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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定，尚贤任能也是法家的政治主张，但商鞅却是明言要尚奸的。《商君书》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用善人是不行的，因为：“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为了统治的需要，亲情是要不得的。“章（彰）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按照专制的规定，人与人之间“划清界限”是必须的，这里不能有善恶的评判，也不能有个人隐私，“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打小报告是受到鼓励的。于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就成了统治的大敌，被商鞅称之为“六蝨”。在他的眼裡，有了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这十样东西，则“敌至必削，不至必贫。”不要这十样东西，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于是，参观兵马俑的时候，常常让人怀疑这个“见战，如饿狼之见肉也”的强大的军阵，究竟是正常的人组成的，还是异化成了动物的人组成的？这样没有文化、没有廉耻的军队，当然不可能按兵不伐。因为：“国疆而不战，毒输于内”，社会要求和社会矛盾得不到转移，不满得不到发泄，必须通过战争，使“毒输于敌国”。 就是真的“按兵不伐必富”，民也富不起来。商鞅对于富民的办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僳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粮食多了，可以用来买爵位，这就设立了一个装不满的无底洞。因为刑罚多如牛毛，而且轻罪重罚，“弃灰于道者黥”、“步过六尺者有罚”，还有各种连坐之罪，弄得人人难逃法网，“农有余食”也是不利于让他们出力的。“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要他们出力，必须让他们贫困，因为“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这样就达到了“民贫则力富”，力富又不得不出死力的效果。 不仅要民贫，还要愚，“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他们要的只是民力，“民不贵学问，则民愚。”还要“废逆旅，私交。”不让他们有所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焚书坑儒就不难理解了。商鞅变法成功了，秦始皇最终也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统一大业，天下百姓做人的权力也进一步被剥夺了。 汉承秦制，以后封建的列朝列代，也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资治通鉴》所记载：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儒法二家，左手右手而已，商鞅那样的法家毕竟过于赤裸裸，所以到了荀子、韩非子等人那里，就不那么直白了。统治者也看到了“内王外圣”，用儒家忠孝仁义的欺骗性，来掩盖那一份赤裸裸的重要性了。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2年9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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