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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日子
记我的外祖父吴承禧 行走的允安／文 
外祖父吴承禧退休之后 |  |
作为记述外祖父吴承禧的第一篇文字《留学法兰西——记我的外祖父》，已经发稿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刊。
下面的这些文字，记述外祖父1950年之后的生活，重点记述外祖父和我数度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日子里自己所见所闻。
由老人家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到他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
01
我一岁半那年，尚不谙事，母亲携家兄、我和我的保姆书有自四川广元追随父亲的足迹抵京，那是在我的户籍簿里有明确的记载的：“1950年5月15日自四川广元迁京”。
其时，父亲作为一名起义将领奉朱德总司令电令来到北京，在军情部报到，由军委中央办公厅发给生活费。进京初时尚没有自己的住房，一时无处落脚，便暂时借住在我外祖父吴承禧的家里。
据外祖父晚年亲口对我讲，共和国建政初期，需要技术人才，老人家自己又是拒绝随国民政府南迁，主动留在北京家中的，便作为一名旧政权铁路建设与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受到共和国铁道部人事部门推荐，由时任铁道部计划处领导的郭鲁亲自登门邀请他赴任新职。
由是，外祖父吴承禧担任了铁道部计划处计划室主任，工程师，担任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等部领导的技术顾问。之后，计划处改为局，又请来苏联顾问，外祖父被任命为技术审定室主任。而此时的郭鲁已经就任部办公厅主任。
外祖父居家原是在王府井大街大甜水井胡同7号，自己主动让出了大宅院搬到后院居住，前后院其间有一道隔断门封闭不开，走出后门就是大阮府胡同了，胡同东口外就是王府井大街。这个隔断出来的后院形成一处独门独院，就是大阮府胡同甲31号。据外祖父讲，前、后院落整体隶属于铁道部的宿舍。如今那一片平房院落荡然无存，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了。
这一时期说来短暂，外祖父在铁道部上班，外祖父、外祖母，还有小姨分别住在北房客厅内东侧的两个套间。外祖父在家时，我进去北房的次数不多，日常和老人家的接触也就有限，印象之中老人家不苟言笑，话语不多。
我能有印象的是和母亲、家兄还有保姆书有住在不大宽敞的一间西厢房内。父亲后来的工作在西郊万寿路军事学院任教，食宿在学院里，一般周末或月末才回来团聚。走出院门朝东百八十米就是王府井大街，那个年代，北京市百货大楼还没有呢，最繁华的商业所在是胡同口斜对面的东安市场。
日后我成人了，才知道，外祖父吴承禧是在前清末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学习工兵，毕业归国已经是民国时期了，报到后曾于民国陆军部受任军职，不久之后离开军界，一生服务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与管理。抗战期间，只身在大后方昆明等地从事铁路测量、公路和飞机场建设，抗战胜利后，曾受命协助接收天津新港，在旧政权下担任过晋冀铁路管理局的副局长，作为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共和国建立后，被铁道部继续聘用为业务骨干。
外祖母的留影 |  |
外祖父平素去上班了，我接触外祖母更多些，不过那个时候外祖母已经是喉癌术后，摘除了声带，失去言谈的能力。尽管老人家很疼爱我，招呼我也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示爱而已。
记得我幼时，外祖母曾经找出外祖父留学法国带回来的几件玩具给我玩，一件是一套带有轨道、火车头和几节客运车箱的金属铁皮制的玩具火车，在北房客厅内陆上铺设开来很是可观；再一件是陶瓷的洋娃娃，身着连衣裙，帽子、袜子、鞋，样样齐全，娃娃全身关节可以活动，躺下来眼皮下垂，能闭上眼睛，坐起来眼眼睛可以睁开。有一大一小两个洋娃娃，外祖母只拿给我小的玩，大的怕是留给小姨了吧。不过那套玩具火车，也只是玩过一两次就被小姨收走了，再也没看见。我玩过的瓷娃娃一直很爱惜，记得后来兄长的女儿毛毛长大些有三四岁了，拿给她玩，不想到她手里，才一天就失手摔碎了。
印象之中外祖母身量不高，瘦瘦的，平素穿深色旗袍，多是慈眉善目的样子。在外祖母身旁的时候，总是看到她双耳下挂着一副像是纱布口罩那样的东西遮住喉部，那是为了护住喉癌术后许久不能愈合的创口。
外祖父一生没有儿子，母亲或许是为了使二老没有孙儿得到些许慰藉吧，记得从我小时起，家兄和我就一直被引导称呼外祖父、外祖母为“爷爷”、“奶奶”。等到小姨也有了女儿之后，表妹也随着我们称呼外祖父为“爷爷”，那个时候，外祖母早已经不在世了。
我称呼二姨为菱姨，她的女儿们则是习惯于用“公公”、“婆婆”来称呼外祖父、外祖母的。
外祖母过世的那一年是1952年，我已经大些，有三四岁了，对于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有了清晰的记忆。老人家因喉癌手术刀口不愈合，终至引发动脉溃疡出血而辞世，那个场景，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记得我正巧在北房的卧室套间外的正厅里，眼见外祖母喉部洇血，平素照料家务的王妈把老人家揽在怀里，一并坐在写字台前木地板的地上，外祖母胸前的衣服被血水洇湿了，只见大人们急匆匆跑进跑出的忙碌着，我并不觉着怕，独自默默地抱着厅内的一根立柱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接下来印象深的场景就是外祖母的出殡，在街门外的大阮府胡同里，一口架在两个条凳上的棺木前摆了供桌，街门外靠墙是一溜儿纸扎的花圈，挽联随风飘动，自己跟在保姆书有身后，身着白色的孝服，按大人指点叩拜行礼如仪，胡同里不少人在围观……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经历的第一次丧仪。
外祖母安葬在朝阳门外的人民公墓，大体位置就是于今（2020年）朝阳门外蓝岛大厦斜对面的那一片楼群所在的位置吧，当年是很荒僻的地方，市区公交车也只是出了朝阳门就是终点站了。那以后，母亲年年清明会带我们去给外祖母扫墓。
及至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乱了套，那片墓地遭到严重毁坏，竟无人管理，去扫墓时看到的是墓地围墙没有了，新砖砌就的平房房屋成片蚕食着墓园，再也找不到外祖母坟茔的遗迹。外祖父慨叹：“总是在注意报纸的公告栏，并没有看到征地迁坟的通知啊，怎么坟就没了呢？”
那是一个连亡人都不得安息的年代。如今，能够看到的只有外祖父“百宝囊”中留下来的涉及外祖母墓地和出殡的一些资料。
不久，外祖父调任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所（后称铁道科学研究院）技术审定室主任，他的家就搬迁到西直门外研究所的家属宿舍。那是连体成排的平房，分给外祖父的一套房有好几间居室，还有厨房、卫生间，很是宽敞。如今看地理位置是在二环路外过了高亮桥不远的地方，当年却是出了西直门老城门楼的郊野之地，除了研究所内接送市区职工的定时交通班车，连公交车都不通，周边望去都是农田。
其时，家兄在市区读八面槽小学（校址的位置，就是现今的王府井大街天主教堂，教堂院子里四周的平房就是学生教室），就近寄宿在外祖母的一位老友陶奶奶家里，位于金鱼胡同贤良寺的大院子里（如今，那儿已经是王府饭店的高楼大厦了）。母亲带我和保姆书有打“游击”，或是住市区友人家中，或是去西直门外外祖父家里落脚。记得去铁科研宿舍要从城里坐公交车到西直门终点站，再从西直门外过高亮河穿过农田小路还要走挺远。若是不肯绕道走研究所的正门而抄近路的话，就要扒开充围墙的铁丝网钻进去才能到“铁科研”宿舍，一排一排红砖砌就的平房。
外祖父是从西郊的铁道科学研究所退休的，在职期间，茅以升是所长。外祖父年满退休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的月薪在一百五十元左右，按那时的劳保福利政策，退休领取70%的月薪，这在那个年代收入算是高的了。
或许是外祖父嫌那里交通不够方便，闭塞，退休后，就从原来居住的宿舍搬了出来，房子归还给公家。那个年月在城里租私房并不困难，外祖父带着小姨，迁入市区东皇城根一个私人小院租房住了下来。记得那时与外祖父在一道居住的还有他留法同学吴子言爷爷（吴孔嘉，字子言）。
说起吴子言爷爷，老人家那个年代没有工作，也就没有经济收入，生活无着落，记得就在外祖父家里落脚，吴子言爷爷善烹饪，帮助外祖父安排日常餐食，两位老人倒也过得惬意。
记得那期间，北京西郊动物园刚落成，外祖父约了他的几位老朋友，记得有吴爷爷、苏爷爷等人，还带上了我，一道去动物园游览过一回。
外祖父的长兄早年过世，且无子嗣，长嫂依靠祖居的几间旧房屋出租以维持晚年生活，甚是拮据。那个年代，外祖父除了在生活上帮助吴子言爷爷之外，月月寄生活费补助在原籍的长嫂，一直持续到长嫂1961年病故，并为长嫂料理了后事。
想来，外祖父不能忘怀同父异母的长兄提携、栽培自己的恩情。
父亲也在那个时期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其时公租房是很紧张的，家里的住房是军委出具公函，才由房管所安排我们租到了建国门内铃铛胡同的两间半公租房，终于安了自己的家。
记得外祖父后来又搬过一次家，和小姨两个人租住到东四九条胡同，依然是一户私宅院落的几间正房，那是在我读小学之后了。
逢年过节，母亲会带了我们去看望外祖父老人家。于我而言最高兴的是农历过年，外祖父按习俗要在家中做一桌子菜，焚香点蜡摆供祭祖。自然，祖宗们“享受”之后的供品，加加热，就是外祖父带着我们来享用的丰盛晚餐了。对于过年能收到外祖父年年要给的两块钱压岁钱的红包，远比一桌子大餐对于孩子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偶尔在这个家人团聚的日子，小姨或许会摆开牌桌，大人们搓麻将玩儿。记得有一次，我也坐上牌桌学起来，在母亲指点下抓牌，拼拼凑凑，居然就“胡了”几把，赢了就有了兴趣，母亲几次催促：“该回家啦！”我则不舍：“再玩一把！再玩一把！”赢上瘾了，不肯下牌桌，结果错过了末班公交车，那天，母亲领着我们从东四九条走回建国门附近的自己家里。好像那以后，我也没有再专注过玩麻将。
在我的记忆之中，外祖父是从来不上麻将桌的，老人家除了读书看报纸，真的没有任何嗜好。
记得兄长读中学时，一次听小姨说起，得知外祖父回南方省亲归来，带了有太湖石雕的小玩意儿，兄长去向外祖父讨得一个深褐色的太湖石龟，可以攥在手心里，只露出龟头和前爪，以假乱真吓唬人。
外祖父在京接待过自己的侄子辈儿的永庄和永恺姐弟。记得他们来京时我病了，一家人都去作陪聚会，我独自躺在家里床上，倍觉寂寞凄凉。
大约是那前后，外祖父和几位族中在世的老一辈合计决定，把江苏江阴北漍镇上的十二间祖居房屋分给在世的后人，计有永恺舅舅、母亲和几位姨们在内同一辈分的八个人，各分得一间房屋，三两人合用一间房作灶屋，堂屋和场地共用，并在政府备案立了文书。不过，分得祖产的后人，分别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生活，并没有人能回原籍承继落户居住，日后也就纷纷出手转让给租住的客户，那时房子也值不得几个钱，一间房充其量也就百十元而已，但是留了房子就要负担修缮之资，自己又不去住，反倒成了一项额外的负担。
虽经战乱，外祖父的图书资料还有收藏，几次搬家，或许是图书、资料搬来搬去的，很麻烦，毕竟退休之后越来越疏远了自己的专业技术，存之意义不大。
1963年，在老朋友铁道学院金士宣教授的建议下，外祖父决定把全部个人藏书、资料捐赠北京铁道学院（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的图书馆。经过金教授牵线搭桥，学院图书馆馆长亲自随车登门把图书资料取走。经过整理，图书馆给外祖父一份手工誊抄复写的清单，全部藏书、资料开列清单编号达1500余号，每种书目、资料少则一件，多至卅余件不等。手工复写的目录就有五十多页。
金士宣教授事后有函致外祖父，称：“捐赠图书设专柜保存，绝对可以放心”。
图书资料捐赠之后，外祖父自己的“家当”就简单了，连同那份捐赠清单在内，老人家自己保存的几份自传、学历和工作资历证明，还有一些书信、照片等等，就存放在几个牛皮纸的档案袋里，外套一个蓝布缝制的普通手提袋，无论日后住在哪儿，都会随身携带，母亲和小姨戏称那个装了资料的蓝布口袋是老爷子的“百宝囊”。
老人家在退休以后，每个月会有一次留法老同学、老朋友的聚会，一般是在每个月初领取养老金之后，大家相约到某个餐馆聚在一起，享用一次聚餐。譬如京城比较有名气的谭家菜、欧美同学会餐厅，等等。这些老爷子们会轮流去各个餐馆品尝一番，而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是惯用AA制的方式了。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少，或是有人过世，或是某人因病行动不便而告假。到了文化革命时期，移风易俗，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老爷子们也不便再去“大吃大喝”、“相互串联”，出门的时间就更少，在家里的时间也就更多，往往是一杯白开水，一份报纸，坐在家中打发时光。
由于外祖父退休早，迁出了原单位家属宿舍的居住区，而且原单位为了老人家领取养老金方便，就把他的关系转到了就近在市区的一个小单位，铁路专运处，这就使外祖父脱离了自己供职的原机构，所以，除却解放初期的“肃反”运动以外，发生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诸如“反右”、“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等等，他都没有受到什么关联和影响。
我读中学之前，小姨成家了。说起小姨的往事，也可以看出外祖父的个性和为人。小姨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性好玩乐，打牌跳舞在其次，特别擅长唱京剧。据家人讲，早年，“四大名旦”中的一位戏剧家曾经有意收她为徒，却由于外祖父不允而作罢。在旧社会，“戏子”这个职业难以被担任公职的外祖父看好和尊敬吧。记得小姨参加工作以后，在单位里仍然是一个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逢年节工会组织活动，她还会粉墨登台唱几折京剧。于今，家中还有小姨扮装后的剧照数帧。
晚年的外祖父改变了自己昔日陈旧的观念，曾经对我说过，早年不该阻止小姨发展自己的个人爱好。
外祖父自己生活极节俭，他极力反对小女儿的大手大脚花钱和追求享乐的生活做派，却难以改变小女儿的生活取向。为此，外祖父曾经给来求婚的“小姨夫”大泼冷水，分析小女儿居家过日子的能力不强，花钱“大手大脚”，还以几个女儿居家情况作比较，历数小女儿姐姐们的长处和小女儿的短处，毫不遮掩她的缺点，目的在于让男方多些了解，不要一时头脑发热草结姻缘。外祖父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办事十分认真的人。
小姨婚后住进了位于通县管庄姨父的单位宿舍。外祖父租住的私宅房东要收回，老人家找不到新的住处，他曾经请求组织的帮助，无果。不知道此刻老人家对当初放弃分配自己的宿舍作何想？
没有了自己的居所，老人家不得已走进女儿家里落脚。
外祖父先是到二女儿家里去住了，我称二姨为菱姨的，那是在北京大学燕东园一幢教授小楼，由两位教授共用，各自分别住在一、二层，菱姨家在楼上，其间有一居室给外祖父下榻。
外祖父尚在世的三个女儿之中，二女儿早年学习刻苦，贝满女中毕业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大，而且在协和医院高级护士班进修过，姊妹中学历最高，供职于北大校医室，姨夫是北大生物系教授，生活条件也自然好得多，外祖父住在北大宿舍应该是要舒适一些。
只是后来由于翁婿之间发生了一些生活上不甚愉快的事情，外祖父盛怒之下不辞而别，独自离开北大的教授公寓。
时值冬季，记得当年菱姨打电话给姊妹们，寻觅外祖父的下落。还是我找到在老人家为小姨进城里看病就医方便而租下的东华门附近一间私房内，看到老人家在没有生火取暖的平房内和衣独坐，身边放着简单的行李……
此后，外祖父住到小女儿家里去，远在东郊的管庄。那时，小姨已经是因病停薪留职了，而且有了一个小女儿。
02
外祖父住进我的家里，融入了我家的日常生活，是在我名誉上高中毕业后的1968年末，是在父亲辞世之后。那一年，外祖父已经是年近80岁的人了。
1968年秋，父亲病逝在北京第二医院的病房里。
时值文化大革命，社会上“破四旧”、“红海洋”、“清理阶级队伍”，整个是造反派的天下，一切都是乱糟糟的。除却在父亲供职的原单位领到一笔五十元将将够实际支出的丧葬费以外，抚恤、遗属补助，一概免谈……
父亲晚年身体极差，每年都会因胃病，或消化道出血住医院；母亲也因患子宫肌瘤做过手术，为此，家里经济上量入为出，一直不宽裕。母亲历来没有工作，是个家庭妇女，生活来源只是依靠父亲的薪金收入，家里原本没有什么积蓄，父亲过世，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
父亲辞世前几个月，夏天，自北京铁道学院毕业的兄长，刚刚分配到成都去实习工作，每个月只有四十几元的薪资，父亲过世，家兄月月拿出自己收入的一半寄给母亲，家里经济开支颇为紧张。自己作为一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面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哪里有能力供养六十岁的老母亲。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外祖父由小姨家里搬来我家里住了。老人家的到来，带来自己的生活费，客观上也就补助了母亲，在经济上帮助撑起了这个家庭生活的开支。
当然外祖父的到来，也使他自己的生活能得到好些的照料，毕竟，小姨也是因病停薪留职在家的。
外祖父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使我得以更多的了解他老人家。
外祖父住到我家的那个时候，背已经有些驼了，出门要拿上一个拐杖。动乱的年代，老朋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他平素习惯于坐在兄长带来北京的一把藤椅里看报纸。一份报纸，大致是一个字不漏地看完，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只有个半导体的收音机，看报就是他了解当今社会和世界的工具，也是排遣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偶尔来家里看望母亲的几位老朋友、父亲的校友、同事，也会和外祖父聊天解闷。
老人家一日三餐，从不挑食，一年四季只喝凉开水，不饮酒，不吸烟，没有任何嗜好。
那个年代，普通人家住的平房大杂院，用胡同里的公厕，没有自家的卫生间、浴室，隔些日子去浴池泡澡是北京普通市民的一种享受。外祖父却从来不去公共浴池，他的习惯是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天天晚上要在家中脱去衣服擦澡，再用热水泡脚。三九天，虽然家里有取暖的炉火，天气冷时室内温度也不很高，老人家依然坚持不变。
一年之中，老人家身上的衣裤不过随四季变换气温高低而增减就是了。夏天，家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天热了就是随手一把芭蕉扇；冬天天冷了会在藤椅上加个棉垫，在头上添加一顶母亲织就的毛线帽御寒。
刮胡子的事情，老人家自己来搞定，理发的事情，是我来给他解决，家里有理发的推子。如此一来，我不知道老人家除却三餐之外还有什么额外的花销。
外祖父住到我家之后，出门的时候少了，他月月领取养老金的事情，就交给我来代办。每个月到了领钱的日子，我持他的一枚象牙质地的小印章，一个证件，去复兴门外的铁路专运处代他领养老金。
铁路专运处本不是他服务过的机关，这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这里的人并不了解外祖父的过往，只是按月发放一笔养老金而已，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政治运动，也就对于老人家没什么牵扯，没有受到原科研机关里诸如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五类分子”等等的大批判冲击，一直稳稳当当地享受着当年他的那一笔高于普通职工月收入的养老金。
说起外祖父的养老金高，也不过是五十年代退休时的一百一十元钱。那个年代，普通职工月薪不及他的半数吧，要养一家人呢。而外祖父的养老金，初期，一度负担过一位老同学的生活，就是留法归来，解放之后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的吴子言爷爷，他有一个时期住在我的外祖父家中，何时离去的我说不清。记得那时候，吴子言爷爷会帮助外公操持三餐的制作加工；外祖父再一项开支就是帮助自己的长嫂。
而在外祖父的晚年，这笔养老金却是支撑着三个家庭的开支的。
这三个家庭，其一是我的小姨，小姨原本是有工作的，因为得了传染性肝炎，休病假时间长了，被原单位给予停薪留职处理，没有生活来源。
那个年月，作为驻外地施工的铁路工程单位，没有原单位的默许，医疗合同医院在患者即使病愈的情况下也不肯开出可以恢复工作的诊断证明。而原单位又籍口没有医院的证明，不同意恢复工作，就这么被一直“停薪留职”了，没有能再去上班。不能上班也就没有经济收入，外祖父也就只好在经济上来帮助这个小女儿。
其二是一位齐奶奶，这是外祖父的一位留法同学的遗孀（外祖父留法学友之中，只有一位姓齐，名问渠，字清如），老人家无子女，失去老伴儿也就失去生活来源，亲戚能给她的资助很有限，生活有些艰难。外祖父闻知后，月月去看望老太太一次，从自己的养老金中拿给她二十元作为补贴。
自从我去代外祖父领养老金之后，这笔款也就由我按时送到齐奶奶的家里去，那是在西安门惜薪胡同一个院子里的一间平房，齐奶奶家里陈设很简单，也还算洁净，往往在我去送钱给她的时候，还要遵照她的口述代笔写封书信，给老人家在外地的亲戚。这项月月一次的任务在我手里持续多时，一直延续到最后一次我去到她家，被邻居告知老人家已经过世了才告结束。随后我为她老人家写了一封讣告告知其外地的亲戚，之后，我收到了一封致谢的回信。
其三就是父亲过世以后外祖父住进我家，月月拿一笔生活费交给母亲，有了这几十元钱，加上家兄的二十元汇款，这就成了外祖父、母亲和我老少三代三口之家的生活之资。
外祖父常年资助老同学，及老友的遗孀，让了解此情的人对他很佩服，而外祖父自己并不以为意，老人家生活一向节俭，并没有多少积蓄，他的收入也是有困难的人替他去支出。外祖父一笔养老金几下里来分配，自己所留零用能有几何不难想见。
据母亲讲，外祖父早年的脾气秉性可不是很好，动辄会发脾气，骂人。但是对母亲还不曾动过怒，因为母亲为人谨慎，自谓从不曾有过错被老人家抓把柄。老人家与我生活的岁月，没有见过他发脾气。或许是年代不同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退休的老知识分子哪里还有发脾气的资格？而偏偏在那个年代，外祖父却是被外调人员惹火了，对人发过脾气，由是，使我了解到原本不知道的老人家的“历史问题”。
外祖父住到我家不很久，正值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由是，交待、审查每一个人的历史问题波及全国，又形成新一轮“阶级斗争”的高潮。过去外祖父的许多同事、下属不免将他作为历史见证人写在了交代材料上，于是导致在一个时段，各地、各级组织派出的外调人员寻上门来。
初时，来人是到我家中来面谈，记录，并要求外祖父写下书证材料。后来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看到来外调的人多了，就要求外祖父到居委会的办公室去和外调人员谈话，而且又在谈话中得知了外祖父早年任职山西晋冀铁路管理局期间，一度因为局长病逝代理局务，适逢阎锡山手下的特务组织清查共产党，有铁路职工被冤枉迫害致死，身为路局临时负责人的外祖父自然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一阶段的历史问题，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的“肃反”时期，外祖父已经原原本本做了交待，当年是有组织结论的。结论内容大致是：“历史反革命，免于处理”，这是后来外祖父亲口讲给我听事情的经过，我才知道的。
说来阎锡山要“清党”，也不是你一个铁路局临时代理局务的负责人所能阻止的，但是毕竟做了“帮凶”，也就难逃政治清算，而结论中“免于处理”的意思，想来大约就是新的历史时期所讲的“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
这一“历史问题”在解放初期，从未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老人家在铁道部供职期间，建政初期的国家庆典节日，还多次受邀去天安门观礼台观礼。直到外祖父退休，此事则更加淡化了，他自己从未以为意。
但是文化大革命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然是有历史“污点”也就不能不被革命左派侧目相视，有的外调人员就像审犯人一样横眉怒目，喝令“老实交代”，甚而拍桌子瞪眼，竟至要外祖父按他们的要求书写某某人有某某问题的证明材料。
出乎外调人员意料的是，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并不买账，任你说来说去，他就是只把自己回忆认可的内容一笔一划规规矩矩写下来，签了名交上去，多余的话，特别是外调人员示意要求作证写的内容却不见一个字，于是“态度不好”，“抗拒交代”，“包庇反动分子”，一顶又一顶帽子扣下来，竟使得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们原来对老人的态度也大为改观。
据外祖父回到家里讲，这样矛盾对立的情况，发生过多次。这是可以想见的，经历过“清理阶级队伍”的人都会有体会。母亲和我很为他担心，一个年过八十岁的老人，驼背，扶杖，被找去谈话，被拍桌子训斥，老人家何以能承受这些威逼，压力……
没有想到，倒是外祖父来宽慰我们：“我这个年纪了，还怕什么？我对他们讲了：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来编写虚假的材料，可以，不过，我签字画押之前就要加上几个字——这是逼、供、信。”老人家说：“要实事求是，我不能去害别人。我大半生工作在旧社会，连国民党也没有参加过，我怕什么？阎锡山'清党’的事情我怎么管得了！当年受命代理局务，没有能保护铁路员工不受迫害，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在那个阶段，“武斗”的风潮已经过去了，除却面对外调人员的指斥和被人指指点点，外祖父并没有承受皮肉之苦。
到了和外调人员对峙那样一步田地，街道居委会的“左派”们也不客气地下了“指令”，给外祖父指派了扫大街的地段，算是对“历史反革命”的惩罚吧。一个驼了背，靠扶杖行走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如何能去挥舞长长的竹扫帚清扫大街呢？于是天不亮，母亲就要代老人家去清扫从家居大院门口两侧延伸到南北两个路口的一段百八十米长胡同的路面。
那时，母亲也是六十岁出头的人了。
父亲“起义将领”的身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被认可，那父亲的个人历史自然也就是大有“问题”的，远甚于外祖父。但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和“遣返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回原籍”的高潮，家里没有被抄家，没有人来家门上贴大字报，真是阿弥陀佛的幸事，大院子里的邻居们也就没有另眼相待我们家的人。不料，家居的相对平静，在这“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被外祖父的“历史问题”打破了。
好在时日不很长，没有人来过于为难外祖父，母亲代外祖父扫了些日子大街之后，就被通情达理的街道积极分子示意可以“豁免”了。
不料，新的问题又来了，学校管毕业分配的老师，找我去谈话，大意是：你母亲要求学校毕业分配照顾自己年迈，她又无工作，留个孩子在身边，或许情有可原。但是你的家庭真是复杂，父亲有“历史问题”不算，你还有“海外关系”，现在，加上外祖父又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你们还共同生活，这怎么能照顾？你还是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去。
这番话确实让我很郁闷，父亲的起义不被承认，也就谈不上“历史问题既往不咎”，不过人已辞世，不存在我“照顾”父亲的问题了；叔叔随国民党撤退去台湾的时候，我不过是个襁褓里的婴儿，“海外关系”客观存在，但是关我何事；外祖父的历史“污点”是有结论的，“免于处理”，如今却又不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组织若以“照顾”我的老母亲留下我在家里，就牵扯到是在“照顾”外祖父了，政策不允许。
外祖父来我家，经济上是他在照顾我们母子，生活上却是我们在照顾他。自己准备去吉林插队被母亲找到学校工宣队申诉家里情况，获得同情而没有走；报名去内蒙军垦因“政审不合格”被军代表拒收，如今外祖父的“历史问题”又成了难点，我该何去何从？
外祖父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沉默了很久，本来以为介入我们的家庭生活，可以给我们母子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历史问题”，反而给我这个外孙的毕业分配添了新的政治“包袱”，反复斟酌之下，老人家决定还是回到小姨家里去住，以免涉及我毕业分配要求组织照顾母亲的事情节外生枝。
父亲辞世，是外祖父接济了母亲和我的日常生活开支，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送外祖父回小姨家里。
由于当年联系家父并促成家父起义的中共地下党人做出的努力，使我毕业分配拖延了数年之后终于有了结果，传来分配工作的消息，1972年我终于做了服务行业照相馆的一名学徒工，有了每个月￥17.08元的收入。
自1962年考入北京四中初中以来到1968年高中毕业，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准备去吉林插队没有成行，到再报名内蒙军垦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拒收，毕业分配一拖近四年之久，这中间的曲折，一言难尽。这十年，我的档案关系一直在母校，对于一个在政治上遭受歧视的年青人而言，回忆这多年来阴霾的日子，心情的压抑和苦闷远多于欢畅快乐。
待好不容易分到工作后才半年多，劳累而咯血，才知道毕业体检时尚好的身体，在待分配的几年间过于清苦且压抑，已然染上了“肺结核”……这些，自然不是这篇文字所要记述的事情。
外祖父虽然不同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月月还是给母亲一些补助。自我参加工作学徒，继而发现结核病之后全休养病，及至病愈，出徒，转正自立，直到能完全负担起母亲的生活，才婉拒了外祖父持续多年的资助。
不过外祖父的养老金，始终是我去月月代领，送到他老人家的手里。不仅如此，老人家在小姨家的生活，依然是我和母亲帮他打理，诸如定期理发，洗衣裤，洗床单、被里、枕套，冬季去安装取暖煤炉、烟囱，做棉衣、棉裤、棉鞋，织毛衣、毛裤，等等。
母亲瘫痪卧病在床之后，有些事情就是妻子取代了母亲在打理，直到老人家辞世往生。
由于早年留学法国，外祖父的法语水平远胜过母语，在我看来，老人家汉字的书写也远不及法文流利。外祖父曾经应朋友的推荐，去给支援非洲的外派员工教授法语口语课。他的口语课很受欢迎，但是去过几次之后，外祖父辞去了这份教课的事情，原因是那个年代，大楼少有电梯，老人家觉得授课不难，而扶着拐杖爬四五层楼的楼梯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说来至今令自己汗颜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远见，面对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政治取代一切的喧嚣，使得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沦为“臭老九”，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兼自己身为一个所谓的“可以教育好子女”，实在看不到能有什么光明的前途，没能在等待毕业分配的几年间塌下心来，向外祖父学习法语，取得一技之长，而是沉湎于阅览文学作品，排遣内心的郁闷。
外祖父离开我家之后，记得一度曾经受裕容龄之邀请，搬到她在东皇城根附近的小院里居住过一个时期。
裕容龄，也就是侍奉过慈禧太后的宫中女官，俗称“容龄公主”，其大名我有所耳闻，原本不知道的是外祖父和“容龄公主”的丈夫唐宝潮相熟识，大约都是早年留法军事学院学生，又在民国初年供职陆军部的缘故吧。
此时的“容龄公主”已经是风烛残年，卧床不起的老人了，外祖父一次去探视她，她极力邀请外祖父去她的小院子里的厢房居住，为的是有个故人能说话忆旧，毕竟青年时期他们都有着在法国生活的往昔，而且小姨又是喜好戏剧的人，也和这位擅长歌舞艺术的前辈有得可聊。
外祖父和小姨搬过去之后，我去过“容龄公主”的那个院落，看到正房有擦的干干净净的玻璃窗，外祖父说老太太卧床不起，出不了门，要在室内的窗下晒太阳。只是我没有见到过她。倒是看见在外祖父下榻的房间过道沿墙的地上，堆积了许许多多线装书，应该是房子主人的藏书存放在那儿。
听闻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老太太也受了不少苦，还是得周恩来总理关照，生活上才有了一些改善，传说老太太尝言“如今我住在自己的马厩里”，话里话外自然是颇有怨言。
时隔不久，“容龄公主”辞世，其家族后人讨要房子，寄居在厢房的外祖父不得已再次迁出。之后，外祖父和小姨辗转搬迁到钟楼后的一处院落的两间东厢房内安居。
记得外祖父还发生过一次“流血”事件。那是居住到钟楼后小姨家里的时候。小姨的女儿还小，家中无人时，房间里的电灯泡灯丝断了。老人家居然把拐杖放在一旁，蹬着方凳上了八仙桌去换灯泡。灯泡倒是换好了，人从桌子上下来的时候却仰面摔了下来，头碰在什么地方，刮了一个三角口子，血流不止。
表妹年纪小，吓坏了，小姨又不在家，打公用电话找我，问怎么办？
我连忙赶过去，只见表妹用毛巾按在外祖父头上的伤口上，血止不住，颈部衣领都被血水浸湿了，老人家自己倒不以为意。我们连忙叫急救车，送去东华门的铁路职工医院挂急诊。
大夫一边了解伤情冲洗消毒，一边询问老人家病史，血压高不高？外祖父很清醒，回答很干脆：“血压不高，没有得过什么病，除了看过牙科，被医生错拔了一颗牙，从不上医院。”
急诊科大夫听了笑道：“老爷子，可不敢再爬高啦！”缝合了十来针后，大夫告诉我说，人的头皮毛细血管丰富，不缝合伤口，血是止不住的，边说边指给我看，外祖父的头皮被刮出一个寸多长的L形口子。老人家体质好，摔了一次也未见其它不适，天天依然擦澡更衣，直到拆线，没有任何发烧感染。
外祖父的外甥孙女承继家族行医的传统，被选派到协和医院进修实习，便在外祖父和小姨家里落脚，偶或也会在我家支起行军床下榻。亲戚们相处融洽。
家兄夫妇在成都工作，他们的女儿出生以后留在北京，是母亲和我帮助带大的，老人家看到第四代人很高兴。孩子会走路以后，母亲也时常会带了她去探望太爷爷。小侄女五岁那年，母亲脑出血瘫痪卧床不起。外祖父闻听之后摇摇头，眼角湿润润的，连声叹气。这以后小姨和表妹对老人家照顾也就更多些。
外祖父自己也曾有过出游的计划，记得老人家早年说过：“我大半生服务于铁路建设，退休了，还有资格使用两次铁路免票，我要等修了新路，按最长的线路计划出行，享受这个福利。”为此，他多次从北京回江苏原籍，到无锡、上海看望亲戚，都是先掏钱买火车票，没有舍得使用免票。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福利一股脑地废除了，他再也没有能实现自己看看新修铁路沿线的愿望。
不过，外祖父有幸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华夏大地回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小姨早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经过申诉，终于落实政策，月月可以领取一笔退休金养老了。父亲的问题也得到解决，经中央纪委批转，父亲所在单位确认其“起义将领”、“革命军人”的政治身份。母亲也得到父亲辞世后的一笔抚恤，生活上也有了“遗属补助”。
外祖父的晚年得以无忧。
远在四川阆中退休了的外甥和媳妇要来北京看舅舅，也逛逛首都，外祖父腾出自己在小女儿家的一间住房款待他们，暂时再次来到我家里小住了数日。
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因中风瘫痪卧床多年了，为了离工作单位近些便于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我的家从建国门一带换房搬迁到北京师范大学东面隔街的二轻宿舍，有两间居室。我们腾出一间房安置外祖父下榻。妻子除却要照管卧病在床的母亲，为全家准备一日三餐，还要兼带服侍年近九旬的外祖父，帮他擦澡，洗衣。那是老人家最后和长女，和我们一家短期共同生活的一些时日，直到远方来客离京，才又回到小姨家里。
之后没过一两年，老人家吞咽食物时常呛着，虽然意识清楚，身体器官机能显然是日趋退化了，九十三岁那年（1983年）住进北蜂窝铁路总医院。接到小姨的电话我去探视他的时候，人还是清醒的，但是没有三两天，溘然长逝。守在外祖父身边为老人家送终的是小姨的女儿，他的小外孙女。老人家临终穿走的棉衣、棉裤、铺盖，是我和妻子缝制的。
外祖父在京的后人们都来为他老人家送别。
外祖父和小姨的女儿年幼时 |  |
外祖父辞世之后，小姨做主，将其墓地安置在京郊八达岭外的墓园。
外祖父生前总以为小外孙女得到的父母疼爱少些，老人家对她多有顾惜。
说起来，兄长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铁道学院，这个专业虽然是家兄自己对未来人生的选择，却不能说和外祖父毫无关系吧，一时难以说得清。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恰恰是兄长大学毕业之时，1968年分配到四川成都铁路系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从调车组最基层工作干起，经过努力走上领导岗位，当过技术员、车务段长、铁路分局长、铁路局副局职总工程师兼合资铁路董事长等职务，其本人曾获评为四川省优秀企业家，获得铁道部五一劳动奖章，所领导的单位获得省级劳模集体。
在外祖父的后人之中，兄长要算是唯一的承继了他老人家职业生涯的人吧。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我的两位姨和母亲，也就是外祖父的三个女儿先后辞世。
外祖父安葬一晃过去近20年。按规定，外祖父的墓地到了续交费用之时，适逢我把家中二老的遗骨顶上了五台山，想着外祖父的墓孤零零的，有心将其迁出，或是和父母的墓地在一处，或是和菱姨家人的墓地在一处……
此议初时未能获得表姐妹们认可被搁置，不久之后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同，在京的表姐弟妹们一道为老人家举行迁葬，外祖父和菱姨家人墓葬合并一处，日后也便于祭扫呵护，也算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
那以后，我自己的家，经过了数次搬迁，一直到我也退休在家的时候，却意外地在自己家里发现了外祖父的“百宝囊”，那个老人家总是随身携带的蓝布袋子，里边装着两个牛皮纸档案袋。
这是不是外祖父最后一次来我家暂住时遗留下来的？我说不清了，反正是外祖父的这些“宝贝”家当，数十年后发现留在了我这里，冥冥中或许注定是要我来整理老人家遗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吧。
记得还是在我学徒期间，一次去看望外祖父，老人家谈起他的童年、求学等等的往事，我随手摸出衣袋里在照相室用过的一些废弃的版图纸片，用背面把外祖父的讲话记录下来，积了有四五十张纸片。这些夹在书页里的纸片，转眼过去了四五十年。
于今，对照着外祖父自己的资料，看着我的笔记，仿佛又看到了老人家一幕幕的往昔生活。凭着手头的这些资料，使得我能够梳理老人家往昔的岁月，还原出他一生的流年碎影。
此篇文字，记述的只是外祖父晚年的日子。而对于老人家留学归来以后，直到共和国建立之前的那一个时期的情况，还会根据外祖父的口述以及其他资料来记述。不过那些素材比较庞杂，还需时日加以整理。
此外，外祖父还有一些留下来的手稿资料，那是一份写有几十页的家族支系的族谱。如今，除却外祖父的直系后人，江苏江阴北漍的乡亲，大多没有保持联系，我无法去核实那些陌生的名字和身世繁衍。原籍的祖居房舍早已荡然无存，吴姓的后人恐怕也是四海为家了。
看着外祖父的遗墨，我不知道能不能去整理完成老人家这个未了的遗愿。
谨以此文，作为《留学法兰西——记我的外祖父》的续篇之一，纪念外祖父吴承禧。 2014年初稿
2021年修订 本文由行走的允安先生赐稿并提供照片。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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