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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改用民国纪年，民国成立这年称为民国元年。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革命军与北方的袁世凯曾密切接触过，待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后，袁世凯正式宣布赞同共和制时，革命军就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因此，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那一天，就通电向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以待贤者”。就职后，又补发了一个准备“推贤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职随时可以让给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以清帝宣统溥仪的名义发表退位诏书，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也结束了，象征民主共和的革命终于成功了。 此时，孙中山为实现他对袁世凯的诺言，于次日，即2月13日，他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但是，鉴于袁世凯是一个推行武力统治而不肯尊重法治的军事强人，所以，他在辞职报告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日，本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 如果袁世凯能接受这三个附带条件，就可以把袁世凯调离封建势力依然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军控制下的南京，使他不能再玩弄实力政治与政治阴谋；同时，把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世凯的头上，依靠约法的约束力，使其独裁的统治走上法治的轨道。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场一致的17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在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歌颂其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孙中山在选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17省代表只有16票选孙中山，另一票投给了黄兴）。
临时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于是，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了孙中山与袁世凯争执的主要焦点。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如不肯南下就职，就是缺少拥护共和、尊重法治的诚意，而袁世凯一天不南下，他就一天不解职。为了促使袁世凯能南下就任总统，孙中山派蔡元培、汪精卫等人为北上特使，专为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可是袁世凯却认为孙中山让他南下是南方革命党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他如果到南京将成为一个无权无兵的空头总统，因此，他坚决不肯南下。 然而，南京的民国政府迎接他的专使马上就要到北京了，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不肯南下，将有“失礼”。他身边的谋士也认为如果坚持不肯南下就职，对他是极其不利的。
因此，袁世凯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与南京民国政府进行交涉讨论，而是让他的部下对他实行“兵谏”。 2月25日，袁世凯用隆重的礼节，欢迎南方派来的几位专使，他不再提自己不肯南下的话，而是很诚恳地说：“现在北方局势不稳，内讧外患互牵，让我南下，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容我略做准备后，我们共同由京汉路南下，先到武昌与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几位迎袁专使也为袁世凯表现出来的诚意所感动。 然而，29日夜，几位专使在迎宾馆准备休息的时候，外面枪声大作，不久就得知是北京的驻军因为反对他们的“袁宫保”离开北京而哗变了，枪声还越来越近。随后，袁世凯的手下来告知，说变乱的士兵把袁世凯南下的“罪名”归咎于几位专使，因为怀恨专使们要抢走他的“衣食父母”，准备杀进迎宾馆找他们算账。
通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好像完全证实了袁世凯所讲的“北方局势不易维持”、“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的话不是骗人的。在以后的几天内，兵变在北方竟成为一种急性流行病，靠近北京的天津、保定、通州等地都发生过。北方各地当局也都纷纷电阻“袁宫保”离京南下。 3月2日，面对北方之乱情，几位迎袁专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当初孙中山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不会坚持下去了。因此，在3月6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南方革命党人设计的“调虎离山”计划完全破产。对此，袁世凯事后也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猫玩老鼠的小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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