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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卜喜逢  《红楼梦》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典型，可以称之为一个“小社会”。一个社会里总会是有着种种的冷暖之事。起高楼则热矣，楼塌了则冷矣；兴则热矣，败则冷矣；媚上则热矣，欺下则冷矣。事由不同，冷热则又不同。却也有着人本性的不同，则冷热也属界限分明，有人则天生冷面冷心，有人则内冷而外热，更有外热而内冷者。社会本就是包罗万象的，《红楼梦》也是如此。 如果将“冷”与“热”扩大了说，可以将整部《红楼梦》都作为曹雪芹对于冷热思考的例证。早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中具有四时气象，那么也就是说《红楼梦》既有着“烈火烹油”的盛况，也会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彻骨之寒，分属于一“热”一“冷”，则境况尽显。而由于八十回后《红楼梦》的不全，我们无法去推断这种“冷”极之后的人情世态，但是在第一回的“小荣枯”中，我们却是可以做一番大致了解的。 甄士隐家自然是无法与荣宁二府相比拟的，在写到甄士隐家被本地推为望族时，有一条脂批：“本地推为望族，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叙事有层落。”同为望族，而因势可分为大小，而因理则并未有什么不同。甄士隐家兴时，也是热极的，从贾雨村的以文为名，从而得与甄士隐相结交来看，正可显示出“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来，远贫近富，正是世俗中人的通病。而一句“严老爷来拜”，虽是说“火将至矣”，却也未免没有“烈火烹油”的内涵。富在闹市，自然更应该是应酬不暇的。 关于甄士隐的富贵，小说中并未多写，作为正话前的入话，自然是点到即止的。曹雪芹用了半回的篇幅便将甄士隐家由盛而衰了。我们且来看衰时甄士隐的遭际：
水旱不收可谓天灾，因天灾鼠盗蜂起，而致“鼠窃狗偷”，进而“官兵剿捕”“民不安生”，这就是人祸了。区区数字活画出一副“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乱世景象来。天灾人祸之下，甄士隐只得折变家私投岳父而去。而岳父封素则完美的演示了“风俗”，落井下石，使得神仙似的人物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冷”“热”相比较，人性的丑陋就出现了。 在《红楼梦》中，非仅于此处有这种对人性丑陋的揭示。其中又以贾芸借债的一段文字最为明显：
在这段文字中，卜世仁夫妇面对外甥的赊欠，用“以退为进”“以进为退”诸法，让贾芸知难而退。贾芸的遭遇可谓传奇，出了卜世仁家，就遇到了泼皮倪二，在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仅仅是街坊的倪二表现出了侠义的一面，热心热肠，正如一副对联中所写“侠义每多屠狗辈”。贾芸与卜世仁是为甥舅关系，在亲戚的序列中是非常亲近的，然而在利益的面前，却又是如此的虚伪，人情之“冷”让人咂舌。而倪二仅是一个不交往的街坊，却又一副热心。两者比较之下，冷热之间世情尽显。卜世仁之“冷”，不过是因为贾芸家的衰败而已。 或者读者认为这并不是当时社会的忠实反映，然而在小说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些都是是真实的：
理治之书是人们无工夫去读的，而“衣食所累”与“不足之心”所造成的“利”心的泛滥是社会的主流。对于因利益而产生的“冷”，曹雪芹是持有讽刺的态度的。而这些正是对曹雪芹生活时代的客观反映与真实的思考。这些思考不仅体现在这些情节之上，在命名上也是有着反映，如“仁清巷”“大如州”“十里街”“封素”等等，谐音“人情”“大概如此”“势利街”“风俗”，以这种最简单的寓意来体现这种普遍的“利”观。  甄士隐在经历了盛衰之变后，体味了人世中的“冷”与“热”，终归是彻悟了。他的《好了歌注》正可说明：
我们姑且不去谈其中的谶示，这首注中充满了“冷”“热”变化间的人世无常，却也是充满了对“冷”与“热”的思考。 在这些“冷”与“热”的变幻间，“利”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热”因“利”起，“冷”由“利”导，由“利”主导的社会是不缺乏这种“冷”“热”现象的。 儒学创立初期，即产生了一种论辩：义利之辩。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可见在对待“义”与“利”的态度上，孔子是有着明确的区别的。而孟子在这方面的表述则更为直接，他对于义利之间的思辨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述，那就是“重义轻利”，如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梁惠王与孟子有这样一段对话：
在这段话中，孟子将“利”的害处归结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而如果将这个重“利”的后果，放置在一个社会中，则这个社会也不免危矣，放置在一个家族之中，一切以利为目的，则这个家族自然也是危在旦夕了。  虽然在儒学的演变过程中，有从哲学向治世之学的转变，从而异化了很多的思想，也庸俗化了很多内容，然而关于“义”则一直是儒家所坚持的。如朱熹在《与延平李先生书》中说道：“但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3]足见朱熹对“义”的重视。然而司马迁早有感叹：“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忧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4]可见逐利本也是人生存之必须，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义”是崇高的，但在吃喝拉撒与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需求之下，“利”仍是必须要顾虑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曹雪芹时代，物质的丰富自然不是孔夫子时代所能比拟的，而欲望的泛滥更是不可比的，因此对于“利”的追求也更加的无所顾忌，恰如小说中对王熙凤的描写。王熙凤是不敬鬼神的，可以说是无所畏惧，而追求的更多的就是“利”。在一个“利”字当头的社会中，人情就更偏“冷”了。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对这种世态有一个描述： 这样的社会之下，“冷”则是必然的主流了。曹雪芹应该是对这个“冷”有着深刻的感受。以现有的曹家史料来看，曹家三代四人执掌江宁织造，又曾兼任巡盐御史，更兼着在康熙南巡时候的多次接驾，曹家可谓如日中天，正与元妃省亲时候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相似。而盛极必衰，这些盛况终如白茫茫的大地一般归于沉寂，也正应了曹寅的“树倒猢狲散”一语。曹家可谓“热”则“热”极，而有了这个“热”的比较，“冷”则更为突兀了。家族的兴衰自然会被人世的冷暖体现出来，而这又在处身于家族变化之中的曹雪芹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5]也正是有着这种深刻的体验，曹雪芹才能写作出《红楼梦》来。 [1]孙钦善著，《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第54页。 [2]孟子著，牧语译注，《孟子》，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第1页。 [3]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19页。 [4]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3256页。 [5]敦诚，《寄怀曹雪芹》，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1964年1月第一版，2005年北京第6次印刷，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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