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读书人几乎没有不熟悉这副对联的。某种意义上说，它非常直接而生动的揭示了孔孟之道的本质。最初的儒者，尤其是孔子、孟子，他们就是这种人。 “书生意气”一词，讲的也就是这些个意思，描述出这一种气质。 文化传承中，文本只是有形的印记。如果没有风气、阅读情绪或触动灵魂的思想相伴随，就没有承受之且传递下去的自觉。 每当时局动荡、国事蜩螗之秋，这副对联和一些著名的壮怀诗句，常常会在人们的心里回荡。 我这次到无锡也只是匆匆住一晚。特意把住处安排到靠近东林书院的酒店。 一直存有个念想，一定要看一看、拜一拜东林书院。 四百多年前，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最有品性与性格的杰出之士”，在此抛头颅洒热血，成就了一段令人肃然起敬的轰轰烈烈历史。 和军人疆场上的牺牲一样，读书人抛头颅洒热血的情景同样悲壮。
东林书院位置靠近闹市区，能看到的也只是书院的部分遗址，面积并不太大。 书院大门紧闭。 十多年前站在这里，它也就是个纪念地，一块碑。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直谏触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回到家乡无锡后，顾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恰好在无锡闲荒着一所宋朝著名学者杨时(时称龟山先生)曾经讲过学的东林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 顾氏兄弟在士大夫中声望极高，此举得到了地方人士乃至于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很快就修复好了这座书院。 那时的书院规模更大，鼎盛时期上百人吃住在这里研学，上千全国各地的书生跑这里听思想界大咖开讲座。 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的教导员本出自程朱，以“穷理致知”为目的，对于儒学经典的研读必须经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东林书院的院规中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这就意味着在书院里不得评论官员和地方政治。 这是些令人困惑不解的约定。 一方面它很谨慎，很清醒的知道边界在哪里；另一方面，东林书院之所以能兴旺起来，一时远近知名，恰恰是他们在讲学中频繁触及社会现实，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高攀龙很激愤的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大声疾呼，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君子无取焉”。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读书人，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闻风响附”，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至不能容”。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被指认为一个政治派别，被敌视者称之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在政治上是个雷区，“结党”常常与“营私”排列在一起。 顾宪成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绞索已经悬于项上。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结构与形态非常奇特，一方面皇权专制意味很浓，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可以表达舆情的市民阶层；另一方面，又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关注政治而缺乏政治主导性的知识分子群体。 此时与东林学人对垒的魏忠贤，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尽，作了宦官。他善于拍马逢迎，极得熹宗的欢心，成为在明朝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居于首位，秉笔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的司礼监太监。 宦官古时称“奄”(或作阉)，所以这一集团被东林党人斥为奄党。当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阁臣如顾秉谦、魏广微等对魏忠贤卑躬屈膝，如同奴仆。有的朝臣途遇魏忠贤，在道旁拜伏，高呼“九千岁”。全国各府州县甚至京城之内，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有的官员不同意给魏建生祠，竟被逮捕入狱，惨遭毒刑。 就这样一个无赖，居然可以扼杀、贬黜当时最优秀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东林党人首当其冲。 美国学者贺凯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道：“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这个评语非常精辟。
夜晚的东林书院很幽静，水边回廊里的灯盏与城市的辉煌融为一处。 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只是心里却没有应有的兴奋与激动。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