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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德语：Hans-Georg Gadamer，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德国哲学家。 资料图 相较于海德格尔，我对伽达默尔感到更为亲切。伽达默尔活了一百多岁，六十岁的时候出版了代表作《真理与方法》，这种生命轨迹让人深感踏实。 伽达默尔提出人类历史上有三次启蒙：第一次是轴心时代，第二次是启蒙运动时代，第三次是现今时代。这将启蒙从启蒙运动的小历史中释放出来了，进入了人类大历史的视野。他说：“整个大希腊时期的思想史，从毕达哥拉斯直到古希腊文化的科学都是启蒙史。”那么，中华文明也参与了第一次启蒙，诸子百家的春秋时代，建构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启蒙。第二次启蒙运动发源于欧洲，但其建构的思想与制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部分，也是非西方社会的一部分。 伽达默尔提出了现代的第三次启蒙。 “科学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人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世界照此发展就会崩溃。”“真实沉醉于技术的迷梦和着魔于解放的理想社会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偏见。唯有对此进行反思，亦即勇于思维，才能把我们解放出来。”这次启蒙不是肆无忌惮地应用理性，而是要认识到理性的界限。什么是真正的经验？就是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人有理智就在于我们意识到界限，这种界限是通过使科学不能反映它自己的前提和后果而设定的。”他说出的内容，以及他所说的方式，都让我感到极为踏实，暗暗点头称是。 他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启蒙与人类共始终！”启蒙与人类的成长进程已经融为一体了。 说到伽达默尔，我还想提提理查德·罗蒂。 这是个美国人，通常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但他自己表示反对后现代主义这顶帽子，因为他觉得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无望感。看来，他的气质肯定是积极入世的。 没错，他作为美国人，肯定多多少少继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而他和伽达默尔同为解释学领域的大咖，却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区别。在他看来，已经没有了绝对真理（而伽达默尔的代表作就叫《真理与方法》），因而也不再有掌握绝对真理的启蒙导师。对话不是真理的目的，而对话就是对话本身的目的。思想只是谦卑地表达我们存在的各种意见，思想者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而是聊天的伙伴，甚至是在暗夜独语，无人倾听。——这种描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已经不算是哲学，而差不多成了现实。 但罗蒂让我们不要沮丧，要向前看。向前看，这正是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我们还是要有通过实践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的抱负。他提醒我们，要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案从其过时的认识论基础中脱离出来，因为启蒙归根结底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史学问题。这个区分很重要，很多攻击启蒙的论调都陷入到了历史与政治方案当中。比方说，启蒙时代关于人的各种话语既是普世主义的，同时又是相对主义的，既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如果用史学的方法去处理，自然问题重重；但是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就可以超越这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并回应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关切。 这么看，罗蒂似乎比伽达默尔还要令人感到踏实。 伽达默尔看重人文学科对于人类心智的培育，可以让人持有“敏感性”，从能获得某种真理。但罗蒂认为追求真理的目的会将人概念化和抽象化，忽视人的实践内涵，人实际上从主体变成了客体，是一种异化。因而他提倡一种“模糊主义”，学科之间放弃边界，“无论是诗人还是政客，都不会比别人更科学、更理性、更深刻。”即便是科学，也只是人类多种话语中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这正是后现代思想的特点。罗蒂的帽子上的后现代标签是撕不掉的了。 不过，罗蒂踏实到了这种令人觉得有些随意的程度，似乎就让人有些隐忧了。也许这是因为直到他过世的时候（2007年）人工智能还没得到大规模的应用。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看待AI，如果他能论述出AI也没什么特别的，那才是我们渴望的定心丹。 当代哲人中只有米歇尔·福柯具备强大的思辨力可以写下与康德同名的文章：《什么是启蒙》。 福柯高屋建瓴，首先论述了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他说，在现代性之前是“一个多少有些幼稚或古旧的前现代性”，而在现代性之后，则是“某种莫测高深、令人挠头的后现代性”。由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追问：“现代性是否构成了启蒙的后果及其发展，或是否应将其视为对十八世纪基本原则的断裂或偏离。” 但随着思辨的展开，他让我们看到，“启蒙”与“现代性”尤其是现代哲学有着根子上的一致性。启蒙的勇敢、求知与摆脱蒙昧正是现代哲学的问题指向。“现代性”可以视为是启蒙的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他再一次确认，康德那篇论启蒙的文章是“现代性的纲领”，是基石样的存在。 我们通常将福柯视为“后现代思想家”，可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其实是很“古典的”。 关于启蒙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多有误解，福柯坚定认为，这是两回事，启蒙是启蒙，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启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是无法真正完成而又必须得持续努力的任务。福柯不仅是为启蒙辩护，更是为启蒙松绑，把启蒙从具体的历史时期分离了出来，并渗入了情感的成分——启蒙变成了一种对于时代的持续的批评态度，甚至“像是希腊人所说的精神气质（ethos）”。这是极为睿智的。所谓“态度”，他指的是人存在的当下性，是一种与同时代发生联系的方式，是“一种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选择”。这得以让我们“努力探明现代性的态度如何自其形成伊始就处于与各种'反现代性’态度的争战之中”。换言之，“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劳作，这是它体现了我们对于自由的渴望。” 最意味深长的是，福柯回应康德那篇《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提到的人类的未成熟状态，表示启蒙运动还没有让人类成熟，而且，至今人类仍然尚未成熟。 启蒙在今天的处境的确愈加艰难。两个层面上来看都是如此。 如果拨开启蒙的历史和政治的大机制，我还是认可福柯所说的：它可能更是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的生活。今天相较于福柯的时代，哲学也面临某种深远的终结。作为一个作家，我时常武断地想，今天唯一作为启蒙的生活样态就只剩下文学生活了。现在有很多读书会，就寥寥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启蒙生活的缩影。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启蒙的原意，Enlighten，就是光源和照亮。我们还是得相信光源的存在，相信自己也是光源的一部分，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别人。尽管它的光芒可能在今天被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奇观所遮蔽，但是这样的光源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必要的。这需要我们把火种延续下去。所有的创造都是一种延续。尤其是今天面临着科技高度发展的时刻，人的危机在加剧。启蒙运动建构了一个现代文明生活的模板，以及个人权利的模板，那么这两个模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实际上面临着崩解的危险。因为人的生命本身极有可能在科技的作用下发生重大改变。在未来，如何建构一个“人的形象”，可能是启蒙运动的光芒所能照耀到的最远的地方。但启蒙不会终结，与未来伴随的新启蒙自然会开启，正如伽达默尔说的：“启蒙与人类共始终。” 仅仅是相信光源和照亮就够了吗？ 还远远不够。 还要看到更为庞大和永恒的黑暗。 所谓照亮，首先便是相对黑暗来说的。照亮，这个场景只能是从黑暗中生发出来的。与此同时，照亮显现了一些事物，这些事物本身也赋予了黑暗以形体。 带着这样的黑暗之思来理解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提出的“同时代的人”。他说：“同时代人就是感知时代之黑暗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都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简言之，所谓的“同时代的人”便是紧盯自己时代的苦难，感知其黑暗而非其光芒。 当我们想象光的道路时，就会发现已经照亮的部分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黑暗是广大无边的，如果只是被眼前的照亮所满足，极有可能会陷入蒙蔽。而把自己与无边的暗处相联系，时时刻刻有那样的背景为参照，在凝视中获得洞穿黑暗的视力，自然会像福柯所说的，对时代实现持续的批判，那便是启蒙的气质。 盯住黑暗，洞穿黑暗，照亮黑暗，所需要的已经远远不是理性，更不是知识，而是决心和勇气。 对此，从康德到阿甘本，以及上文所提到的所有思想家，都毫无异议。在他们看来，我们应当首先领受这样的启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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