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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9日深夜，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命令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去把印度代办叫过来。耿飚原本想找的是印度驻华大使，但大使恰好不在北京。 礼宾司的相关人员走到印度大使馆，这位代办已经回宿舍睡觉去了。他睡得很熟，任凭人们在宿舍门外大声喊叫、按门铃、敲门、往屋里打电话，都叫不醒他。 实在没有办法，礼宾司的同志只好叫人翻过围墙，到屋内把这位印度代办从床上叫起来。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大事，非要在深更半夜，不惜用上翻墙的手段，也要把这位印度外交官从床上叫起来呢？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在中印边境推行“前进政策”，在东段用军事力量强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中段强占了中国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西段硬把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内，为此调兵遣将强行入侵，不断挑起武装冲突。 1959年3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竟然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上述领土并入其版图的要求。那可是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大小的中国领土啊，中国怎么可能拱手相让？1960年4月，周总理飞到新德里，跟尼赫鲁当面洽谈，但尼赫鲁态度极为傲慢，再次提出领土要求。 到1962年，印度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军队一步逼近一步，大有要打上门来闹事的态势。 大家总是忍不住疑惑，印度不过是1947年才从英国殖民者那里争取独立的一个国家，怎么那么快就开始想要欺负周边国家呢？而一个刚刚才独立不久的国家，就有那个实力来欺负比自己还要大的中国么？  要分析其原因，其实也不复杂，除了印度人自带莫名其妙的自信外，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在尼赫鲁看来，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处在中间位置是不可能的。印度之所以莫名自大，主要还是“英国爸爸走了，这块我说了算”的想法作祟。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自然就凸显了。 二、印度背后有人撑腰。美国给了印度大量的军事援助，肯尼迪亲口对尼赫鲁说：“美国反共已经筋疲力尽，东南亚这块就要靠印度了。”美国支持也就算了，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也大量援助印度，这也就难怪尼赫鲁牛皮哄哄了。 三、印度号称“民主大国”，政治上就免不了相互“撕逼”那一套，尼赫鲁的反对派主要都是右翼势力，他们无限亲西方，反对不结盟，当然也极端反共。再加上印度到现在也没解决的土地矛盾问题，让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就需要转移一下民愤了。说到底，西方这一套“民主”制度，那么多年了还是没什么长进。 总之，印度总有印度的道理吧。对于中国来说，被逼到这份上了，教训一下印度势在必行了。话虽这么说，其实打印度也并没有多大把握，毕竟当时苏联不肯卖给中国的武器，很多都卖给了印度，再加上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上差距还是蛮大的。  毛主席还专门就“打不打得赢”的问题，询问了将要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张国华将军。张国华非常自信，毛主席还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也不怨天，不怨地。最坏的打算就是印度占领我们一些领土，但总有一天，我们是会夺回来的。” 说了这么多印度侵略中国的事，跟耿飚半夜派人去翻印度外交官宿舍的墙，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决定实行对印自卫反击的大方向后，由周总理领着总参谋部开始研究具体实施方案。毛主席定下的大原则是，不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争端，打的目的是促和，逼对方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通过外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因此，这次自卫反击战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和外交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边界线很长，边界争端也非常多，但从50年代开始，中国跟邻国都在采用谈判手段，解决这些争端，并且已经跟不少国家签署了边界协定。如果用武力解决跟印度的边界争端，难免会对正在谈判中的边界协定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且，中国一向倡导和平，反对穷兵黩武，不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争端，也可免于在国际上落人话柄。 为了从外交和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周总理经常找时任总参谋长罗瑞卿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罗瑞卿向周总理推荐了耿飚。  罗瑞卿跟耿飚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是老相识了，解放战争时期在著名的杨罗耿兵团，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参谋长。解放后，耿飚转入外交工作，当时已经从驻外大使任上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外交经验丰富。而在军事方面，耿飚也是身经百战。外交跟军事相联系，没有人比耿飚更适合当参谋了。 于是，一连好几个晚上 ，周总理都和罗瑞卿、耿飚、童小鹏等人商量研究。每次做出决定后，有关军事方面的，由罗瑞卿回总参谋部去贯彻、实施，有关外交方面的，由耿飚回外交部去布置、执行。 深夜去找印度外交官，便是他们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耿飚他们把印度外交官从床上叫起来以后，递给了他一份由耿飚亲自起草，毛主席、周总理审核批准的重要文件。 这份重要文件是一个照会，内容就是告诉印度政府，我们准备还手了。说白点就等同于正式的“宣战”。  宣战的照会为什么要深夜送去呢？这其实是周总理智慧的体现。周总理认为，印度不顾国际惯例，对我不宣而战，我们可不能像它那样，而是应该要光明磊落，在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前，要向印方递交照会，通知它我边防部队即将开始反击，并说明我军被迫自卫反击的缘由和目的。 开战前递交照会很容易，但什么时候递，就大有学问了。从外交方面看，必须使印度外交部在我军开始反击前得到这份照会；从军事方面看，不能让印军过早知道我军的意图。毕竟，兵贵神速嘛。 为此，周总理详细、精确地计算了从印度驻华大使馆向印度外交部、印度外交部向其最高当局和印军领导机关、印军领导机关向边境地区印军分别报告、通报和传达命令所需要的时间，然后才确定了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照会的具体时刻。 这样，就使外交上先宣后战的国际惯例和军事上的保密得以兼顾，从而为这场正义之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962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中印边境部队自卫反击作战全面开始。第一个晚上就把印军设在我军实际控制线以内的克朗前节、达旺、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等侵略据点，差不多一扫而光了。中路部队很快打到了达旺，消灭了印军第七旅，把旅长达维尔少将也俘虏了，这便是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和平建议。周恩来总理于当日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希望印度方面对中国的三项和平建议作出积极响应。为了表示诚意，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全线停止反击作战行动。 遗憾的是，尼赫鲁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谈建议，在宣布其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同时，又抽调了几个精锐旅包括印军的王牌部队到达达旺以南。印军的反华“英雄”考尔中将亲赴前线指挥，想和我们决一雌雄。我国边防部队被迫于11月16日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战。 第二阶段的反击战打了三天，我军在东段西山口、邦迪拉、瓦弄地区先后击溃了进犯的印军，拔除了侵略据点，一直打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印军溃不成军，总指挥考尔中将差一点当了我们的俘虏。 在两个阶段的自卫反击战中，共歼灭入侵印军3个旅及另3个旅的大部。包括死伤在内，俘获印军少将旅长达维尔、准将旅长霍维尔、辛格和季·普达维尔及以下8700余人。这时候印军早已成为惊弓之鸟，争相逃命。 打退入侵印军后，我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我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追歼逃敌。撤军再次显示了我国愿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我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后撤。停战后，中国政府命令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汽车和其他军用物资还给印度。之后又释放了包括印军第七旅旅长达维尔少将在内的三千多名被俘人员。  在交还物资前，周总理还特别指示，要把缴获的武器、车辆擦洗干净，通知印军来领回。估计等印度人还领这些物资的时候，都不认识了，想着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干净的武器呢。 关于印度方面派人来领取时，让他们打什么旗帜这个问题，周总理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让他们打绿旗来领。 按照国际惯例，战败一方应该打出白旗，打白旗就意味着投降，但我军发起自卫反击战的目的，是要把入侵印军赶出去，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并不是要让印度投降。此外，要让“高傲”的印度人打白旗投降，那不是在羞辱他们么？这样也不是很好。 当然，也不能让印度人打着他们的军旗过来。绿旗意味着和平，让印度人打着绿旗过来，一方面表示我方重视和平，希望两国回到友好睦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给印度人留个面子，不把他们当做战败方，更有利于解决争端。 周总理在处理问题上展现出来的智慧，真的是一个接一个，让人由衷佩服。 印度在战后也做了深刻的总结与反思，不过印度人的思维实在太过清奇。他们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国，觉得战败是因为自己没准备好，更离奇的是，他们在感到羞辱之余，竟然总结出来四个重大意外“收货”： 一是失败比胜利更具教育意义；（只是这样的教育多来几次，怕是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得了。） 二是战败意外帮助印度解决了内部的团结问题；（现在印度内部的分裂状况，似乎也没见多好。） 三是提升了印度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难道印度人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自信”的么？） 四是更加重视军事。（从各个国家购买飞机，然后一架一架坠落？） 事实上，那场战争打碎了印度的大国迷梦，使得印度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至今都没有缓过来。提到中国，印度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并不是玄奘、柯棣华之类让人温暖的符号，而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 参考资料 《耿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印度如何看待1962年惨败？ 答案出乎很多人意料》，人民日报·海外版 《印度官方对1962年战争的总结与反思》，孟庆龙，边界与海洋研究 《试析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作战目的》，王学军，赵力兵，党史文苑 《1962年边境战争中影响印度对话决策的几个因素》，张长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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