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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长约 50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6 分钟 父亲的手稿
——我在红军电台的时候 父亲没有像其他前辈一样，给我们留下什么回忆录。或许因为他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不写回忆录。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低调内敛，对于自己曾经历过的、做过的事情很少提及。我们也只有从他茶余饭后，偶尔兴致高涨时所讲述的零星片段中，去体会和感受他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艰难和惊险。 长征，这个我党历史上的宏伟壮举，具体到我父亲个人身上，就是那一桩桩、一件件难而又难、险而又险的经历；就是那一座座雪山、一片片草地的艰难跋涉。但是，从父亲的这份回忆《我在红军电台的时候》的手稿中，我们看不出一丝丝一毫毫的颓丧和意志消沉。在那项超越人类极限的壮举中，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父亲这样意志坚定的人，才能赢得胜利，才能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父亲说过这样两件事。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高寒缺氧，气压低，使得人呼吸极为困难。他们的一位战友，在坐下休息之后，就怎么也喊不醒了。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非常难过。雪山上的高寒冻土，根本无法挖出一个可以掩埋他的坑，于是大家用枪托勉强凿出一个很浅的土坑，将他放进去，在他的身上覆盖了红旗，撒上一层薄薄的土，部队就继续前行了。两天后，在宿营地，这位战友竟然赶过来了。父亲说：“当他一撩帘子进到我的帐篷里时，我都无法表达我的惊喜。我只问了一句'你不是死了吗？’那位战友说'我没有死啊，我醒来的时候，看到身上盖着一面旗子，还有一些土。我起来把身上的土掸掉，我就赶紧追你们来了。’”父亲在说这件事的时候，仍然难掩他的喜悦。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生命奇迹啊！ 在艰难地翻越了这座雪山之后，迎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樊功会师。父亲是幸运的，那位战友是幸运的。可在这胜利会师前夕，又有多少人长眠在了雪山上。 父亲说的另一件事发生在过草地的途中。草地一望无边，它带给人的绝望感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越往草地深处越见不到泥土，水草茂盛，掩盖着一个一个的沼泽和陷坑。高低深浅，每一步下去，都可能夺你性命。而更要命的是，断粮了。父亲说，饥饿和寒冷，使很多战士坐下去就没再站起来。有些战士发现了青稞粒子，有那么几小堆，以为是前头部队给他们留下的粮食，其实那是青稞粒子吃进去不消化后拉出来的粪便，天色昏暗也看不清楚，后面的人抓起来在水里涮涮就又吃了。父亲，这个过来之人，在说这些的时候，口吻里波澜不惊。我们听的时候尚小，也没觉得怎么。现在想想，那是怎样的一支部队啊！！ 回头再看父亲的手稿，文笔中满是积极和乐观。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吧？唯其这样，才能在那艰难险阻的漫长岁月中，精神支柱永不倒。  作者：张天华（李一） 一九三三年，我从连队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由指导员改行搞电台工作。不知是叫起来顺口，还是听起来风趣，那时候，我们都把报务员叫“榔头兵”。虽然名字不太确切，但是这个称呼使人感到亲切。报务员离不开木榔头（手键），就连机务员也得成天和木榔头打交道。因为那时候人手少，一个电台，多则两人，少则一人，发报、收报、译电、机务都得由一、两个人全部包干。所以，木榔头就和我们每个电台工作人员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刚到总部，先是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教学设备和现在简直不能相比。器材屈指可数，只有三件一盆，那就是：木榔头、干电池、风声机（练习收、发报用的），外加一个破瓷盆。风声机，说是机器也算是机器吧，其实是拼拼凑凑做成的。一用起来，下面还得垫个破洋瓷盆，要不声音像蚊子叫，一点也听不清楚。洋机器离不了土办法，土洋结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创造。我们训练班的学员，就是靠着木榔头，练出了真才实学。在转战万里的过程中，发出了不可计数的向胜利进军的红色讯号。我们无线电训练班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在四川通江县成立的。那时候，整个革命事业正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天天跟着部队行军作战，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校、课堂。到哪里宿营，哪里就是学校。露天地、高山上，密林里、道路旁，都是我们的课堂。行军休息的时候，是我们学习的良机，一分一秒都十分宝贵而不能轻易放过的。我们训练班的学员，最大的只有十八、九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在行军时，总有几个掉队的，可是一到休息学习时，腿也不疼了，疲劳也没有了。掉队的赶来了，叫休息也是不愿休息的。他们说：“行军已经掉队了，学习可不能再掉队。”敌人围攻我们、封锁我们，有时连块盐巴也吃不上，哪里去搞到干电池、汽油呢？可是没有干电、汽油，电台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船一样，一动也动不了。怎么办呢？路是人走出来的，留下葫芦籽，还怕没水瓢？只要心中有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天大的困难也难不住我们。我们克服困难有三件法宝。第一件法宝是“干”，缺什么自己动手做什么，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自力更生。没有汽油发电，我们就利用老乡的水磨子，用水电充电。干电用完了，找个土罐子装些盐水，把电池浸在里面，照样可以用。在陕西打了林祥州回来，缴获了一些电讯器材零件，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想装个收音机。可是，缺的东西很多，我们就找代用品。没有小铜丝，就用小铁丝；没有胶木筒，就用竹管子。土罐子用了，竹管子多下来的还不敢扔，怕以后找不着。所以行军时，连背带挂，满身都是瓶瓶罐罐，像个土百货商店。第二件法宝是“打”。靠打仗，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装备自己。那时领导很关心我们，不论哪个部队打完仗，首先把电讯器材送给我们。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架敌机，可把我们乐坏了。跑了几十里路，从飞机上搞来一个十二伏特的电瓶。说来也怪，缴获来的机器配上缴获来的电瓶，特别好使。一个同志开玩笑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干得不坏啊！”另一个同志跟着加上一句：“我的意见，可以提拔他一级。”第三件法宝是“省”。靠节约，一张纸正面用了，翻过来再用，用了一遍再用第二遍。要是弄到几张好纸，轻易不拿出来用，把它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就像是份重要文件。一支铅笔用得只剩下寸把长了还舍不得扔，找个铁皮做个套，套上还要用。削铅笔非常小心，真像大姑娘绣花，削粗了怕写起来浪费，削细了又耽心断。关于节约，我还闹了一次笑话。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首长叫我发一封很长的贺电，足有一千五百来字。眼看干电快用完了，耽心发了这份贺电，我们的工作就得停顿，犹豫好久也没有动。后来首长给我打通思想，说这个不用操心，尽管发。事后我自己也感到好笑，那算什么节约？当我把这份长长的、象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战斗史上重要一页的“懋功会师”的贺电发出去之后，我的干电也刚好用完。名义上我们是个训练班，其实锣齐鼓不齐，有看戏的，没有唱戏的，训练班连个教员也没有。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担子又加在首长身上。王子纲秘书长给我们讲收、发报，宋侃夫参谋长给我们讲英文和电学。两位首长白天给我们上课，把工作放到晚上干，日子一久，他们的身体都消瘦了。当我见到他们时，心里常存感激，并以他们为榜样，给自己定了一条纪律：问题不弄通，就不休息。器材坏了，我们修理没有门，还得首长亲自动手。我们常常打不开充电机，急得围着机器转。王秘书长看到了，就把衣服一脱说：“你们够累的了，休息去，让我来。”其实他也很累，更需要休息。我们训练班十多个人，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还有四、五个读过几年私塾的同志，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可是还得学英文，困难确实不少。有一次，我问宋参谋长：“我们这些大老粗学洋文能行吗？”他风趣地说：“洋文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自己创造的自己还怕，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他的话把我们逗乐了，也给了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困难虽然很多，但我们的学习情绪自始至终都很高涨。大部分学员在入学之前都是首长的勤务员，思想很单纯，对党忠心耿耿。“一定要学习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就是大家共同的信念。部队要是住下来不走，同志们比过年还高兴，一天可以学上十二、三个钟头。学习时间再长，也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晚上睡三、四个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照样能干。有时在行军途中休息，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趴在地上，你发我抄、你念我写地就学开了。有的同志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可嘴唇还在微微嗡动。有的同志写着写着铅笔掉地上了，可手指还在地上轻轻画着。为了练习抄报的速度，没有什么书，就拿“红军战士报”来练。先把汉字翻译成码子，再由码子翻成汉字，这样翻来覆去不知要练多少遍。没有纸的时候就在地上画，手指写得僵硬了都不舍得停手。经过这样艰苦的练习，从一分钟抄几十个字提高到一分钟能抄一百三、四十个字。这个纪录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党和首长，直到我们的领袖，把我们这些电台工作的同志，都看成是宝贝一样，非常地关心和爱护。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住在懋功。有一天，军委的机要科长请我去作客，还专门炒了牛肉招待我。我们刚要吃饭时，毛主席来了（听机要科长说，主席常来看他们），我们立刻站起来迎上去。这意外的会见，让我又激动又紧张，向主席问好的话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机要科长指着我向主席介绍说：“他是四方面军电台的张天华同志。”主席就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主席的手很温暖，这股暖流融遍我的全身。当时川西的天气，凉风吹来还有几分寒意，可是我只觉得浑身直冒热气。和主席握过手之后，汗水都湿润了我的掌心。主席叫我坐下，关切地询问我们电台的工作情况，并着重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一一都作了回答。临走时，主席说：“电台工作，打仗指挥少它不行。你们这个工作很重要啊！”我看着主席，把他的教导牢记在了心里。我们送主席走出门外，太阳高照，天空很蓝。我的心情也像这万里晴空一样，格外地敞亮，格外地灿烂。和主席的相见，亲身领受他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这样的感受，令我终身难忘。我从训练班出来后，先是跟着徐向前总指挥工作。有一次从北川出发到茂川，在途中，电台失去了联系，整整两天两夜，我守着机子没有睡觉。徐总指挥派副官送来几筒奶粉，我知道，这奶粉是部队缴获后送来总部专为照顾首长的，我吃了，首长吃什么呢？我坚决不要。副官说：“这是总指挥叫我送来的，他知道你们工作没个白天黑夜的，需要营养。并再三嘱咐，要你们注意身体。”吃奶粉，我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不知道要先用凉水把奶粉调匀了再用开水冲。第一次吃，还是生的，以后就没有再吃。过了几天，徐总指挥见了我，问道：“奶粉吃完了没有？吃完了再到我这里来拿。”我不知怎么样回答，只好说：“首长，不用了，我那里还多着哩。”后来这个事情让徐总指挥发现了，他笑了，不仅教会我们吃法，还亲自冲了一杯给我喝。有个时期，我离开徐总指挥，跟着先头师韩东山师长。部队从理番县出发，翻过洪桥山，到了两河口。韩师长要我把部队情况汇报给徐总指挥，黄昏时候发的报，天黑的时候，徐总指挥的回电就来了。这是韩师长第一次用无线电联络，他很兴奋，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虽然部队在翻洪桥山时，因为山高坡陡，大部分牲口都丢了。可是韩师长却从司令部仅有的几头牲口中，挑了一头好的送给我们。在过草地时，生活是那样地艰苦，有时连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穿衣了。可是首长看到我们衣服烂了，派被服厂的同志专门来给我们做衣服。为了衣服穿得合身，还要给我们量尺寸。这是我从1929年参加红军以来，第一次穿上这样的衣服。新衣服做好后，开始好多同志都舍不得穿，背着它过草地。有的同志一直背着，走完漫长的征途到了陕北。因为这不是一套普通的衣服，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它代表着党对我们的关怀，代表着革命队伍中，团结互爱的深厚情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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