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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在北平军调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八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内战的阴影却已经悄悄逼近。 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我党我军: 一手是武的。他在美国帮助下，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西南地区急急忙忙地运到东北和沿海地区，抢占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暗中命令已投降的日伪军抗拒我军受降和接管城市;甚至派遣军队进攻我解放区军民。 另一手是文的。他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搞重庆谈判，除了迫于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以及国际上的朋友反对国民党战争政策而外，还怀着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是，以假谈判掩护真备战、真进攻。就在重庆谈判的同时，他加紧军事部署，秘密颁发了大量《剿匪手本》，发出“剿共”密令，命令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发动进攻，制造军事冲突。 另一是，阴谋把毛主席扣留在重庆，妄图使我党我军群龙无首，任其宰割。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党中央确定了我们的方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一方面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挑衅;一方面为了争取和平，毛主席同意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当时，我们许多同志，还有国统区的民主人士，都担心蒋介石下毒手，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劝他勿去重庆。但是毛主席胸有成竹。他对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大解放区的领导同志说:我去谈我的，你们打你们的。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你们要狠狠反击，狠狠地打。你们打得越狠，取得的胜利越大，我在重庆的安全就越有保障。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证明了党中央“针锋相对”方针的正确。 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到处碰得头破血流。一九四五年九月，山西的阎锡山集中十三个师进攻我晋冀鲁豫军区的上党根据地，遭到我根据地军民迎头痛击;十月，我们发动反攻，歼灭了敌军三万五千人。同时，绥远的傅作义侵占了我归绥、卓资山、丰镇、集宁等地后，企图向张家口进犯。 根据军委中央指示，我们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对傅作义部队进行反击。在聂荣臻、贺龙同志统一指挥下，我军经过几次激战，共歼敌一万二千多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地区。在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也都被粉碎了。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于十月十日签订了一个《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并不得不让毛主席回到延安。 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派遣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华，以“特使”名义“调处”中国内战问题。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我党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签定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还签发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根据协议，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执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三人组成)领导。军调部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三方各派一名委员组成。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同志，国民党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森。 一月十一日，军区领导通知我:马上去北平，参加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工作。当时，我除了担任军区副参谋长外，还兼任野战军参谋长的职务。(打绥远时，中央要华北地区组织野战军，聂司令员命我到大同附近组织野战军司令部，并兼任参谋长。)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做其他准备，只是扼要地移交了参谋部的工作，就匆忙乘飞机，于当天就赶到北平。 我刚走进北京饭店，向秘书长李克农同志报到，他就交给我一个任务:参加十二日举行的三方参谋长会议。当时我方代表团还没有参谋长，我的职务是副参谋长，所以由我参加参谋长会议。 十二日上午，我从住地北京饭店，驱车前去开会。会址在协和医院。该医院原来的病房，这时都改作军调部的办公室。 这是军调部正式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会议开始前，先定座位。美方参谋长赫斯克是会议主席，坐在会议桌中间。他安排我坐在左边，叫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坐在右边。为什么这样安排呢?也许是他按照美国的习惯，认为右边比左边要高贵一些;也许是他参照一些外国议会的传统，让左派坐左边，右派坐右边。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对此我并不计较。 但是，对于会议上的辩论，我寸步不让。 由于是第一次会议，所以国共双方都没有提出具体问题讨论。一谈判和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政治原则上。蔡文治一开始就吹嘘国民党如何为争取和平而努力，对中共如何“宽大”，并反咬一口，污蔑我党我军进攻国民党军队，破坏和平。他言词激烈，甚至谩骂我们为“共匪”。 我当然不客气，也骂他们为“蒋匪”。我一方面表明我党我军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诚意;一方面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发动和扩大内战的阴谋。我还指出，国民党不是真心诚意地来谈判和平，而是想从谈判桌上捞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美方的赫斯克假装居间调停，实际上是帮着国民党说话。 这次会议就这样在火药味很浓的唇枪舌剑中结束了。 当走出会场时，我和蔡文治彼此脸红脖子粗，都是气呼呼的。可是，不打不相识，这次交手却为几十年后我们两人间的交往打下了基础。一九八O年六月，我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美国时，居住在美国的蔡文治伉俪盛情邀请我和赵兰香到他们家中作客。回国后，我向叶剑英同志转达了蔡文治先生的间候，并建议叶帅邀请蔡文治先生来华访间。后来，蔡文治夫妇几次回国访问和开会(黄埔同学会)，也来我家作客。“相逢一笑泯恩仇”，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决不能阻止炎黄子孙间现在的友好交往。  十三日，叶剑英同志从重庆飞到北平。我向他汇报了谈判情况。同时，我建议尽快派参谋长来。因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虽然我和蔡文治的军衔都是少将(蔡文治后来提为中将;我军干部本无军衔，因要参加军调部工作，所以军委中央特别任命了一批同志为将校)，但是从职务上看，赫斯克和蔡文治都是参谋长，而我是副参谋长，因此，我方如能及早派参谋长参加会议，将有利于工作和斗争。 叶剑英同志告诉我，中央已任命罗瑞卿为参谋长。他要我马上和美方联系，请美方派飞机到承德去接罗瑞卿同志。 我经过联系后，于次日上午十一时乘美机到达承德。下午四时从承德起飞，不到一个小时就返回北平。除了罗瑞卿同志和我外，同机到北平的还有李聚奎同志，他是到军调部来参加我方召开的各解放区参谋长会议的。 罗瑞卿同志来后，我在军调部的工作重点就转到交通间题上。因为，我还兼着我方代表团的交通处长。而交通问题，是我们和国民党方面斗争的重点之一。国民党想通过对铁路、公路等交通线的控制，加快运军队、运武器到东北和沿海地区，增强军事力量，以便扩大内战。我们就在会议上揭露其阴谋，想方设法阻止或迟滞国民党军队利用交通干线进攻解放区。我作为交通处长，就要多方收集有关资料和情况，提供给叶剑英同志参考。当然，代表团本身的交通问题，如和美方联系飞机等，也由我负责解决。 后来，军调部派出了一些交通小组到各地去解决交通问题。记得派到热河、北平的小组中，我方代表是陈伯钧同志;派到枣庄去的我方代表是黄镇同志。 除了会议桌上的斗争外，我们还要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 我方代表团人员住在北京饭店一层和二层的一部分房间，国民党代表团住二层一部分和三层一部分，美方人员住在三层。为了监视我方人员，国民党派特务密布在饭店门口和一层、二层的走道内。连我们的汽车司机也大都由特务充任。 有一次，李克农同志叫我去办一件事:把化学家陈景昆先生(在延安边区政府工作，家住北平)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儿接出来，作为我的女儿送到张家口，转去延安。我从北京饭店偷偷地溜出去，不料还是给特务盯上了夕我在街上走了几圈，看看后面的尾巴还在，就走到东安市场，从西门进，往人丛里一钻，由北门出，总算摆脱了特务追踪。把陈家小女孩接出来后，就住在我的房间里，对外称是我的女儿，第二天把她送到张家口去。 特务大概也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我每次出门，身后总有两个特务盯着。而当时我出外活动特别多。因为，我在晋察冀军区兼任联络部长，抗战期间曾向北平、天津、保定等地派遣过四、五十位同志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失去了联系，所以，我到北平后就要去找他们。另外，华北局、城工部等兄弟单位也托我联络派出的同志。我频繁外出，更引起了特务对我的关注。而我行动时也特别小心，每次总要在马路上、胡同里兜上几圈、十几圈，直到确信甩掉了尾巴，才去进行联系。 不仅如此，甚至我出去散步、看电影，也有特务跟着。有一次，我到电影院买票时，看见两个特务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等着。我就多买了两张票，送给他们并说:“别在外面等着，来，一起进去看电影。”他们被我这个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一面接过电影票连声道谢，一面喃喃地说:“我们是奉命行事，嘿嘿，例行公事。” 时间久了，许多特务的面孔，我都熟悉，甚至有的特务住在哪里，我也知道。有一次，我发现经常在北京饭店内监视我们的一个特务，有好几天不露面了，一间别的特务，说是在家打摆子(发疟疾)呢。我就上街卖了点奎宁，到他住处—北京饭店后面的一所小房子—去看他。这个特务十分感动地说:“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有人管我，你们共产党倒来照顾我。” 于是，我和他就交谈起来。他把特务内部的情况，包括对我们代表团领导同志钉梢的分工情况，也告诉了我。例如，谁负责监视李克农，谁负责指挥特务司机等等。 我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那末，对叶剑英呢?” 他迟疑了一下说:“那就不仅是派人监视了。” 我一听话中有因，就套他一下:“这我知道，你们还用别的方法。” “啊，你们也知道!”他显得有点惊奇。.接着，他又解释说:“不过，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翠明庄方面的事另外有人负责。再说，像这种安装、窃听的技术，我也不懂。” 原来，国民党专门给叶剑英同志拨了栋房子，作为住处。这栋房子叫翠明庄，在东华门拐角处。 我把特务所说在翠明庄装有窃听器的消息，告诉了李克农同志。他开始有点不相信，说特务怎会透露如此机密的情况，别是假的吧!后来，我们到翠明庄去检查，果然找到了窃听器。李克农对我说:“你真行，连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接着，我们把窃听器按原样放好;然后把国民党代表找到翠明庄，当着他们的面挖出窃听器。国民党代表脸红耳赤，十分尴尬。 后来，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为叶剑英同志找到了住处，大家称它为叶公馆。 以后，我和宋时轮同志等也搬出北京饭店，住到了西皇城根附近的蒙福禄馆。我还从张家口搞了辆摩托车来，放在蒙福禄馆外面。我出门就骑摩托车，特务追不上，只好在后面干瞪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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