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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时，父母因工作调动进了县城，而我留在了外公身边，一托付就是四年。 外公家在中云镇的大马路边上，一栋两层楼的鹅黄宅子，一楼家人住着，二楼留给来来往往的外地商旅行人落脚，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外公家是90年代初正儿八经的民宿。外公膝下有两儿两女，孙辈儿连我五个，年龄相仿，我们五个最调皮难带的时候几乎都由外公外婆养大。外婆是太外婆的长女，太外婆也和我们住一块，儿时印象里的外婆长得很漂亮，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个很皎洁的老太太，很像《橘子红了》里的归亚蕾。 
外公的老照片 外公非常爱干净，屋里一直拾掇得整洁，家里的物件再陈旧，也总是擦得明亮。婺源的宅子大都带着小院，后院里除了几块整齐的菜地，还有些花花草草，都是外公亲手种的。平日除了打理菜园子，每年还要种上几株茉莉，天晴时把花摘了洗晒干净，混在茶叶罐里，茉莉花茶是他的心头好。每天早上外公都要给太外婆端上一盆洗脸水，帮太外婆洗漱完穿上青衫靛袄，小心翼翼扶着坐在堂前的摇椅上，再泡上一杯热水放在旁边的板凳上，数年如一日。 
儒雅的外婆 外公一定是家里每天起得最早的，早上天刚露微白，在院子的井里打上一桶水，烧开后装进几个画着牡丹花的热水瓶，热水瓶上写着一行小楷——“施五成同志，退休于许村镇政府一九九三年九月”，那是外公退休时镇政府所赠之物。外公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硬朗不少，这也许和他多年来规律的作息有关，每天早晨用肥皂打湿毛巾洗脸，用青花大瓷杯泡上茉莉花茶，坐在厨房的灶前生火，等火起了，外婆便挽起袖子给大家做早饭。西南乡人喜欢喝粥，外婆炒上一盘萝卜丁虾米下稀饭，再蒸上一碟子糕，给我们几个孙儿一人一个土鸡蛋。寻常烟火，三尺灶台，有人说，生活其实不过是一日三餐四季，而厨房的温度，就是这个家庭的温度。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第一幕必定是那个雾气腾腾、充满着烟火味儿而又温暖的厨房。 从小到大，我从未看见或听说外公和谁红过脸，永远是“你好！谢谢！没关系！”的佛系三连，对人热情热心，人缘极好。我从小就是个倔脾气，六岁那年，有一次晚饭后突然想念县城的父母，不吭不响一个人朝着县城方向走了很远，外公急坏了骑着自行车找到了我，回家后我赌气拿小刀刮着八仙桌的边角，外公抽出扫把的竹枝举起，装作要抽我手的样子，我见状也装作哭腔：“你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打我一个六岁的小孩子，不脸红吗？”外公笑着抱起我，“真是个鬼机灵，一点都不像我们施家的。” 
儿时的我和妈妈 夏天，外公总爱穿白色的旧棉背心，随手拿着一把蒲扇。一到晚上，二老抬着竹床放在大门口的空地上，打上一桶井水擦上一遍，哥哥弟弟们和我并排躺着数星星，外公坐在一旁拿着蒲扇赶蚊虫。从小我并不是个嘴甜的小姑娘，话不多，总是偷偷地问外公：“你喜欢谁多一些？”外公就会说，“你自己琢磨琢磨。”我说，“你肯定最喜欢弟弟！”外公笑了，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都喜欢。但我悄悄喜欢你多一些！”听完我就乐了，背过身子偷偷抹去眼眶里打转的眼泪。 九岁那年，父母接我回了县城，他们的工作更忙了。在隔代长辈身边长大的孩子似乎更加独立，外公让我养成的好习惯，给父母省了不少心。以前，每天晚饭后外公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我就在八仙桌上做作业，洗漱后坐在床上看书看到睡着，外公收起我的书，帮我盖好被子。十三年前，我拿到了大学第一笔奖学金，在南京德基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人买了一顶绒帽，上个月某天中午，在饭店里碰到外公和老友聚餐，他依然戴着那顶深棕色绒帽，笑眯眯地拍了拍我肩膀，喊了句，“舒儿啊！”外公的听力已大不如从前。我告诉外公等会送他回中云，等我结束再出来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和老友回去了。 外公一生善良豁达，宽和无争，子女们性情都像他，身上有一股平静温和的力量。年轻时，父亲总批评母亲的平淡无争，认为这是一种消极懦弱，总教育我要迎难而上，努力奋斗，切不可随波逐流。随着年龄渐长，富有激情的父亲，却越来越像母亲，开始认同徽州人的那四个字——“终归平静”，把错过我的童年陪伴，弥补在他自己的外孙女身上，我那个暴躁严厉的父亲，开始成为另一个6岁小女孩眼里温和可爱而又逗趣的外公。 
现在的我 时间太瘦，指缝太宽，光阴稍纵即逝。亲情与世间其他情愫相比，最特别之处就是它是唯一能与时间对抗的。它是我们穿着盔甲一路披荆斩棘藏在心窝前的红色绢帕，是我们穿过沙漠精疲力尽时的一处绿洲清泽。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若能安然地面对人生中的烦琐之事，最该感谢的人就是外公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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