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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起，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1944年，距离佛光寺调查七年之后，梁思成在复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正式发表了《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在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里，佛光寺东大殿因“四美荟于一殿”而成为梁思成描摹的重点。 唐代木构、唐代塑像、唐代绘画和唐人墨迹，在这四美之中，唐构和唐塑，对于任何一位东大殿的参观者而言皆一眼可见。但唐代绘画和唐人墨迹则非特别留意不可得睹。 
近日探访吴中，在“世间神祇——中古以降山西寺观与墓葬中的图像”特展中得见几幅佛光寺东大殿壁画的早期临摹，细节宛然。现就之前寺内所见并摘录学人著录，就东大殿所存的壁画略作叙述。 可怜壁画半凋零 唐代释教鼎盛，伽蓝遍布宇内大都乡野，壁画几乎无寺不有，即如狄仁杰所言：“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开成五年，日本僧人圆仁到五台山，参观诸寺后曾感叹：“壁檐椽柱，无处不画。” 佛光寺为五台山名刹，又是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布施重建，按常理，这样的宏伟殿宇四壁本应有图画为饰。但如今殿内大铺壁画荡然无存。据推测，可能是明宣德四年（1429）时，寺内僧人重砌檐墙，并依壁塑五百罗汉像，致使殿内壁画大部分被毁。 
 ▲东大殿罗汉像，存296尊，远处可见明代悬塑。摄影：李鹰。
如今，殿内仅在前后槽、内槽栱眼壁和明间佛座背面等处残留零星散落的小幅壁画。依照柴泽俊先生的统计，殿内壁画共计二十二幅，合计面积为61.68平米。这些壁画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始建大殿之时，之后历代也多有增绘补绘留存。 如以时代而论，佛光寺东大殿中残留的壁画是我国寺观木构殿堂中独一无二的唐代遗存。 
东大殿中最显眼的一处壁画位于前槽北次间外侧栱眼壁内，高69厘米，长约450厘米。这一处位置应称为“额上壁”更为准确，即相邻柱头铺作之间为一整体的带状壁面，栱眼壁则指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之间的类三角形壁面。此处壁画为“弥陀说法图”，构图分为三组，中间的一组以阿弥陀佛为中心，阿弥陀佛着袒右肩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莲佛坛之上，双手结说法印，头光身光刻画火焰纹，工巧细致。阿弥陀佛两侧置胁侍菩萨五尊，这些菩萨头戴花冠，项佩璎珞，身姿微曲，飘带自两肩垂下，或捧物，或合十，或作吉祥印。佛坛前绘博山炉一尊，两侧画手捧莲花，呈半蹲的供养菩萨各一。 ▲1974年临摹图，山西博物院藏画面左右两组以观音、大势至菩萨像为中心作赴会状。观音菩萨像两侧置胁侍菩萨四尊，两为持花天女，后有天王护持。大势至菩萨像两侧置胁侍菩萨八尊，供养和听经菩萨像三尊，前有高持龙幡的两位天人。观音和大势至菩萨上部各有飘逸翱翔的两尊飞天，流云中有聆听法会的菩萨、弟子端坐其间。壁画之两极端为僧俗供养者像。北端一列是比丘尼三名，最前一人手持长柄香炉，前有榜题“佛弟子比丘尼”，则非比丘僧甚明，很多介绍未细辨。南端一列为供养人三名，梁思成先生称“其中之一，权衡短促，嘴的两旁出胡须，与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同一格式，画脸和胡须的笔法，还含有汉画遗风，如营城子墓壁所见。”整个画面着色以青绿为主，赭石、铅粉次之，间以使用少量的原砂和土黄，有“焦墨淡彩”的唐画之风。由于殿宇朝西，下午的阳光直射殿内，故使前槽栱眼壁壁画的铅粉早已变成铁青色，青绿也失去了艳丽的色彩。此一幅壁画与敦煌唐代壁画相比较，几无二致，苍古风韵尤甚。这处壁画在前槽栱眼壁，高高在上，殿内观看甚是不便，有次到访佛光寺，正遇到东大殿五门洞开，从殿外即可看到这一弥陀说法图。如果顺着彩画往里看佛坛上的彩塑，就会发现别样的奇妙之处。弥陀说法图正好在殿内阿弥陀佛一组塑像的头顶之上，壁画上佛像的布局与主佛坛佛像的布局一致，中间是阿弥陀佛，旁边是四尊胁侍菩萨，前面两尊供养菩萨。▲弥陀说法图与主佛坛的佛像布局对比，来源：清源文化遗产如果再回看殿外唐大中十一年的经幢，经幢顶上的柱状体，四个正面有四尊佛像，中轴线上那两尊对着的是佛坛上的主尊释迦牟尼，左手这尊对着的是正是阿弥陀佛，右手对着的正是弥勒佛。 ▲殿前经幢与主佛坛的佛像布局对比，来源：清源文化遗产由此可知，东大殿外的经幢，栱眼壁壁画，大殿佛坛上的塑像，都有着清晰的对应关系，整个佛殿在千年之前建造时即有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在前槽明间、南次间外侧栱眼壁内，各绘有一幅“圆光形佛像图”。每幅绘八个圆光，每圆光内各绘佛像十躯。圆光下作长方框，内写佛号。佛皆结跏趺坐，主色为青绿。这两处壁画的年代颇有争议。梁思成先生1937年考察时辨认左次间最左一榜题字迹为“佛光庄信佛弟子刘太知……宣和四年三月初……”，并以此题记中的宣和四年（1122）断为北宋壁画。1954年，祁英涛、杜仙洲、陈明达共同发表了《两年来山西省新发现的古建筑》，文中对这一题记的辨识为“佛光庄信佛男弟子刘太知身幻是悟……万历四年五月初……”。这两处壁画的年代一下子后推五百多年，从北宋壁画变成了明代壁画。此处争议未见有研究者给出结论，题记中的年号字迹漶漫，辨识确有困难。前槽两稍间外侧栱眼壁各有一幅“卷草图”，一处完整，一处略有残缺。花叶肥大不见枝条，卷草以细劲的赭笔描道，青色地，主叶为绿，辅叶用青，又间以粉红、黄褐小叶，线条流畅，色彩生动。对照《营造法式》，这两处卷草图应为五彩遍装海石榴华铺地卷成做法。其实，这两处严格意义上应归入彩画范畴，而非壁画。两处彩画在建筑上左右对称，虽纹饰造型略有差别，但依构图规律和色彩配置上判断，应是同一时期绘制。梁思成先生判断“可能也是宋代的彩画”。近年来，清华大学对东大殿现存的建筑彩画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结合碳14和彩画切片推断，这两处卷草彩画应为唐代始建时期遗存。东大殿南北内槽和后槽两梢间栱眼壁内绘有六幅“诸菩萨图”，菩萨像或分三层，或分四层，每排菩萨错位排列，斜向每一列用同种头光颜色。从现存保存较好的内槽东侧北稍间的菩萨栱眼壁画，可知头光颜色呈白、青、粉三色，粉色头光变色最严重，氧化变色后呈白色或黑色。菩萨大都头戴花冠，身着长衫，肩饰帔帛，脚踩云气，两侧垂以飘带，色泽、式样各不相同。由于色彩泛铅，部分菩萨的面部和肌肤已变成赭色或青色。对于这些菩萨像的年代，梁思成先生认为“衣褶笔法虽略嫌繁琐，但尚豪劲，与四川大足北崖摩崖石刻中宋代菩萨之作风颇相似，可能也是宋代物。”但清华大学2015年做的勘察则判断为明宣德五年时的作品，与罗汉塑像同时。在后槽明间和两次间栱眼壁内绘有三幅“千佛图”。名为千佛图，但其实每幅绘三十五尊佛像，分上下两排，皆是坐像，袈裟朱红，背光有黄、白、红、绿多种。这三十五尊名号见于唐不空法师所译之《佛说决定毗尼经》，其用途正如经中所言：犯五无间业者，宜于三十五佛前至心忏悔。▲最下一幅为三十五佛图，来源：清源文化遗产外檐栱眼壁内侧也有壁画，但被明时塑造五百罗汉时做的悬山掩盖。日久天长，这些栱眼壁上的部分泥巴和朱红色颜料脱落，露出了佛像。外檐两山前间和后檐南尽间栱眼壁内侧各绘佛像三十五尊，外檐两山后三间栱眼壁内侧各画菩萨三列，每间分别为五十五身或五十八身不等。▲悬塑遮挡的栱眼壁画这些壁画如依清华大学调查判断，为明代宣德年间塑五百罗汉时所绘，则不应有悬塑遮挡。其年代或如梁先生所言，为宋代遗存。此外，山面墙后壁有墙皮剥落，露出了两小块白画，画着数层紧密的“千佛图”，皆面相鼓圆，双目半启，身着袈裟，袒露前胸。因目前仅露出局部，整体分布区域及面积不详，有推测认为是金元时期的壁画。▲线描千佛图东大殿壁画多在栱眼壁或称额上壁间，皆在高处，需抬头仰望。但有一幅壁画却在低矮处，其发现过程颇有些传奇色彩。1964年，罗哲文先生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孟繁兴一起前往佛光寺，适被雨阻于寺内数日，得以对东大殿作了细致观察。这场意料之外的甘霖，却给佛光寺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新发现。在这次考察中，罗哲文先生在板门背后发现了大量题记：这些题记中以唐咸通七年（867）为最早，仅为大殿始建之后九年，所以推断东大殿现存的板门是唐代始建时的原物。▲“沙门玄翥咸通七禩”，禩即祀，与年同义同时在明间释迦牟尼佛须弥座后侧束腰处发现了一组壁画，高35厘米，宽100厘米，因两侧被后人用土坯墙封护，光线幽暗，故发现时色泽如新。其北部南侧侍立一位呈惊恐状态的天女，头戴花冠，身着长衫，腰系软带，两手分别托着鲜花、香盂，盂中还燃着香。天女北侧的毗沙门天王，披甲戴胄，手执宝剑，横眉怒目。脚下被降服的两只鬼怪赤身露体，面目狰狞。▲壁画照片与临摹图对比中间为镇妖图，一名力士，头戴幞头巾，身着豹皮服，须眉直竖，双目圆睁，手擒妖猴。另一侧绘一名神官，手执长杵，上身裸露，腰系豹皮裙，赤足向左作追赶状。身后绘一三爪神龙，张牙舞爪，一只小妖赤身裸体，跌倒在地，惊恐万状。整幅壁画，人物形象生动，天女服饰飘逸，天王、力士筋骨健壮，墨线劲利，设色素雅，形神皆备。与传世的盛唐吴道子《天王送子图》相比较，颇有相似之处。▲现存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送子天王图》对于壁画的年代，罗哲文先生认为是与大殿建筑同时，理由是：“第一，从壁画残破处的画地、灰皮、泥层等结构看，都是未经重装、重绘过的。第二，从画的用色，笔法等风格看也与唐代相同。”近年来有研究团队通过对束腰壁画内的麦秸进行碳14测年分析，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这幅壁画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罕见的早期实物，除本殿原有的一部分之外，国内尚无第二处。尤其是颜色如新更是难得，就连敦煌石窟中的唐代壁画已有部分颜料变色（如朱红变黑等），而此璧画因为特殊的条件保存，没有变色。佛光寺东大殿中壁画大半凋残，高堂粉壁，千年图绘，多已成烟云难睹，剩余丛残，往来者更需珍视。再访佛光寺，听山间松风，观巍峨殿宇，细寻历朝画迹，或亦是一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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