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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篇关於二姐的文章真的不是件易事，几次开写又放下，因为二姐确实平凡得如一杯白水，一生都没有值得炫耀的东西，也怕一个普通山村妇女的形象，写出来也难发表，因为媒体或网络推介人物，一般都要有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有更大宣传的价值与意义，平凡人，家常事，写了只是自己看看，就懒得动笔。还因为二姐在我心中本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存在，和写不写文章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我老家在安徽省岳西县古坊乡，二姐其实在姊妹七人中属老三，大姐上过学堂，早年加入了解放军宣传队，大哥也念了几年书，家里留个壮劳力，二哥读了高中，全家只有二姐一人没进过学校大门，不识一个大字。因此，她生出来就是个干活的命，别人7岁入学，她就得打柴放牛，割草喂猪，再大点又得帮妈分担家务，洗衣，做饭，种菜，收藏……这些都是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回家时抽空干的杂活。 我很小时，二姐就少有言语，也没有脾气，不管是哥还是小姐们（她弟妹）学校回来，菜碗（大小不一的搪瓷茶缸，那时小哥在区里念高中，三姐，小姐都在乡里读初中，住校，每次回家都要带足一星期吃的淹菜）无一另外的都扔进她怀里，她总是笑嘻嘻一声不吭的接下，独自从大莱缸里挖出先前淹制好了的辣椒萝卜，豆角白菜等，炒好装缸，放进网袋，再一一送出门外，偶尔也笑嘻嘻的说上一句:“你们都是念书的”。那份平和真挚，仿佛自已在念书一样高兴。 她总是这样坦然，总在默默无闻的做事，妈说银平（二姐的名字）是好人，事实上当时二姐在我们每个姊妹心目中都是这么认定的，“银平是好人”。只不过这好人的实际意义就是有些孬，乡下也有称“好人”是“孬子”的意思，（这是我知事后知道的），以致我每次顽皮做错了的时候都赖给她，“她教的，徐银平叫我做的”，一旦要挨打挨骂时我都这样说，因为妈妈嘱咐过带好“小的"，她更不会吱一声，我还懂得最小儿子的特殊地位。 大概也只有我能够有恃无恐地欺负她，小时从没叫过二姐，跟着哥哥直呼“银平″，还经常笑她笨，掐她打她。尽管她大我许多，也从不回手反抗，挨妈错骂的时候还护着我，好象不知道委屈。长大后才懂，都因为我是“小的″。 二姐出嫁的时候我有送的，那时小学三年级，只知道好玩，按乡下习俗娘家舅子此时最大，要吃酒席的，回来还有礼物，就吵着跟大哥一起去了。一桌饭，大哥一席，我坐对面，叫二席，有亲娘（姐夫的妈妈），还有姐夫一个不能自立的亲弟弟，再加上几个亲房的陪客，回来也没有礼物，境况远没有我家好，三间土坯房，墙上明显有好多裂缝，屋顶还 是茅草盖的。（其时我家是四大间平瓦房），我不知道二姐当时的心情，只看到二姐离开娘家的那一刻是哭着走的，妈没有出门送二姐，也在房里哭。 后来知道，这桩婚姻是爸妈做主的，那年月很正常，父母之命，媒勺之言，何况打小就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二姐是决定不了自已命运的，（当时闭塞落后的山村，即使是很有能力的人也把握不了自己），反抗也不起作用的，封建体制的毒瘤还在滋长，山村都这样。 两只新打的小木箱就是二姐所有的嫁妆，这不是爸妈心狠，爸是老基层干部，有工作的，妈也是当地大户人家的独女，我家境本来就是那块地方算好的，也可能是爸妈被批斗怕了，（文化大革命），爸丢了工作，家里吃闲饭的又多，开销又大，境况已日渐衰弱，加上二姐除了农活和操持家务，实在也干不了别的，不聪明漂亮，还有点“孬”，找个本份的庄稼人嫁了，过个安稳的日子就行了，妈说这就是命。 从此，我和二姐接触的机会就少了，学校和家屋角连屋角，下课都能回家玩几分钟，保护伞不见了，心里空落落的。然年少不省事，很快就忘了二姐，听说姐夫比二姐大好多岁，懂得心疼人，两口子到现在都没红过脸，吵过架，连妈都说，银平是修来的福。 庄户人家过日子，平淡又真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想二姐在她自已的家里也是这样生活着，所以很少回娘家。有次不知是谁谈起了银平，说是没得工夫，事堆得如山，银平还要没日没夜的做。 好在年轻力壮，夫妻和谐，又彼此心疼着对方，也许不感觉累。婆婆死后，二姐又象妈一样照顾着不能自立的弟弟，还是没有一句抱怨，偶尔回趟娘家也不象其他姐姐那样找爸妈倾诉，计较得失，好象不韵世事，又好象没有心烦，更怕别人为她操心，不管谁问她，都只是“还好”二字。在我印象中，“还好“几乎成了她那时唯一会说的话。 回忆起来，那年月真的只有她没有责怪过爸妈和兄弟姐妹，哪怕受了再大的委屈和不公平，也没有抱怨自已的生活，更没有诉过一声苦，每天与姐夫守护着自己的日子，弟弟离世后，自已又养育了两个女儿，读了初中，都出落得有模有样，也嫁得有声有色，在各自的一方也算过得舒适充实。 我不知道那些年月二姐是怎么过的，又是怎么把两个女儿哺养长大，只晓得我初三时，她大女儿念小学。她村子里小学只有一.二年级，也离家较远，三年级以上必须在我家旁边学校，到了三年级妈就叫她把孩子放在娘家。 后来我念书离家越来越远，回家也越来越少，心目中二姐也越来越模糊，就谈不上去看她，当兵又到了浙江温州，几年仅一次探亲假，记得探家那年，是急着要去看看二姐的，毕竟读中学以后就没见着，一晃好些个年头。妈嘱咐我赶回来吃午饭，说是我去了她急，没啥招待我，又误她干活，大哥平时去也不吃饭之类，我方始体会二姐日子的艰难。那时二姐已做了新屋，老地基，还是三间，只不过变成了瓦房，宽敞明亮了许多。我到时，门是锁着的，二姐在家西首老山冲自家地里，我爬了好长时间山路，又撵到田埂上，故意不声不响，二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你是小的”只是不太确定地问道。 我是自报在二姐家吃饭的，看得出她高兴坏了，抱起地里一乱爬的小孩要到另一个山冲里喊做事的姐夫，我拦住了，反正姐夫午饭也得回来。 二姐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块腊肉和几个存放了很久的鸡蛋，我说自已不吃腊肉，知道菜园地有青菜，菜缸里也有淹菜，就要了。二姐坐在灶门前添柴把火，（山村的灶台是土砖堆砌起来的，体积都很大，多是占一整间房屋，一般都是大小两口铁锅，大的煮猪食，小的供人用，一个高大的烟囱穿透屋顶，自然排烟，灶台面好过一点的人家会用石灰粉刷，二姐家没有）我自已上灶台炒了鸡蛋，青菜和咸菜。 走的时候，二姐满是歉意，说怠慢了我，没來过（其实她结婚我是来过的，她记不住了），么（没）得酒喝也么得东西吃都么吃饱，对不起“小的″，好象欠了我什么似的。 真实的讲，那是我到现在为止吃得很舒心的一顿饭，因为和二姐聊了好长时间，也讲了我小时故意害她挨骂，欺负她的许多故事，二姐又笑嘻嘻的说记不得了，也向我透了些许心迹。 我知道二姐没有责怪我直到现在才登门看她的意思，也不会计较我小时候对她的伤害，二姐就是这么实诚，甚至有点木纳，也不问我啥时候回部队或者回趟娘家送送我，但却没有半点虚假。 大哥就曾叫她为“实心粑”，回部队后我也常想起二姐，每次寄书信回家几乎都问过二姐的状况，仅此而已。 后来，我在南方扎了根，成了家，回老家就更少，直到妈妈去世那年才又见着二姐，听说她是关着门来的，说是要陪妈最后几天，却没有哭。姊妹几个都说她最象妈，她自己也说本来就象。妈出殡的那天中午，只有她没吃饭，她说吃不下，心口痛。但她不知道，其实妈最放不下心的也是她，生前就不止一次的叮嘱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多帮助帮助银平。 当时我心情也差到了极点，二姐哪天回的家都不清楚，在我收拾行旅准备走的当晚，姐姐们都巳离去，记得跟大哥聊天，知道一些二姐的近况，大哥经常去看她。 又过了些年，有一次回老家，大哥就告诉我银平只信我，叫我回来了无论如何得去一下她家，大哥问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其实是她前一年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换成了10个银元，一个外地贩子到了这山冲，哄她说存银元当传家宝划算，到时候一个就值多少钱多少钱，会发大财，二姐不知哪里听说，吹一下放在耳边有响声就是真的，信了，掏出了家里仅有的1000元钱，本来说好10个要2000元，见二姐实在没有油水可骗，就1000元成交了。我到二姐家，见二姐从箱子底翻出了一个布包，一层层剥开后要我看真假，用她自已的话说，对两个女儿（已出嫁）都没讲。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从口袋摸了1000元钱给二姐，说这银元我要，是真的，叫二姐包起来好好帮我保管着。 关於这事，我是能理解二姐的，长年累月呆在那个山冲里，即便到本组另外一个人家，也得翻一座山岗，出嫁后，出冲走得最远的路，也就是回趟娘家了。所以，二姐几乎是和外界隔绝的，见识愈少，思想愈单纯就理听当然，何况缺心眼，打小就固执的认为每个人都会和她一样，是不会骗人的。在她的世界里，自给自足惯了，平日不求人，也用不着跟外人打交道，突然出现一个“好心人”，上当受骗在所难免，只是到今天二姐对那个外地“好心人”还心存感激。 凭心而论，我真的没有为二姐做过什么，在她最艰难的岁月，我是孩子，帮不了尚情有可原，但后来上中学懂事了，分明能帮二姐干一天活计都没有做到，再后来离开家，又俗务繁忙，无暇顾及，更为关键的是，缺了二姐对我小时候一样的那份心，少了那份真和情，真的愧对了二姐对我的那份好。 在二姐和姐夫的苦心经营下，日子有了起色，孩子也渐渐长大，家境逐渐好转，又重盖了新房，还是在那个山冲，二姐依旧在田间地头，清瘦如竹的身躯里还是能量满满。直到孩子都出嫁，自已也慢慢老了，“老了不中用，只能做些轻活”又成了她的信条。 细究起來，二姐不多的话都很真实，也很有道理，她说离不开这山冲，田地都在这里，没有办法。其实，不管是她对山冲，还是山冲对她都有了感情，都有了太多的付出与牵挂，她不想离开，也不用别人帮忙，说是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慢慢来就照。 人是因为无私而不怕，因爱才有家，高尚也是因为有了不求索取的付出，心是人的起源，善是人的本性，心理是人的归宿，心灵才是人的根本。二姐不懂这么深奥的哲理，但却在践行着，每天都在付出，尽管对国没什么贡献，但对家苦心经营，恩重如山，也在为这个和谐的社会无私努力，身为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妇女，对上无愧，对下有恩，对人诚真。她不要懂什么，每天全凭心性做着一个农村妇女该做的一切，实实在在做人做事，这人就是大写的人。 我很幸运有这个姐姐，也可能是女儿们教的，50多岁后，她居然能认出自已的名字，而且能写出来。 这就是二姐，现实生活中，真的很要强，很独立。翻开记忆的碎片，确实找不到一句有困难，要帮忙之类的言语。从不索取，有恩于我也不图回报，既便我有能力了每年象征性的给点生活费，她都要还我，后来干脆连我去看她，带东西都不要我进门。为此，她常跟我急眼。 对此，我也曾做过反省深思，帮助是什么？我又能帮二姐些什么？二姐真的不需要帮助?她就明确地告诉我，党的政策好，政府已经把她家定了五保户，每月都有生活费，看病也不要钱，自已地里每年摘茶也能卖个零花钱，没有了后顾之忧，唯一愿望就是有生之年来我这里住上几天。 好在现在我又迁到了安庆，离二姐越来越近，这愿望我一定会帮二姐实现的。 我不知道二姐吃了多少苦，受过多少累，但从她很少的言语里与平和的心态中我读到了质朴，坚韧，执着和无畏，那份可遇而不可求的真、善将会使我一生受益，她那不等不靠，不向困难低头，不烦别人的品性也会一直激励着我。 徐冰清，男，1967年生，大专文化，先后从事过军人，记者，机关秘书，商业法人等工作，原香港国际经贸导报记者，温州晚报记者，中国社会经济调查中心文研部创作员，安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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