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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以“大象的退却”为引，全面揭示4000多年来中国古人与环境如何互动。 
一、中国古人与环境互动的总体模式及各时段主要驱动力1.中国古人与环境互动的总体模式1.1古人和野生动物的斗争 为什么大象一步步从北向南不断退却？首先是北方气候变冷，其次是因为大象在与人类的持久战中败下阵来。当时人象之战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首先，古人为了扩大农田面积大规模毁林开荒，大象栖息地不断被毁，只得不断退却。其次，大象会到农田里吃庄稼，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会用各种手段消灭大象。最后，大象的象牙是一种贵重的材料，象鼻是一种美味的食材，所以人类大量猎杀大象。当然，中国历史上不只发生了“人象之战”，还有人与老虎、鹿、狼等野生动物的斗争。 1.2古人和森林如何相处 古人为了大规模发展农业不断毁林开荒。除此之外，木材还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人们修房、造船、修桥、取暖、做饭和冶炼加工等都需要大量木材，进一步加剧了森林砍伐。上古时代及帝制早期毁林开荒是古人与森林互动的主线，而到帝国晚期，获取大量的木材资源用以保障生产和生活，则成为大规模砍伐森林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滥伐森林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危害。首先，会破坏生态，造成供水短缺。再者，会导致燃料和建设木材短缺。最后，还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进而导致水患肆虐。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黄河。 1.3古人与水资源如何互动 水是一切文明发展之源，但我国的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却极不均衡。怎么办？兴修水利工程调节。有的是为了防止水患而修，比如黄河大堤；有的是为了保障农田灌溉而建，比如都江堰；有的是为了方便交通运输，比如京杭大运河；还有的是为了给城市供水。作者认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初期，往往对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但到帝制晚期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和束缚，阻碍了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变革。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技术锁定”，即“原有的不那么好的技术，因为确立的时间比较早而具有优势，因此长期占据支配地位，阻碍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推广发展”。 2.驱动古人与环境形成这种基本互动模式的动因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期，战争是改造环境的主要驱动力。当时各个部落之间为了争抢资源频繁进行战争，大规模农业种植相比原始的狩猎采集模式，生产效率更高，使得采用该模式的部落能够养活更大规模的军队，从而赢得部落战争。而这些胜利，又会让更多部落卷入这一进程。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因发展农业造成的自然环境改变实际上只是战争的副产品。 帝制前期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治，把管理社会的手段应用于自然环境，成了古人大规模改造环境的主要驱动力。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国家力量的组织下，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比如，秦国一统天下前曾开凿了郑国渠，灌溉土地四万余顷，使关中地区化为千里沃野。 当然，纵观历史，国家作为一种促进环境改造的力量虽然始终在场，但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到了帝制后期，市场需求逐渐成为环境改造的主要驱动力。 二、中国古人在不同环境下如何繁衍发展1.以嘉兴为例，看看平原地区如何一步步从物阜到民丰 在帝制早期，嘉兴地区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开发，大致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人们的种植方式还十分原始粗放，即所谓“火耕水耨”。当时，人们在种植之余，还会从事渔、猎、用海水煮盐和上山砍柴等活动。 到帝制中期，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嘉兴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原先粗放农业加渔猎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渐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当时嘉兴地区采取的方法是用海塘围隔大海，将围起来的土地淡化并营造围田，密集种植稻米。除了大规模开发良田，这一时期，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也在嘉兴开始传播，进一步提高了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量。这些良方包括使用牛拉犁和粪肥、稻米与冬麦的复种制、水车的广泛使用等。 帝制晚期，嘉兴地区的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这种生存压力从多个侧面，改变了当地古人的生活。在农忙季节孩子和妻子都必须参与劳作，妇女日益成为农业劳动力的重要补充；进一步挖掘土地潜力，进行精细化种植，很多稻田实行复种；出现了在谷物生长时额外施肥的技术。但即使如此，当地依旧“地狭人众，力耕不足糊口”，纺织、水上贸易、煮海水制盐等商业经济得以大规模发展。 2.以贵州为例，看看边疆、山地地区人们如何繁衍发展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两句民谚生动地概括了贵州地区的气候和地形特点，首先是常年多阴雨，其次是出门即见山。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明朝以前主要以苗族等少数民族为主，明清时期伴随着“改土归流”等政策的推行，汉族人民才逐渐大规模进入当地发展。 总体上，贵州从很早以前就是一个农耕社会。不过，相比于同时代的汉人，他们的农耕方式更加原始。此外，由于贵州多山林，当地的环境缓冲也更强，人们经常会通过打猎补充食物供应。也就是说，当时的苗人虽早已主要成为农牧民，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靠自然为生。而且，当时苗人村落中也有市场，能铸造自己的铁制农具、造船、织布。 秦汉时期，朝廷就曾在当地设置郡县管理，唐宋时期，则主要通过承认当地土司世袭的方式来进行间接统治。到明清时期，为了加强对贵州地区的控制，朝廷开始在当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陆续用朝廷委派的“流官”取代世袭的“土官”。这一政策受到了当地部分苗人的抵制，所以明清时期贵州长期动荡不安。常年战争促进了当地环境的改变。如由于贵州多山林，为了方便大军通行，官军只能不断伐山开道，修路筑桥。 后来朝廷逐渐认识到，长治久安的唯一办法是大规模移民发展农业。此外，由于贵州具有丰富的矿产及木材资源，帝制晚期当地还发展起了大量的矿产及木材经济。为了攫取利润，人们大规模开采朱砂、铅锌等矿产，砍伐大树，以满足远方市场的需求。 三、中国古人如何认识自然环境1.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感性认识 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看来，自然是宇宙造化之功的体现，自然不是一种短暂的存在，而是一种永恒的、可理解的启示。人们通过俯仰山水，可以获得某种生命和道德的启示、感观与心灵的喜悦。 此外，一些人古人还坚信他们能从某处风景中看到“道”的自我展现，看到推动世间万物变化的互补力量的往复循环。由此，中国古人形成了一种崇拜自然的秘密宗教，即风水。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建筑物的位置、形状，调整家具的摆放，增加一些特殊的景观等方式，改善风水，继而对特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施加影响。 关于自然环境的崇拜在国家层面还形成了独特的“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的思想源自上古，《诗经》《尚书》中都曾说，气候变化主要是帝王行为善恶所引起的。后世，这一理论变得更加精细。到清朝时期，朝廷认为各地区官僚、百姓都要对当地天气变化负责，首都周边的天气情况反映上天对帝王行为的看法。 除了敬畏、崇拜，古人面对自然环境还有非常务实的一面，将其视为人类资源的宝库，强调要勇敢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 2.古人如何从科学角度看待万物生灵 具有原始科学精神的观察者，往往具有强烈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生活经验以及思想中的逻辑推导，探寻客观存在背后的原因。 东汉时期的王充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东汉时期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批判。宋朝时期的沈括也特别注重以科学的眼光观察自然。此外，作者在书中还重点分析了明朝谢肇淛的《五杂俎》。在书中谢肇淛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科学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对自然环境进行科学探究远非当时主流，且如沈括、谢肇淛等异类，其探索也只是受个人怀疑精神和好奇心驱使，缺乏系统的规划研究意识和实证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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