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史 哲学思想、理论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发展的三千多年的历史，大致上可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当于殷周之际。为中国哲学的萌芽期。（2）封建时期的哲学。它贯穿于中国封建制的确立、发展以至衰落的历史中。包括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明清之际、清（鸦片战争前）等时期。为中国古代哲学。（3）从封建制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哲学。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天道观问题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世界本元的根本观点。殷周时期把“天”视为人格化的“天帝”或“上帝”，为支配自然和人事社会的最高主宰，以“天”的意志为“天命”。然而人们又把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金、木、火、水、土五种物质作为宇宙间的根本元素。当时还有阴阳观念。认为宇宙中流通着阴阳两种气，并以此解释自然界中的现象，如伯阳父论地震，把阴阳和气结合起来。古《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系统化，以为宇宙主要由天（乾）、地（坤）、风（巽）、雷（震）、水（坎）、火（离）、山（艮）、泽（兑）八种物质元素构成。认为人类和物质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它们交互配合而演化出万事万物，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全面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期。各思想学派竞相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理论，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 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又以孝悌为仁之本。在世界观上相信有人格意志的“天”，但又把“天”看成是自然之物；在认识论上，承认“生而知之”，又强调“学而时习之”，注重“学”、“思”结合。孔子的后继者孟子提倡性善说，认为人的本性中含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即“四端”。主张通过“尽心”的修养以恢复先天的善性。轻视感性知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片面夸大了“心之官则思”的思维功能。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的总结者。强调“天”的物质性，提倡“制天命而用之”。知识论上主张“知之，不若行之”，“行之，明也”的观点。认为感性活动当与思维活动的结合使人在认识过程中“解蔽”而不发生错觉。反对孟子性善说，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在于后天的改造。 墨家以墨子为代表。反对孔子的天命观而提倡强力论，然而又宣扬天志、明鬼。倡导“兼爱”。提出判断言论是非问题的“三表”法。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提出“心之察”和“不可偏观”的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墨子狭隘经验主义的局限。 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元是无形的“道”，以否定人格化的“天”。提出“反者，道之动”，讲事物的对立面转化，有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主张“不行而知”、“绝圣弃智”，否定实践活动在认识中的作用。庄子认为“道”是“自本自根”、“无为无形”。认识论上主张“以神遇”，反对“以目见”，抛弃耳目等感官的认识。并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惠施“历物十事”的十个命题，主要通过事物的异同关系，强调异同的相对性。然而将事物视为异同合一，没有差别，否认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差别性。公孙龙肯定名是实的称谓，但主张“白马非马”和“离坚白”之说。把事物的属性各自独立、彼此分离而不相联系，由此陷入形而上学。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总结和发展了前期法家如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关于“法”、“势”、“术”思想，形成一套以“法治”为中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他批判地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汲取了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参验”（观察、检验）对于认识的重要性，主张“因参验而审言辞”、言行一致。 秦汉时期，儒家学说已被地主阶级全盘接受，并加以神秘化，成为封建统治所独尊的官方哲学。董仲舒为实现西汉政治上的“大一统”而使学术思想不能有“异论”、“异道”，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保证君权的至高无上，提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人之为人，本于天”，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识论上反对“观于众物”，主张“内视反听”。认为通过“本心”的自我修养便可“达天意”。东汉初，王充与汉代神学化的儒学展开“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的论争，认为天是元气构成的，批驳了人格化的天。认识论上强调“知物由学，学之乃知”。认为“事有实验，以效实然”。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真伪是由客观事物之“实”的检验来决定的。提出“无无体独知之精”的命题，坚持了无神论的立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十分复杂，老庄思想和神仙思想泛滥，儒道合流的“玄学”成风，佛教传入后也逐渐盛行起来。出现儒、道、佛同时统治着整个社会的思潮。何晏、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贵无”论，认为“道者，无之称”。天地万物都由虚无的“道”产生，又提出“崇本息末”说，以“无”即道为“本”，天地万物为“末”。认识论上强调“言不尽意”，以为人的语言、概念不能反映事物的真相。向秀、郭象提出万物皆“自生”、“独化”，各种事物都是绝对孤立存在，单独变化，没有任何因果联系和规律可循。嵇康、阮籍在哲学上有二元论倾向，一方面认为万物由“元气”产生，另一方面又认为有更微妙的“至物”存在，它是属于神秘的非物质性的彼岸世界的。晋代道教的代表人物为葛洪。他倡“玄道”，“玄道者，得之乎内”，宣称通过内心修炼和吞食金丹而能成仙。晋代佛教般若学也很盛行，“般若”即是佛教所讲的最高智慧，在“玄学”影响下，般若学分成“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大派，这三派都认为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虚幻的，唯精神本体“般若”才真实。东晋末僧肇继以用“物不真空论”、“物非真物、象非真象”说明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玄学占统治地位的魏晋时代还有唯物主义者傅玄、杨泉、欧阳建等人。杨泉提出水是自然本原。傅玄提出“以异致同，天地之道也”，以对立统一为普遍规律。欧阳建著《言尽意论》，认为语言能表达真理，驳斥“言不尽意”观点。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它宣传的因果轮回的思想中，“神不灭”论是佛教唯心主义的支柱，因此“神灭”论和“神不灭”论的论争，就成了南北朝时期哲学论争的焦点。无神论者范缜提出“形神相即”的观点，认为精神依赖形体而存在，用“质用”关系说明形神，较彻底地解决了形神问题。 隋唐五代时期在哲学思想上的论争，是南北朝佛教与反佛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唐代的统治者推崇道家思想，同时也重视佛教和儒家思想的统治。在佛教方面，以法相宗即唯识宗和禅宗为代表，在道教方面以司马承祯为代表。法相宗在中国的创始人是玄奘。他认为“外界”只是“唯识所变”，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由人的主观精神即所谓“识”变现出来。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宗派之一，以六祖慧能为主要代表，不立文字，以“无念为宗”。要求人们的主观精神永远处于绝对独立境地。主张以“本心”领悟真理，破除“我执”和“法执”，否定人的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和人对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信念。道家司马承祯不重视炼丹等方士之术，注重研究“修心”。要人们“收心离境”，做到“不著一物，自入虚无”，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韩愈用儒家道统学说反对佛教，但宣扬天命论，认为人的命运由“天”安排。发挥董仲舒的人性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韩愈学生李翱主张性善情恶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柳宗元和刘禹锡反对韩愈的天命论。在“天”的问题上作了专门的探讨。柳宗元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构成，“天”没有意志，不能祸福于人，“天人各不相预”。刘禹锡揭示了“天命”论的宗教迷信的根源在于“昧于理”，是不了解客观规律而信天命的缘故。 两宋至明清（鸦片战争前）是封建社会从繁荣到衰落的历史时期，在这七百多年中，哲学的根本问题环绕着“理”与“气”、“心”与“物”的问题而展开。“知”与“行”问题则是这个时期认识论论争的焦点。宋代理学为这一时期的统治思想，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以“无极”为世界最高本原，认为“无极而太极”，从而产生阴阳、五行、万物。提出了一系列理学的重要范畴和命题。程颢、程颐提出“天下只有一个理”的命题，建立了以“理”为世界本原的理学理论基础。张载坚持唯物主义元气说，认为“太虚即气”，提出并阐述“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对立统一的学说。王安石不属于理学家，他认为“道”是天、自然、元气。认为事物是矛盾地存在着的，由于事物内部矛盾而引起无穷的变化，“耦之中又有耦焉，万物之变遂至无穷”。 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综合当时各种学说“集长去短”，汲取当时自然科学成果，建立完整、系统的理学体系。朱熹虽讲“理本气末”、“知先行后”，但强调“理气相依”、“知行相须”，有不少合理因素，在论事物变化的“渐化”和“顿变”的两种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时，则有超乎前人的新贡献。南宋功利学派的陈亮反对理学家“道德性命”之说，提出“夫盈于宇宙之间无非物”的观点。叶適坚持“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认为“道”或“理”都存在于“物”之中。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为“心学”派的代表。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明王守仁在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由“心”所派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又把“心”称为“良知”、“灵明”或“天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认为“知”先于“行”，“行”由“知”所决定，强调“知行合一”。实际上取消人们的实践活动对于“知”的决定作用。唯物主义者王廷相提出“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批评理学家理本气末的观点。在知行观上强调“行”对于认识事物，获得“真知”的重要性。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经济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这就使一些进步思想家能站在当时新思潮的角度上，总结、批判、改造以往传统哲学，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别开生面地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以王夫之及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哲学家便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任务。王夫之气一元学说比之前人有重大突破，他对“气”的概括，“气，其所有之'实’也”，更接近于哲学上的“物质”范畴。在认识论上提出“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人的认识能力谓“能”，有待于主体作用的客体叫做“所”。客观必决定主观，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知行问题上提倡“行则知之”、“知行相资”的观点。清颜元提出“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强调“习行”对认识的重要作用。戴震在历史上第一次尖锐指出“后儒以理杀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本质，指出程朱学派“以理为气之主宰”的错误。“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认为人先有物质性的感觉器官，然后才有思维活动“心知”。在认识论上提出人的认识是由“自然”到“必然”的过程，“人能明于必然”，人唯有把握“必然”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 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的转变。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1919年“五四”运动起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以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为代表，其自然观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围。“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有变易发展的思想。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西方自然科学的进化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康有为用进化理论去阐明社会历史问题，梁启超以进化史观否定了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谭嗣同主张“以心挽劫”，革除封建专制。以“以太”代替“气”本原。严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于“质、力相推”而成。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说，论述行先知后、知行转化的问题。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些先进分子首先接受唯物史观，从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上去说明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五四”以后，瞿秋白和李达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说明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的发展过程，“物质”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又为意识所反映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实践，撰写了《实践论》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矛盾论》则是深刻阐述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论证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规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 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有以下的特点：其一，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有充分的发展，历史悠久。有较高形态的封建社会哲学。其二，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一直是“以儒为宗”，入世思想浓重，讲道德教育，不重宗教说教。其三，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相互渗透。其四，中国哲学具有丰富朴素辩证法思想传统，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 中国哲学对人类文化史有巨大贡献，在世界上有深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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