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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华简释《中庸》“武王末受命” 刘国忠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中庸》“武王末受命”一语，历来未有确解。依据清华简新发现的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对西周早期历史记载的进一步梳理，揭示周人所谓“文王受命”的确切含义，进而论证“武王末受命”一语中的“末”应训为“最终”，该句的意思是周武王最终接受了天命。 关键词：中庸；清华简；武王；末；受命  《中庸》中有一段赞美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文句，其前面的部分为：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 这段话总结了周人兴起和夺取天下的历程，对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予以了由衷的称赞，特别是对周武王的成就和地位做了高度的评价，“壹戎衣”即《尚书·康诰》所论的“殪戎殷”，指武王灭掉了大殷。[1]全文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不过最后却以“武王末受命”来加以总结归纳。什么是“武王末受命”，怎样来理解“武王末受命”？这难倒了历代的学者。这其中，最关键之处就是如何理解句中的这个“末”字，因此，学者们在进行讨论时，也是围绕这一个字来加以阐释的。 从历代学者的训释来看，大家对这个“末”字主要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意见，是把“末”字理解为“老”。比如郑玄注即言：“末，犹老也。”对此孔颖达做了发挥： 末，犹老也，谓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观兵于孟津，白鱼入王舟，是老而受命。受命后七年而崩。故郑注《洛诰》“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是也。[2] 这种理解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成为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看法。但是细究起来这种训读还是不免让人产生疑窦。按照这种说法，“武王末受命”的意思是“武王晚年受天命”。但是正如晁福林先生所指出的，按照这种思路来绎读原文，总觉迂曲不安，“武王末受命”既与上文不协，又与下文无涉，使全文难以通畅，“不仅割裂了全章语意，而且也与史实相舛”[3]。另外，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所谓“武王晚年受命”的说法也根本不能成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训读做进一步思考。 第二种意见，是把“末”读为“无”，或读为“未”，或为“未”的误字，表示没有，即武王没有受命。这是晁福林先生有鉴于上一种解释所存在的疏漏而提出的新的解释。晁先生认为这里讲武王未曾受命，是对前面话语的一个补充和解释，“一方面强调了武王承继大王、 王季和文王的事业；另一方面讲了武王的功绩。最末一句实际上对于这两方面的解释，说是武王只是承继，而没有开创，没有像文王一样受命；同时也说明，尽管没有直接接受天命，但只要承继祖业，也能够建立丰功伟绩。”[4]晁先生的解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中庸》的这段话是在盛赞周武王的功绩，而“武王末受命”处于这段话的最核心位置，如果将之解释为周武王没有受命，不免有揭短之嫌，与整段话歌颂武王的格调不相一致，仍然显得十分突兀；况且，这句话相传是孔子所说，而孔子一生特别注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种揭圣人短处的做法似乎也并不符合孔子的作风；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古书中，“文王受命”也往往说成是“文、武受命”，二者意思完全一样，如果把文王受命与武王完全切割开来，不承认二者之间存在彼此交融的关系，显然也是不太合适的。 这样看起来，这句话的理解还有进一步探寻的必要。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讨论“武王末受命”一句，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是要弄清这里的“受命”究竟该如何理解，尽量去还原周人是如何理解和看待“文王受命”的。弄清了“受命”的真实含义后，再来考虑“末”字的训释就比较容易了。 对于这里的“受命”，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认为就是指“文王受命”（或称为“文、武受命”），但是对于“文王受命”的具体含义，以及“文王受命”的具体实现形式，过去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需要结合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资料进一步加以厘清。 文王受命是一个周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遍见于《尚书》《诗经》《史记》等相关典籍，对其具体含义历代学者多有讨论，这里不能缕述。[5]清华简《程寤》等文献公布后，曾有多位学者结合《程寤》的记载，重新讨论“文王受命”这个话题，[6]此外还有学者结合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占卜内容，讨论文王受命的内容。[7]目前学者们已经公认，“文王受命”是指周文王获得了天命，要求他取代商王统辖疆土、治理民众；相应地，商王则失去了天命。因此，“文王受命”这一事件从政治上确立了周人灭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至于“文王受命”的标志，则与《程寤》中所记的太姒梦境有关。这些情况学者们都已经有众多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不过，虽然“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但是终文王一生，虽然已经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地位，却没有能够消灭商朝，完成天命。“文王受命”的真正实现，要到周武王在牧野打败商纣王后才大功告成。问题是，周人是如何看待这一过程的呢？ 清华简第十辑整理报告所收的《四告》中，有一篇周公告天的文献，其中说道： 有殷競蠢不若，遏失天命，昏扰天下，离殘商民，暴虐百姓，抵荒其先王天乙之猷力，顛覆厥典，咸替百成……上帝弗若，乃命朕文考周王 戎有殷，达有四方。在武王，弗敢忘天威命明罚，至戎于殷，咸戡厥敌。[8] 周公在这篇告辞中，详细列举了商朝末年纣王君臣的种种暴行，在此背景下，上帝命周文王“戎有殷，达有四方”，“戎有殷”也就是《康诰》中的“殪戎殷”，“达有四方”的“达”训为“通”，该句意思是上帝命令周文王取代商朝，通有四方，“戎有殷，达有四方”就是“文王受命”的具体内容。[9]而周武王则始终牢记上天的这一“威命明罚”，[10]最终“至戎于殷，咸戡厥敌”，实现了代商的目标。因此，“文王受命”本身是通过两个步骤得以实现的：第一步是周文王获得了“戎有殷，达有四方”的天命，第二步是周武王“弗敢忘天威命明罚，至戎于殷，咸戡厥敌”，最终实现了天命。这就是周人所说的“文王受命”从获得天命到最终实现天命的过程。 清华简《四告》对“文王受命”或者说是“文、武受命”的这一论述，在各种传世和出土文献中都可以得到佐证。 清华简《保训》是周文王临终前给周武王的遗嘱，其中说到“不及尔身受大命”，对比《保训》篇所述“至于成汤，祗服不懈，用受大命”，可知此处的“大命”也是指接受天命建立新的政权。周文王因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能亲眼看到武王夺取天下而感到遗憾。而即位后的周武王也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在《牧誓》中，武王称自己“惟恭行天之罚”；[11]在打败了商纣王之后，“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12]根据何尊的记载，武王克商后，还“廷告于天”，[13]并咨询上天是否应在洛邑建立新都以治理天下。这正是他实现天命后为治理国家而苦身焦思的生动记述。 类似的记载还有： 《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玟作邦。闢厥慝，溥有四方，畯正厥民。”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成厥功。……惟文、武中大命，戡厥敌。”等等 这些文献都不约而同地把“文王受命”至武王实现天命的过程予以了详细的说明，与清华简《四告》所论若合符节。我们知道，《诗经·周颂·武》是周人歌颂周武王灭商的《大武》乐章之一，其中有：“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大武》乐章以为武王继嗣了文王开创的基业而取得克殷的胜利，正是对“文、武受命”及其最终实现的生动说明。[14] 附带说明的是，有学者曾认为将“武王”附于“文王”之后而作“文、武受命”之语，是到西周后期方始出现。从清华简《四告》《程寤》等材料来看，这种说法可能并不正确。“文王受命”从一开始就是与周武王有关，而且最终也是通过周武王克商才真正得以实现。 明白了周人眼中“文王受命”的真正含义后，我们就可以对《中庸》所说的“武王末受命”有了新的认识。 实际上，“武王末受命”既不应该理解为周武王晚年受命，也不应该训为周武王没有受命，这里的“末”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最终”，意思是周武王最终接受了天命，换句话说，就是周武王最终实现了文王所获得的天命。训“末”为“终”，见于《小尔雅·广言》：“末、没，终也。”《逸周书·皇门》“万子孙用末被先王之灵光”，孔晁注曰：“末，终。”《尚书·立政》“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伪孔传曰：“我则终惟有成德之美。”孔颖达疏曰：“末训为终。”《尚书·召诰》言：“王末有成命”，蔡沈《集传》：“末，终也”，与《中庸》此处“末”字的训释均相一致。《中庸》此句，列举了周武王的种种业绩，最后概括为他最终实现了周文王所获得的天命，可以说是对周武王成就的最高赞誉。这样来读《中庸》的原文，不仅文从字顺，而且符合周人对于“文王受命”或者说“文、武受命”的认识，可能最符合孔子的原意。  注释 作者简介：刘国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20&ZD309）的阶段性成果。 [1]如清代学者毛奇龄《四书賸言》指出：“《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殪’字，《尚书·康诰》曰：'殪戎殷’，言灭大殷也。故《中庸》注：'衣’读如'殷’，齐人言'殷’声如'衣’。……若'戎殷’，则与《泰誓》称'戎商’正同”。见毛奇龄：《四书賸言》卷二，载阮元编：《清经解》，南京：凤凰出版社，1988年，第1328页。 [2]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08、2009页， [3]晁福林：《〈中庸〉“武王末受命”解》，《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夏之卷。 [4]晁福林：《〈中庸〉“武王末受命”解》，《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夏之卷。 [5]东汉学者郑玄曾将《尚书·无逸》篇中的“文王受命”理解为“受殷王嗣位之命”，指周文王接受商王之册命即位为西伯，但后来王肃、孔颖达等人均不同意此说，认为此处的受命可能是“受先君之命”。至于《周本纪》中有关“西伯受命之年称王”的解释，学者们或认为是文王受商纣王弓矢斧钺之赐，得专征伐；或认为是诸侯尊西伯为王，等等，不过这些观点与文献中有关文王受命的记载显然不相一致。到了近代，王国维先生据《尚书·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的记载，敏锐地指出所谓的“受命”就是受天命。他在《周开国年表》一文中言：“降命之命，即谓天命。自人言之，谓之受命；自天言之，谓之降命。”（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37页。）王氏此论，与传世及出土文献中有关“文王受命”的论述完全符合，因此现代学者多赞同王氏的观点，认为“文王受命”是受天命。详情可参阅刘国忠：《周文王称王史事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35页；据清华简《程寤》讨论文王受命问题的成果甚多，如晁福林：《从清华简〈程寤〉篇看“文王受命”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罗新慧:《清华简〈程寤〉篇与文王受命再探》，载李学勤主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62页-71页；陈颖飞：《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刘光胜：《真实的历史还是不断衍生的传说：对清华简文王受命的再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５期；李忠林：《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刘国忠：《〈程寤〉与文王受命的问题》，《走近清华简（增补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50—154页；等等。 [7]李桂民：《周原庙祭甲骨与“文王受命”公案》，《历史研究》2013年第２期。作者指出，周人为代商寻找天命依据，不仅“扬梦以说众”，而且还通过卜筮和祭告上天、殷商先王来证实天命转移的合法性。 [8]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10页。释文有所改动。 [9]《康诰》作“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含义与此相同。 [10]“威命明罚”一词也见于《逸周书》的《商誓》篇，周武王在给殷遗民的讲话中表示“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 [11]《逸周书·商誓》作“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 [12]《文选》李善注王元长《曲水诗序》引《周书》。 [13]何尊铭文为：“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另外，武王时期的天亡簋铭文有“文王监在上，丕显王作眚（省），丕肆王作赓，丕克讫衣（殷）王祀”，也应该与文武受命的话题有关，但因对其铭文释读与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此处暂不讨论。 [14]杨宽先生曾据《史记·周本纪》所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指出：“用木主载车中之说，不见别书所引西汉《泰誓》，可能另有所据。这样先祭天神，又载文王木主而行军，无非表示要继续完成文王已经接受的克殷的天命。”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原文刊载于《学术界》（月刊）总第285期，2022.2。引用请据原文。 编辑 | 蒹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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