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链接：加缪小说《鼠疫》赏析十六则 《鼠疫》讲义 对荒诞的隐喻和对行动的启示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无疑与我们正遭遇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有关。 小说叙述的是20世纪四十年代的奥兰市（或译“阿赫兰城”）经历的约一年的鼠疫。从政府决策、封城、隔离，再到民间组织抗疫、长时间的等待，很多是我们现在的疫情中所能观察、了解到的。而小说对于封城中人们心理状态的剖析，对于死亡和埋葬等的细腻描写，则让我们看到和想到得更多。 这部小说上一次受到广泛重视，还是在2003年的“非典”。那年5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了《鼠疫》的插图修订本，这是国内自1980年、1997年之后的再版，也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版本。当时，史铁生、周国平、毕淑敏、余秋雨等都写了推荐语。 我们重视《鼠疫》，是因为它叙述的故事与非典、新冠疫情太像了，而小说确实自称为“编年史”，有纪实的风格。但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更在于其寓言性。“鼠疫”的基本隐喻就是集体性灾难。  01 集体灾难 集体性灾难首先是集体遭遇的，覆盖所有人的，无人可以置身事外。这可能是身在武汉、湖北之外，仅仅居家避疫的我们所不能体会到的。而正如小说里塔鲁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患有鼠疫。”还有医生里厄对被滞留在封城中的记者朗贝尔说的：“这一连串的麻烦非常愚蠢，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 加缪曾经这样阐述过自己创作《鼠疫》的动机： 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想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手记》） 周国平在《“非典”期间读《鼠疫》》中这样写道：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种集体性灾难首先指向的是战争。加缪酝酿《鼠疫》的创作，就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他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一个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的生命的“恐怖时代”。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加缪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 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洪子诚曾将《鼠疫》联系到文革幸存者记忆。他在《文学的阅读》中说： 80年代我们的方式和问题，也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学写作的主题，即如何看待当代历史和刚过去的“文革”，以及如何设计、规划未来的生活。因而，《鼠疫》的阅读，在我这里，便自然而然地和当时涌现的大量“伤痕”“反思”的作品构成对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中国的“文革”记忆书些有助于发现《鼠疫》的特征；同时，《鼠疫》又影响了我对那些“文革”叙述的认识和评价。 《鼠疫》是写实方法的寓言故事，它“反映艰苦岁月，但又不直接隐喻战败、德国占领和残暴罪行”。虽然故事具有某种超越性，但读者也知道，它首先是“隐喻”那场大战，特别是战争中的占领和流亡。但问题在于，“文革”和“二战”之间是否可以建立起一种模拟性的联系？……在以历史“灾变”的重大事件作为表现对象上，在近距离回顾、反思历史上，在叙述者赋予自身的“代言”意识上，在同样持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和承担姿态上，都可以发现《鼠疫》和当时“文革”叙述之间相近的特征。  02 荒诞境遇 我们在讨论集体性灾难时，往往关注“灾难”，灾难往往意味着死亡的威胁。的确，小说中对于死亡的描写让我们触目惊心。但除了死亡这样的极端因素，《鼠疫》传达的还是一种集体性困境。加缪说过： 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部分必须摧毁的幻想和误会。（《误会·卡里古拉》伽利玛出版社1944年版） “幻想和误会”意味着人的认识总是与世界不符，这就是荒诞。人如果试图去理解这种不符，只会遭遇新的荒诞。荒诞是无法消除的，人只能勇敢而清醒地接受荒诞。 《鼠疫》所呈现就是一个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鼠疫的发生和消灭，似乎都是天意；人类的命运不可知，参加同鼠疫斗争的许多人，甚至是身体强健的塔鲁，都感染而死，而主张消极等待的人反而活了下来；暂时被控制住的鼠疫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 荒诞意味着非理性。而我们所谓的“理性”，不光是科学理念，也包括一直遵行的原则或者信仰。而这些在《鼠疫》中，统统是无效甚至无力的。 比如老医生卡斯特尔，可以说是钟南山一个级别的人物，但小说并没有给予他一点成就的亮色。他作出科学的结论，并没有振奋人心的效果： 卡斯特尔又钻进他的故纸堆里，而且一进图书馆就待好长时间。 “老鼠死于鼠疫或非常类似鼠疫的什么病，”他作结论说道，“老鼠在流动中传布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些跳蚤会以飞快的速度传染疾病。” 里厄默不作声。 他“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就地取材制造血清”，不断失败。血清在法官奥东先生感染了鼠疫的儿子身上进行试验。由于小说对孩子死前的挣扎进行了详尽的描写，这次的失败显得特别凄惨——血清没有挽救孩子的生命，反而增加了他的痛苦： 但倏忽之间，其他病人全住口了。大夫这才意识到孩子的叫声已经变得很弱，而且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停了下来。在病孩儿周围，哼哼声复起，但低沉得有如从远处传来的这场刚结束的战斗的回声。战斗的确结束了。卡斯特尔早已走到病床的另一头，说了一声：“完了。”孩子张着无言的嘴，静静地躺在乱糟糟的被窝里，他好像一下子缩小了许多，脸上还有残留的泪水。 帕纳鲁走到床边，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拿上他的道袍，沿中间的通道走了出去。 “需要一切从头开始吗？”塔鲁问卡斯特尔。 老大夫摇摇头。随即带着苦笑说：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他支撑了很久。” 科学理性被颠覆，人定胜天的信念被打破，而“善有善报”这个道德理想也破灭了。小说对一个传统故事进行了颠覆。这个故事由塔鲁说出。当时，他正与里厄大夫讨论组建志愿者防疫队的计划： “明天，”里厄说，“您需要到医院来打预防针。不过，为了最后作出决定，在进入角色之前您还得三思：您只有三分之一生还的机会。” “这样的估计没什么意义，大夫，这一点您和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波斯一个城市发生的鼠疫结果了全体居民的生命，只有一人幸免，那就是一直不停地洗死尸的那个人。” 小说最后，圣人一般的塔鲁在疫情散去前夕感染鼠疫而去世。当然，塔鲁本人并没有“善有善报”的念头，但读到他去世的段落，我们心中的信念不得不动摇： 最后，竟是他（里厄）那无能为力的眼泪使他未能看见塔鲁猛然转过身去，面对墙壁，仿佛体内某处的主弦断了似的，低沉地哼了一声便与世长辞了。 ……现在包围着他朋友的静谧却那样深沉，这种静谧和街上的安静，和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安静是那样珠联璧合，因此里厄深切感到这一次是最后的失败，是结束战争的失败，这个失败使和平本身成了永远治愈不了的伤痛。  信仰受到挑战更加明显的，是神甫帕纳鲁。里厄说他是“研究学问的人”，“他较少看见人死亡，所以总代表真理说话”。这就是帕纳鲁的宗教理性，能用宗教理念解释人类遭遇的苦难。在疫情刚发生时，他对全城人做了一次布道，把这次鼠疫的原因指为市民的罪恶： “是的，反省的时刻到了。你们以为只要星期天来朝拜上帝就够了，别的日子就可以自由自在。你们曾想用几次跪拜来抵偿你们罪恶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但上帝并不喜欢冷淡，这种隔三岔五的联系不能满足他对你们无限的关爱之情。他愿意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独特方式，实在说，也是惟一的方式。这说明，在他等待你们等得不耐烦时，他为什么会让灾祸降临在你们身上，正如人类有史以来灾祸总光顾那些罪孽深重的城市一样。” 在他目击了完全无罪的孩子的死亡后，他的理论被颠覆，用小说里的话说，他开始走向“异端”。他认识到上帝的安排是不分善恶地施加于任一个人。于是他第二次布道，“他再也不说'你们’而只说'我们’： “我们只应当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其余的，只需听其自然，哪怕事关孩子们的死亡，也心甘情愿接受上帝的安排，而不设法依靠个人。” “我的兄弟们，”帕纳鲁最后总结说，“对上帝的爱是一种艰难的爱。它意味着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轻视个人安危的气概。但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消除儿童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也只有这种爱才能使痛苦和死亡成为必需，因为谁也不可能理解死亡，所以只好自愿死亡。” 后来，他自己感染了鼠疫，但他视之为上帝的安排，不愿意就医。 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她注意到神甫回答时说话的声音冷淡得出奇，他说他身体很糟，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一切照章办事就行了。 …… 在医院，帕纳鲁再没有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 …… 里厄心里始终疑云密布：是鼠疫，又不是鼠疫。……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可以说，帕纳鲁是在感受到荒诞后，舍弃了宗教理性，而通过走向超验物，把向上帝的飞跃和神秘主义作为出路。 作者存疑的可能不止是帕纳鲁的病因，更是对帕纳鲁这种出路的态度。  03 行动道德 真正代表作者态度的无疑是医生里厄。其实从里厄对前面几个人物的反应中，我们已经可以把握他的哲学：充分认识失败的必然，但不放弃行动。 比如他这样回应塔鲁叙述的洗尸工的故事： “他保留了他三分之一的机会，如此而已，”里厄说，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学起。” 在这里，里厄已经否定了“幸免”，但并不否定“一直不停地洗死尸”，甚至还说要“从头学起”。 或者这并不能称为哲学，因为哲学是一套统一的观念和方法，与宗教一样能让人有所归依。但真正的荒诞只是一串随机数，就像鼠疫的存活是三分之一的机会，哪怕做好了防疫措施。里厄所拥有的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承受失败的心境。 这份心境不是靠英雄情怀或使命感支撑。里厄曾对塔鲁说： “我觉得自己同失败的人比同圣人更能患难与共。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他对帕纳鲁神甫说： “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无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 诚如Blondeau MT所言： “我们看到，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里厄的道德就是行动的道德。”（转引自胡园园《论小说〈鼠疫〉中的英雄观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医生，他深知自己面对鼠疫的无力，但他又承担起对整个奥兰城的疫情控制工作： 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抓住他的手腕尖叫：“大夫，让他活下去！”然而，他去那里并非为了让人活下去，他去那里是为了命令大家隔离。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了仇恨，那又于事何补？“您没有心肝！”一天，有人这么对他说。不，他有，正是他的心肝帮助他忍受这每天二十小时的劳累，在这二十小时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天生为活下去的人们一个个死去；正是他的心肝支撑他每天重新开始工作。今后，他的心肝也就只够干这点儿事了。这心肝怎能让人活下去呢？ 普通人所谓的“心肝”，就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同情。而对于里厄来说，“心肝”不是施加于人的，而是一种对自我行为的选择。这正如“诚实”一词对于里厄的意义： “您说得有道理，朗贝尔，完全有道理，我再怎么也不想让您放弃您要做的事，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是好事。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惟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本职工作”原本是个很轻松的词汇，但如果与必然失败挂钩，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当然，里厄的承受力与他的专业素养有关，而我们对他的承受力的感知和认同，与他所面对的是强大鼠疫有关。 有些人的本职工作更为琐屑，比如小说里的公务员约瑟夫·格朗。鼠疫期间，他从事登记和统计工作。小说这样评价他： 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称得上是默默奉献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真正代表。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表现出的诚心正是他的本色。 这项工作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其挫败感或许不如里厄医生感受到的那样强烈。但他那个耗费全部心血推敲的句子，让他备受煎熬，甚至在他生命垂危时，仍带给他胜于疾病的痛苦： 过了几个钟头，里厄和塔鲁再来看他时，发现他半坐在床上，但里厄从他脸上看出煎熬着他的病情正在恶化，因而感到心惊肉跳。格朗自己倒显得比先前清醒，见到他们，他立即用粗沉得出奇的声音请他们把他放在抽屉里的手稿取出来给他。塔鲁把稿纸递给他，他看也不看便把稿纸贴在胸口，随后他把稿纸交给大夫，用手势请他念一念。那是五十来页的短手稿。里厄翻了一翻才明白，那些稿纸上写的都是同样一句话，不过是抄抄改改、增增减减而已。五月、女骑士、林中小径几个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进行对比、排列。作品还包含了许多注释和不同的写法，有的注释长得无以复加。然而在最后一页的末尾，作者专心写下了这个墨迹未干的句子：“我最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在上面，是以工整的书法写就的那个句子的最后版本。格朗说：“念吧。”里厄念道： “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华贵的栗色牡马，在花海里穿过一条条林中小径……” “是不是该这样写？”老家伙用充满渴望的声音问。 里厄没有抬眼看他。 “噢！”格朗焦躁不安地说，“我明白。晴朗，晴朗，这个词用得不恰当。” 他不断推敲的，其实不止那个句子，还有他对妻子的感情，但都无法得到一个了结，只有在不断推敲中去感受那种存在。他与里厄一样，在经历着西绪福斯神话。但他推动的石头更小，所以他的痛苦常为我们所忽视。但他仍是加缪所推崇的“英雄”： 是的，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楷模加以效法，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虚怀若谷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这一点还将使这本编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恰当的感情进行叙述，这种感情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  公众号ID：jlzxzwxp 钟楼语文 为学生立心， 为教师立命， 为语文继绝学， 为教育开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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