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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7 21:04夏金兰
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都会被一条线索贯穿着，那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思想和行为、结果之间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使人物的走向，看似受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这种无形的力量就是命运。因此，命运也就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隐形主角。命运使每个角色的行为愿望与行为结果发生了逆向冲突，这些角色越是努力想摆脱命运的摆布，结果越是陷入命运的泥潭。本文以《雷雨》和《倾城之恋》为例，分析这一隐形主角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一、作品与现实命运的交叠 （一）《雷雨》的创作背景 曹禺写《雷雨》的时候还在清华大学上学，正当年轻。当《文学季刊》的主编靳以收到曹禺交给他的《雷雨》手稿后，拿去给另一个资深学者主编郑振铎看。由于《雷雨》中乱伦的主题太具有冲击力，郑振铎担心这个主题一时难以被学者和大众接受，一时未能判断其优劣。于是《雷雨》的发表就暂时搁置了。次年，巴金从上海到北平（今北京市），就住在靳以家里。巴金顺便帮他看稿时，看到了曹禺的《雷雨》。巴金在《怀念曹禺》中记录了他当时看到《雷雨》的心情：“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经过巴金的推荐，《雷雨》于1934年发表在《文学季刊》。 但是，剧本发表后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后来在日本第一次上演《雷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雷雨》确实存在有争议的地方，有前妻之子与后母之间的乱伦，有同母兄妹之间的乱伦，等等。《雷雨》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因素的作品，很多情节与世界文学名著相接近。 《雷雨》这部作品具有相当大的容量，曹禺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处于一种压抑的、朦胧的无意识状态。虽然他认可评论家说这个作品是反封建的，暴露了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实际上他本人对于这个戏剧到底是要讲什么是不清楚的。而正因如此，《雷雨》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二）《倾城之恋》的创作背景 1941年，第二次世界战争爆发，我国香港地区沦陷。《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那样的时代环境下，人们似乎看不到未来，就只能沉浸在对往昔的记忆和沉迷中。正如张爱玲在《流言》中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更要明晰，亲切。” 都市文化里缺少的正是民间记忆，张爱玲试图在作品中去抓住这样的记忆，正好迎合了时代所需。而张爱玲的创作鼎盛时期就集中在1943年至1945年，她把握住了创作与时代契合的优势。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战争成全了张爱玲，也成全了《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也是命运在现实与作品中的交叠。 二、“命运”不用出场，却无处不在 （一）《雷雨》中承担命运的角色 曹雨曾说过，《雷雨》里除了8个人物以外，还有第9个角色，并被曹禺称为“第9条好汉”，这就是命运。命运也是角色，虽然这个角色不用出场，却无处不在。 《雷雨》剧本序幕时间的“今天”大概是1933年除夕，也就是曹禺创作的那一年。剧本叙述的是10年前的事，也就是1923年的故事，但故事里还有一个故事又是30年前发生的，也就是1893年前后。故事前后有40年的跨度，又是集中在一天的时间里表演出来。这从戏剧结构技巧来说，体现了西方传统戏剧的“三一律原则”。 戏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身份和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双重人格，一个是舞台上的身份，另一个是承担着命运，所以每个人物行动不仅从他们的愿望出发，也不仅仅体现着他们个人的意志，还体现了另一个他们所不能左右、不能控制的命运的意志。 “雷雨”是贯穿始终的一个角色，“雷雨”就是他心目当中的命运。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在雷雨的笼罩之下。每个人物，一半是曹禺能掌控的，另一半连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写着写着就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走向一个谁都控制不住的结果，他将这个状况称为“命运”。剧中，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挣扎，但努力的结果都是他意志的背面。 （二）《倾城之恋》中承担命运的角色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设置的无形主角命运的承担者是成见和战争，它们没有正面出场却又贯穿始终，推动情节的发展。读者可以透过叙事的视角获知张爱玲的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关系和情感发展，并不会局限在单个人的思想活动中。这是一种非聚焦型视角。 读者在这种非聚焦型视角下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张爱玲将各个人物都抽丝剥茧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透过这种角度，去俯瞰复杂的群体生活，让各种人物的意识都进行各自活跃的发展。 不难发现，人物在作品中一旦鲜活起来，事态的发展就会跟随人物的命运，渐渐跳离了作者的掌控。例如，张爱玲始终不相信并试图逃避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爱情，但人物却不受控制似的走进爱情。周朴园问鲁侍萍：“谁指使你来的？”侍萍说：“是命！是命指使我来的。”命运像一根线牵动着人物的人生走向。 三、《雷雨》中命运的摆布 《雷雨》中每个人物都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却最终被命运引向灭亡。罪恶都是有根源的。 20多岁的曹禺对世界充满了朦胧的生的欲望，这是一股向上的活力。所以，作品里的每个人都在为生而奋斗、挣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想走向毁灭的。 《雷雨》中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问题。周朴园对周冲说：“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实际上他自己也如此。但是他们都在努力克服这些问题。然而，每个人的挣扎与命运的结果都走向了反面，这就体现了命运这“第9条好汉”的威力所在。 周樸园是一个非常有理性的成功人士，在家里他是绝对的权威，也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而他最后的结局却是十分凄惨，两个儿子死掉了，两个太太都疯掉了。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命运是不按照他的预想来运行的，他希望的事情最终都没有出现，而他不希望的事情最后都出现了。 最后一场戏是戏剧冲突的高潮。所有的人物都集中到周朴园的家里。当时，周朴园心里想的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一样。他以为鲁妈是来跟他算30年前的旧账，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实际状况却是每个人都想从这个家逃走，但蘩漪还在努力阻止周萍与四凤的私奔。周朴园的本意是想采取主动权维系表面稳固的家庭关系，却无意间泄露了秘密，导致了后面急转而下的矛盾冲突，造成毁灭性的悲剧。 蘩漪原本并不知情，鲁妈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更不愿意揭开秘密。但是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四凤作为女孩子跟亲哥哥发生了关系，并且还怀了孕，这样的刺激她如何能承受，于是她的结局只能是死。四凤的死又导致后来周冲、周萍的死等一系列悲剧的产生。事情的前因后果融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不得不走向死亡。这个悲剧是周朴园一手造成的，他是罪恶的源头，但他自己也是受封建制度迫害的受害者。周朴园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重新回到一个原有的安稳秩序中去，结果事与愿违。 周萍与四凤私奔是为了求生，侍萍放周萍与四凤走也是为了他们能活，蘩漪拼命想抓住周萍是为了自己生的希望，周朴园抛却七情六欲想要极力维护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秩序，也是为了生。这样的结局和鲁迅的思考不谋而合。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一文里写到：“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 鲁迅说，中国人不是喜欢回到过去远古，就是要到将来的黄金时代。可是，唯独对于现实却交了白卷。回避现实，用过去、将来这些虚幻的东西，麻醉自己。 《雷雨》中的故事发生在1923年左右，几个年轻人实际上都瞻仰过新文化运动的光芒。这道光芒是一道希望之光，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对当下却无能为力。因此，《雷雨》中的悲剧并不是悲观。作品里每个人物都充满了一种求生的欲望，都想通过直接跨越眼前的阻碍走向新生。只是他们最后都被命运所摆布。命运将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无情地推入加倍的痛苦中，也让读者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实是不能回避的，未来不可能直接从现在跨过去。不在痛苦中重生，就在痛苦中灭亡。同时，几个年轻人的死亡也代表旧制度之下并无出路，呼唤新制度的诞生。 四、《倾城之恋》中命运的牵引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唯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式结局，但作品里依然贯穿着她一贯的风格。白流苏离婚后再嫁不是寻找真爱，只是费尽心思要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范柳原也在欲擒故纵的周旋中衡量对方的“价值”。张爱玲竭力挖掘青年女性面对现代物质文明诱惑的病态心理，也极力回避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战争与沦陷也为她的软弱找到了突破口。张爱玲自己是这样评价《倾城之恋》里的两个主角的：“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张爱玲在作品中对男人是蔑视的，作品中的虚无主义变本加厉。在她的小说中，男性往往懦弱空虛、颓废灰暗，总是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阴暗压抑甚至是绝望。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自私虚伪，他害怕自己选择的情感会毁掉自己的前程，抛弃了甘心为他放弃所有的娇蕊，毅然决然地回归到自身正常的婚姻生活中。然而，他在正常的婚姻生活中感到的只有压抑和空虚。为了排遣，他又整天花天酒地，借助外宿嫖娼等活动宣泄情绪。 白流苏对范柳原的感情，理智上她自己并不相信，或者她的经历使她不能去相信。她相信的是交易，但她的眼睛里闪烁的泪光却出卖了她。那时，白流苏就爱了，只是她极力回避这是爱。白流苏的回避代表的是张爱玲的回避。 范柳原费尽心机将白流苏引到香港来，将她安排得妥妥当当，但是他并没有像白流苏预想的那样马上将她当成情妇，而是耐心地引导她去贴近他的心，企图把她唤醒。他给她讲他的过去，还强调“你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包括后来，范柳原和她谈论《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都是在引导她释放隐藏的爱，企图把她唤醒，目的是让她懂得他。但是白流苏所想的是抓住这个男人，使他成为自己的依靠。白流苏一直不敢将爱表达出来，用自私与现实去掩盖已经萌生的爱，或许是她的经历让她已经不懂得爱了。这个过程中，他们看似在一起，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错过。 他们同居了，但范柳原一直没有给白流苏名分，甚至在炸弹轰炸面前想的是不如分开。但是战争确实会改变人的思想观念。随着战事的深入，战争带来的恐惧与不确定性使他们更渴望安定与依靠。于是，战争平息后，他们选择了结婚。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战争的考验下，最终和解。 张爱玲不断用心理活动来强化她对两人爱情的怀疑和否定，甚至刻意回避，但最终人物的发展失去了她的掌控。原本将被描写成虚无的爱情，却在人物自身命运的指使下，成为现实的爱情。小说中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真正活了过来。这是命运使然，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夏金兰（1979—），女，四川遂宁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现当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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