从2008年至2014年，我任教校内国际部中美班中文。学生已学过高一高二教材，只在中美班一年就去美国。为了让学生成为懂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我给他们讲解古诗文名句、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训练他们的口语表达和写作。我不会打字，就手写讲义，复印后发给他们。学生惊讶，一个70岁的老人，竟如此认真执教。在他们的热情支持下，我完成了6年的教学任务。在那几年里，尤其是在2011年后，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教了几十年语文，到底教得怎么样？虽然自我感觉尚好，但我对学生真正了解吗？他们怎么看待语文，又是怎么学语文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以前忙，现在课时少，有时间了，该好好向学生请教。于是在两年时间里，先后作了“学生阅读状况调查”、“学生作文状况调查”“语文课堂教学调查”“学生对语文的认识的调查”。在每次调查所写的书面总结中，我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反思，这使我对语文的“教”与“学”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执教50周年时，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市委会为我开了个会。起先，他们的横幅是“喻旭初老师从教50周年研讨会”。我觉得不妥，要他们把“从教”改为“执教”，把“研讨”改为“座谈”。不上课，只搞研究，都算“从教”，而“执教”必须一直在上课。“研讨”带有学术性，要求太高，我不够格；“座谈”，地位平等，互相交流，比较自由。中语界、新闻界和其他界别共来了四十余人。我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和勉励，但教育局长吴晓茅的过高评价，我无论如何不敢当。  2013年南京民进召开“喻旭初老师执教50周年座谈会” 几十年来，就教育教学到底写了多少文章，我没有统计。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有感而发，实话实说，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跟人交流。我多次强调的主要观点是：（1）跟真理是朴素的一样，教育也是朴素的；教育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搞得花里胡哨、深奥莫测，就远离了教育。（2）基础教育应以人为本，遵循常识，狠抓基础，守住底线，注重实践，稳中求新，不乱提口号，不瞎定要求。（3）语文学习是慢功，不能拔苗助长，不可急于事功，它就像地下的根，悄悄生长，又像山里的花，静静开放。（4）对学生学习语文的基本要求是：字要规规矩矩地写，话要明明白白地说，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完成。（5）作文教学的底线是：把语句写通顺，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理想的终极目标是：作文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担当的勇气。（6）课堂教学应提倡：目标简简单单、条理清清楚楚，训练实实在在，学生的感悟真真切切。我对阅读教学的体会，体现在2003年与韩玉洁老师合作的“关于阅读教学”的系列讲座中。南京电教馆将此录制成光盘，在全市发售。我在作文教学方面写的文章很多，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作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2018年9月6日，我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市委会举办的庆祝教师节大会上的极其简短的发言，再次重申了我对教育的看法。我说：“基础教育没那么复杂，它是朴素的，它要求我们回归常识，尊重规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像中国教育这样有那么多口号、理念、模式。”讲到此处，不少与会老师发出了笑声。我接着说：“搞教育的人，应常怀一颗平常心。学校只做学校该做的事，教师只做教师能做的事。学校应该多一点安静，少一点热闹；多一点务实，少一点口号；多一点清醒，少一点浮躁。”此时，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散会后，有几位老师对我说：“你的话虽然很少，但说的全是实话，中听。”这是我追求的风格：实而短。对一线老师来说，听那些空话、套话，有什么用呢？  一晃54年过去了。在金陵中学，我有两条算是创纪录的：一是担任教研组长20余年，一是上了51年课。从2014年夏天起，我轻松了，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了。感谢孙夕礼校长、沈方晓书记给我在学术委员会留了点空间。虽是三人合用一个办公室，但能有一个座位，就足够了。我每天可以在这里看看报，读读书，写写文章。近十年，我每年印一本小册子，其中的每篇文章都是在这里写成的。在这里，我多次接受采访、编辑约稿、校友来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成了宣传金中历史，扩大金中影响的一个小小窗口。趁现在头脑尚清醒，我将对教育问题继续做探索，更多的是反思。《我，与思考同行》《在检讨自己的不足中前行》就是反思的产物。 最近八年，有几件事令我难忘。2011年，初一（2）班学生为我过70岁生日，他们当时挂的横幅是“祝喻老师永远年轻”；今年校庆130周年，又跟我一道聚餐。陈桂林、侯家福、赵晓勤、符丽娅、王恒发、毕顺秀、陈新建等一批学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成了学者的蔡毅因远在日本，未能见面。2013年，初二（1）班学生与我欢聚一堂，到场的都在留言簿上给我写了美好的祝词。2016年10月，我应邀参加了初三（6）班学生毕业50周年团聚，我专门为此写了篇文章。2017年10月，在蔡葵、徐昭武的精心安排下，大学部分同学相聚徐州，忆往事，叙友情。真要谢谢我的学生，谢谢我的老同学。这就是缘分，这就是情谊。  回顾走过的路，时时想起帮助过我、关心过我、启发过我、促进过我的人。 先说校内。宋家淇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精湛的教学艺术、杨先园老师简约的风格、沈达信老师灵动的教法，都对我有教学启蒙作用。吴国芳老师的认真态度、曹扬老师的求新精神、彭卫平老师的教改实验、金遵汤老师的潇洒风度、刘涛老师的论文写作、陈柏华老师的教学激情、邓重文和王奎礼老师的教学规范、韩玉洁和卢惠红老师的各具特色，简紫鋆、朱德勇、张小路老师的博学多闻，刘凯、王芳、刘红霞老师的刻苦努力，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近几年，吴国锋、王守明、顾健老师在做好行政工作之余，仍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令我敬佩。叶海忠、尹湘江、胡玮琳、陆平等年轻人在快速进步，令我欣喜。这样的氛围，使我不敢懈怠，我也以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再说校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市教研室特级教师钱任初先生对我备课的指点、市教研室张启老师宽厚待人对我做人的启示、江苏省教委中教处处长袁金华先生对我的热情提携、江苏省教委原副主任周德藩先生对我的经常勉励、南师附中特级教师王栋生老师的独立思想对我的促进、苏州中学特级教师黄厚江务实的教学研究对我的鞭策、上海市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对我的关怀、上海市教研室原副主任陈钟樑先生跟我推心置腹的交流、现任全国中语会理事长顾之川先生对我的关心，江苏省写作学会裴显生、凌焕新两位教授对我的指导，苏浙赣三省18校徐思源、羊刚、纪树墉、张立国、严龙文、周伟、张悦、陶友林、方向慧等一批老朋友对我的支持，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对我的热情肯定，孙芳铭、蔡肇基、靳贺良、赵志昇、李大全、曹勇军、袁源、徐志伟等一批南京中语界朋友的友好合作。没有他们，绝没有我的今天。我对他们永怀感恩之心。   喻旭初等老师探望原南京十中李治中校长 除了求学，我一生主要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语文。我自认是语文教学路途上的跋涉者、学习者、思考者。我不与别人争，只跟自己比，不图第一，但求唯一，我就是我。我有我的特长，别人有别人的精彩，百花齐放，才有满园春色。教师的生命在课堂，教育的成果看学生。看学生，不仅看学习成绩，更看他们的为人处世和长远发展。我年轻时有点自傲，经历得多了，方知不足甚多，于是时时提醒自己：浮躁只会与肤浅结伴，冷静方能与深刻同行；不吹牛皮，不赶时髦，干实在事，做普通人。教育很重要，但教育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个人作用，更是如此，不过，尽力就好，无愧就行。 在教学之余，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为促进政治民主，为维护公平正义，我积极参政议政。除了在省“两会”期间写提案，我曾就南京旧城南改造给市委书记罗志军写信，就“如何使全国'两会’开得有效”给温总理写信，就市长讲话中的某些内容在网上进行批评，就反腐和民生等问题给省纪委书记曹克明写信，就“要不要花80—100亿建牛首山金陵小镇”给现任市领导写信。我的力量很微薄，但我尽了一个公民的义务。 今年2月10日，老母去世，享年101岁。她清贫一生，也没有文化，但她的善良、勤劳、俭朴，是对我无声的教育。是她养育了我，是她以微薄的收入供我上大学，是她时时关心我们兄弟三人的成长。她的仙逝，令我不胜悲痛。我永远怀念她。  这个世上本没有我，若干年后，我又将归于不存在。即使再了不起的人，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人，生而平等，死也平等，想到这里，一切坦然。再有权、有钱、有名气，又能怎样？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亲人，就行了。我最亲的人，除了母亲，就是我夫人。她伴我至今，吃了许多苦，家中一切全由她操持，为的是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衷心感谢她，永远陪伴她。 人，总是老得太快，聪明得太迟。70大几的人了，才悟出一点做人的道理。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心地诚实，为人老实，做事踏实，生活朴实”，那就是个真人，就没有白活。我一直很欣赏这两句歌词：“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凡的人给我最多的感动。”做人有底线，那就是保持个人尊严，不媚上，不骗人，做对得起良心的人；教学也有底线，那就是尊重教育规律，打基础，讲常识，做对得起社会的事。对我来说，做一个平凡的人，教一辈子书，生命不息，跋涉不止，挺好。 2018年岁末 公众号ID：jlzxzwxp 钟楼语文 为学生立心， 为教师立命， 为语文继绝学， 为教育开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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