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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玄辨理，对应于谈论国是民生等俗事） 士厌经学渐开游谈之风，及魏时始有“清谈”并愈来愈流行，最著名的如“竹林七贤”，此风到隋代统一才革除。孔子至李斯300年学术思想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此300年乃“个人自我之觉醒”，其发端于王充内心批评之说，加上逢乱世、失道义、时事不可为，故而惟求自我。 “清谈”以“无”为本，外求“无名”、内求“无累”，以明真我。如，祖约喜好钱财、阮孚喜好木屐，虽然都是为物所累，但世俗多以好财为俗、好屐为雅，而晋人则以内心为评判标准。《世说新语》中，祖约理财时见客人至，乃藏钱于屏后，屏之不足倾身障之，意未能平（神情不自然）。阮孚蜡屐时（融蜡涂抹木屐，大概防水的吧）来了客人，神态闲畅自若，自叹曰：不知此生能穿几双木屐。二人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立判高下。王子猷雪夜访戴逵，至门前不入而返，是服从内心，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因一夜劳顿为累（见与不见不是因为内心“我”的需求，而是因为已经为此跑了一夜的船，这就是为其所累也）。 “我”或累于外物或困于宿习，阮孚蜡屐忘人、子猷往返忘我，晋人之意皆为“无累”方见真自我。但是，以“无”为本则人生空虚；漂泊乘化则归宿无所，摆脱缠缚却不能建树理想；鄙薄营生而不免自陷苟生，所以晋人的“清谈”如湖光池影，清而不深，其内心生活浅弱微露，无博大精深。随着真正意义上的“内心评判”、“自我觉醒”渐远渐失，兼之佛学东来、儒术复盛，学者精神，渐转向外。 析 魏晋清谈 东汉时，经生们主要治章句之学，聚集到京师，慢慢便有了清谈之风。魏时，便有了清谈的名目。到正始年间，便成风气。何晏、王弼为当时宗师，述老庄，倡无为，以无为用，以无爵为贵。竹林七贤，随之而起，作竹林之游。到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司马）之后，清谈之风在江左盛行，直到隋朝统一，流弊才渐被革除。 钱穆以为，其间三百年间的清谈风气，自古学者对此一时风，痛加非难，甚至认为后来五胡乱华便因清谈之风而起。如顾炎武便有“演说老庄，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于国亡以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见《日知录》）钱穆也认为有持平之论：譬如王通认为诗书盛时，周朝灭亡，不是孔子的罪过，玄学盛而晋室乱，也不是老庄的过错，斋戒修而梁国亡，也不是释迦的罪过。意在言明，典午之乱，实不怪老庄。 但在钱穆看来，对清谈无论是褒贬，都未得此三百年学术真精神。他认为每个时代学术都有其特殊有别于他时代的真精神，在钱穆看来，先秦诸子，由孔子到李斯，三百年之学术，可用“平民阶级之觉醒”来概括；而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应该用“个人自我之觉醒”来概括。并以为，此精神由王充开始，提倡内心批评，传统的尊严松弛后，个人地位慢慢上升。时值乱世，生灵涂炭，人心无着，志士灰心，于是只能搜寻自我。以“自我觉醒”来看待这三百年的言行和学术，便觉得十分确当。 正因为这样，王衍，何晏贵“体无”，平叔（何晏）有“无名”之论，认为：“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辅嗣（王弼）有“无累”之辩，认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 无名无累，而后可无物，无名无累，而后能明我。最早申明此意的人，当是嵇康、阮籍。所以，嵇康讥讽“以多自证，以同自慰”、“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多恃前言以为谈证”、“溺于常名，莫能自返”，认为以上这些皆是不知道“无名”的要旨，因而被外物所限制；阮籍则讥讽“各求所好，恣意所存”、“心奔于欲，不适所安”、“劳躬役物、自毕臊秽”、“怀欲求多，诈伪要名”，以为这些皆不知“无累”之要旨，故而受制于内心。就是说，人们外不能知无名，内不能知无累，自然不能认识我之为我。所以他们以为只有冲破藩篱，挣脱牵制，认识“无”的重要性，才能发现自我。 于是他们立为学之目标为：“舒网笼世，开模范俗”（阮籍），“物情顺通，越名任心”（嵇康）。不过他们当时并不鄙薄实事，也未轻视礼乐，也未曾泯贤愚、忘善恶、谴是非。所以，钱穆认为，归结起来，嵇、阮的真正要义在于“笃伪薄而守志”，即指出当时病在伪薄而不能守志，认为只有知“无为”之趣，方能葆自我之真。 但是看他们两个的行迹，由于身处世变之时，只能谨慎言行，进，不敢像何晏、邓飏那样放言，退，又不愿意与媚权附世之为伍，于是便只能像箕子那样装狂，像夷齐那样避世。所以，嵇康佯狂，多为出格之事，阮籍避世，文帝欲联姻，其醉六十日，不得言而罢。 世人以他们菲薄周孔、指斥经典，便非难他们，但钱穆以为，孔子实则思狂狷，孟子曾讲洁身，他认为这和嵇、阮的行为无异。 不过，从嵇、阮开始，既然已经成了风尚，流弊便随之而生。即便是阮籍，看到儿子不拘小节，也告诫儿子“不得复耳”；乐广看到朋友放任至于裸体，也曾劝说“何必乃耳”；弘农王“图庄周像于室”，让嵇含为赞，嵇含曾感叹此为“借玄虚以助溺”；面对亲亡而不反、君危而屡出者，戴陆也曾有过“无可奈何”之叹。 尽管如此，下到东晋诸士，为了摆脱羁绊，以我行我素的态度，以葆自我之真的传统始终没有改变。在这里，钱穆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 其一，阮遥集之蜡屐。祖约和阮孚，一好财，一好屐，人未知其得失。有人拜访祖约，祖约正在整理财物，客人到后，有两个竹箱没有挡住，祖约便表现得意有所不平；而有人拜访阮孚时，他正在以蜡涂屐，见客人来，便感叹说：“人一生不知能穿几又鞋”。于是，时人以为阮孚高于祖约。 其二，王子猷访戴。说王徽之居住在山阴，夜雪初霁时，突然想到要想拜访居住在剡的戴陆，便夜乘小船，整夜行船至门前，但不见戴而又返回。有人问他，他说：“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也？” 这两个故事，便说明了晋人的风格，人常为外物所拘，或为积习所拘，但阮孚蜡屐自若，可以达到忘人的境界，王徽子夜访到门前而返，达到了忘人而没有趋向的境界，晋人认为这是达到了完全自我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他们便不顾及礼法，不考虑世务，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以自我无累为贵。正因为如此，钱穆认为，如果以不顾礼法，不问世务来看晋人，并不能得其真精神。 但是，钱穆仍认为，晋人所谓的“自我”并未真的得到了自我。因为晋人以“无”为本，自然会陷入虚无，找不到归宿；虽然知道要脱离束缚，但不能建树理想，最终只能苟且偷生。所以说，晋人清谈，终看不到生活的真实，内心生活，实则非常浅弱。 所以，当时的裴頠便写了《崇有论》，说：“虚无奚益于已有之众生哉。” 宋、齐时玄风，王僧虔的《戒子书》中有全面的描绘： 以前人认真向学，专一书，穷数年，也不敢轻意言谈，而现在连经典的名字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治经的人都有哪些，却手持麈尾，自称为谈士，这便是当时玄风盛行时的情景。当时有袁粲治《易》、谢胐治《庄》、张绪治《老》，皆是当时的宗师，但他们的作法是，谈故如射（一种游戏），前人破解的东西，后来者必须应其解，以能否应而定输赢，其实已经形同儿戏，这便是当时的谈辩的情景。 当时的论说，有所谓的“才性四本”，所谓四本，指胡嘏论才性同，李丰论才性异，锺会论才性合，王广论才性离，合之谓“四本论”；再嵇康有《声无哀乐论》。当时的所谓谈家，大多以此为本，互相破解。 钱穆以为，这些都从王弼、何晏、郭象而来，相传二百年，其间名士胜人辈出。不过，宋、齐以下，慢慢有崇尚博涉，对《老子》、《庄子》、《易经》的研究，逐渐探究前人陈说，便却又不取虚说。此时加上佛学东来，儒学又兴起。学者的精神，又由内而趋向于外。但此时，离从东汉以来，魏晋相承的“内心批评”，“自我觉醒”的精神，又越来越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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