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躬诣阙里与御笔赏赐活动论述

乾隆皇帝崇儒重道、爱好诗文，在其执政期间共八次亲诣曲阜祭祀孔子，并颁赐孔庙及衍圣公大量御笔墨宝，主要包含御制碑、匾联、诗赞。这些活动不仅将祭孔推向了万众瞩目的地位，还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孔府档案》为核心资料，结合馆藏文物及《清高宗实录》《钦定四库全书》《曲阜县志》等古籍文献，对乾隆帝亲祭阙里期间颁赐御笔进行系统梳理，并从其种类、数量、文辞中分析清代皇帝笔墨赏赐的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同时通过考证订正前辈学者整理时部分错漏之处。

一 御制孔子庙庭碑文

图一 孔府档案卷五○九二 衍圣公孔昭焕奏稿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第一次亲祭阙里，颁赐祭孔御制碑文，“上年春临幸阙里致祭先师，更蒙御制碑文诗赞匾联，亲洒宸翰，隆恩异数，亘古稀逢”（图一）。由此可见皇帝颁赐御制碑文十分稀少。该御制碑文共738字，正书，文中对孔子不吝赞美之词，“天纵圣人，躬备至德，修明六籍，垂训万世”，对皇祖皇考尊孔行为予以记录和赞赏，“当皇祖圣祖仁皇帝甲子之岁，东巡阙里，躬谒殿庭……皇考世宗宪皇帝追晋王封，鼎新庙貌，崇敬诚切”，对自己首祭阙里的虔诚心情也有详细描述，“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况躬亲陟降其庭，观车服礼器，得见宗庙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总之，通过碑文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孔尊孔的乾隆皇帝。

康熙是第一位亲祭阙里的清朝皇帝，亦颁赐御制碑文，该碑石料选自北京西山，在北京镌刻好后沿京杭大运河运至济宁，再从济宁运至曲阜孔庙。乾隆御制碑与此不同，碑文镌刻原应由御书处匠役办理，“俟建造完竣之日寄信与和亲王，将内庭匠役遣发来东镌刻”，但由于御书处人少事多，加之衍圣公府有可镌刻碑文人员，“但查御书处现今镌刻事件甚多，本处刻字匠役尚不敷用，难以选拔，况镌刻碑文衍圣公处自有匠役足资料理，内府匠役似可无庸选往”，所以乾隆御制碑的选料、制作、碑文镌刻工作由衍圣公府完成。御制碑是所有碑刻中规格最高的一种，对其保存位置有明确要求，而且通常会建碑亭予以保护，“御制圣庙碑文应建于大成门外甬道之东世宗宪皇帝御碑迤东，并应照式建造黄亭”。衍圣公孔昭焕向朝廷所呈奏稿中称“碑亭亦已建盖完工，现在镌刻御制碑文”，可知碑亭建造完成在前，碑文内容镌刻在后。

御制碑文镌刻实非易事，衍圣公孔昭焕一边向朝廷汇报工作进展，遇有特殊情况，则以康熙和雍正两朝颁赐的御制大碑为参照请旨施行。有鉴于康雍御制碑篆额的先例，“伏读圣祖仁皇帝幸鲁碑文上有大清皇帝御制阙里至圣先师孔子庙庭碑十六字篆额，又恭查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御制修庙各碑文亦俱有篆额”，因此上书皇帝，恳准篆额，“臣等仰恳天恩，敕下廷臣，敬篆颁发镌刻，以光大典”。最终由太子少师、刑部尚书汪由敦奉敕篆额“大清皇帝躬诣阙里孔子庙庭御制碑文”十六字。“再查从前建立御碑，凡篆额监造臣工例得列名碑阴，今臣等恭逢盛典，应否循例勒名，理合一并声明请旨。”该碑阴正书题名：汪由敦篆额，孔昭焕、阿里衮、准泰监修，孔兴构、孔衍淖、孔广柞、孔继涑承修。可见作为规格极高的御制碑，其制作流程、镌刻文字、保存位置等，每一个步骤和操作都十分严谨。

二 御制匾联

图二 乾隆三年御书“与天地参”匾额刻石

匾联即匾额和楹联。乾隆三年（1738），登基仅三年的乾隆帝就御赐曲阜孔庙大成殿“与天地参”匾额一幅（图二），并配有楹联一副：“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该套匾联“敬摹成造并勒石”。同年赐衍圣公孔广棨母王氏匾额一幅。

十三年，乾隆帝第一次亲祭阙里，御书大成殿、诗礼堂匾联，大成殿匾额为“时中立极”，楹联为“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踰圣人”。诗礼堂匾额为“则古称先”，楹联为“绍绪仰斯文识大识小，趋庭传至教学礼学诗”。此外还御书门匾十处，分别为诗礼堂、金丝堂、棂星门、万仞宫墙、杏坛、奎文阁、同文门、大中门、弘道门、圣时门。匾联选料、制造等工作亦由衍圣公府承担，于十四年八月初制造完成，择吉悬挂，并将日期先行上奏，“御书阙里圣庙大成殿诗礼堂匾联并圣时门等十处门匾，业经本府敬谨购料选工制造完竣，今择吉于八月十七日悬挂，相应将择定悬挂日期先行咨会”。事实上匾联悬挂于十七、十八两日完成，和预期计划稍有差别，“同委员兖州曹道于本月十七十八两日悬挂讫”。

图三 孔府档案卷○○八七 衍圣公孔昭焕谢恩奏稿

二十二年，乾隆帝南巡途中驾幸阙里，举行第三次亲祭，赏赐衍圣公孔昭焕高祖母黄氏“六代含饴”御书匾额。二十五年为乾隆五十诞辰，衍圣公孔昭焕“跋涉远来，随班庆祝，情谊肫挚”，故赏赐孔昭焕高祖母黄氏“筠节松年”御书匾额一面（图三）。

图四 乾隆十三年御书“奎文阁赞”拓片

三十六年，乾隆帝巡幸山东驾临曲阜，举行第五次亲祭，御笔匾额三块，对联一副，“孔庙大成殿御笔匾一块，少昊陵御笔匾一块对联一副，颜子庙御笔匾一块”。

图五 乾隆十三年御书“故宅门赞”轴

匾额种类繁多，通常悬挂于建筑之上，其书法性和艺术性非常重要。

图六 乾隆十三年御书“万仞宫墙赞”轴

御赐匾额由于颁赐者的特殊身份，其所承载的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如清代帝王颁赐大成殿匾额“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与天地参”“圣集大成”等，无一不表达了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帝王对于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尊崇和敬仰，起到了宣扬特定社会价值、引导学习儒家文化的作用。结合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御赐匾额的教化、宣传和引导功能更加显著。因此有别于其他匾额，御赐匾额书写内容的社会作用是其首要功能。

三 御制诗赞

图七 乾隆十三年御书“复圣颜子赞”轴

乾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亲祭阙里次数最多的皇帝，也是为曲阜孔庙题词最多的皇帝。十三年首祭阙里除御书匾联外，颁赐御制诗5首、赞14首。二十一年第二次到曲阜祭孔时颁赐御制诗6首、赞6首。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乾隆帝在南巡途中驾幸阙里，举行第三次和第四次亲祭，分别颁赐御制诗4首、2首。三十六年第五次亲祭，因恭逢皇太后八旬万寿，赏赐格外丰厚，御制诗5首、赞3首，且“赐衍圣公合族等饭”。四十一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乾隆帝特来告祭孔夫子，举行第六次亲祭，颁赐御制诗4首、赞2首。四十九年第七次亲祭颁赐御制诗5首。此次前来衍圣公孔昭焕已故，其子孔宪培于上年袭爵，率领诸圣贤后裔、孔氏族人远赴德州迎驾，特赐御制诗一首：

久住京师学问蘉，言归承祭圣人乡。

亲仪慎勿仍其短，祖德恩维衍以长。

修己无过守礼乐，睦宗守世率端方。

卌年两见崇公袭，怅忆人生曷有常。

五十五年，乾隆帝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祭阙里，颁赐御制诗3首、赞1首。乾隆帝对自己八祭阙里做了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曾威震寰宇的皇帝的深刻用心和坚忍不拔的治国之道：

为君要事祭为先，中祀躬亲意欲全。

八度前来八旬逮，奠芹昨过奠箕连。

生民未有道垂世，宇宙以来怀赞天。

六岁一衷幸蒇礼，宫墙临别意拳然。

御赐诗赞十分珍贵，“恩赐衍圣公孔昭焕御笔五临曲阜诗一闸，命陈设阙里，以为世宝”。衍圣公不仅将其“敬摹勒石”，且朝廷对石刻保存位置也有明确规定，以乾隆十三年御制诗赞为例：“祭先师礼成御制诗应建于奎文阁下，御制奎文阁赞亦应建奎文阁下，御制手植桧赞应建于大成门下，御制杏坛赞应建于杏坛亭内，御制圣迹殿赞应建于圣迹殿内，御制金丝堂赞应建于金丝堂内，御制诗礼堂赞应建于诗礼堂内，御制礼器赞应建于礼器库内。”对于无法放置在室内不得不露建的碑刻，还应建碑亭予以保护：“又御制故井赞应建于故井之北，御制故宅门赞应建于故宅门内，御制谒孔林诗应建于孔林内圣祖仁皇帝驻跸亭北，以上三碑均系露建，应各建造碑亭一座，以免风雨剥损。”万仞宫墙不仅御书匾额（石额），还御制万仞宫墙赞，“御制万仞宫墙赞应建于南门上，如有城楼则建于城楼之内，无城楼应建造一亭以免风雨剥损”。衍圣公府“查南门现有城楼，御制万仞宫墙赞应建于南门城楼之内，至御制谒孔林诗……查圣祖仁皇帝驻跸亭迤北即系宋真宗驻跸亭，相距仅止二丈余尺，难以建盖碑亭，本府相度地势应建于圣祖仁皇帝驻跸亭以南，相距楷亭尚有十三丈有余，足资建盖。”即照此建盖。

图八 乾隆二十一年御书“鲁壁赞”拓片

图九∶1 乾隆十三年御书“诗礼堂赞”拓片

图九∶2 乾隆二十一年御书“诗礼堂赞”拓片

分析乾隆帝亲祭阙里颁赐御制诗赞数量和频次，诗礼堂获赞最多，共5首。很多文献中将乾隆十三年御制诗礼堂赞时间记载错误，误为二十一年，因原赞仅有“御笔”二字，并未署题写时间，且碑阴为二十一年御书诗礼堂赞，容易混淆。本文通过《孔府档案》原始记载，同时以《钦定四库全书》相佐证，考证该赞应为乾隆十三年御书（图九）。诸如诗礼堂赞、杏坛赞等皆御书多次，在整理和使用时应加上年号、时间等信息予以区分。

诗礼堂本是孔子故居，也是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地方，“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便出自于此。孔尚任曾在这里为康熙皇帝讲经，乾隆帝也曾在此“御堂听讲，景仰圣舜”。从诗礼堂获得的御笔数量可知乾隆帝对其重视程度，体现了乾隆追念孔子、倡导儒学之情。

四 御笔社会效应

（一）重构清朝皇帝形象。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被称为“马上朝廷”或“马背上的朝廷”。通过亲祭阙里并向孔庙及孔子后裔颁赐御书的行为，乾隆帝展现了一个尊师、重道、崇儒、好学的清朝统治者形象（图一○）。起到了双层效果，一方面引导满族人民尊重儒学、学习汉文化，另一方面向汉族人民展示自己尊孔崇儒的各项具体措施和坚定态度。乾隆御笔内容很多出自儒学经典，如“与天地参”出自《中庸》，“化成悠久”出自《周易》，御制诗赞中对儒学典故的使用也是信手拈来，这凸显了乾隆帝自身儒学修养极高，其尊孔崇儒形象也就更为真切。建构皇帝儒雅形象对于马背上得天下的清朝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不仅是其道统合法性的依据，更有利于统治的稳固。

图一○ 孔府档案卷○○八八 御书墨宝单

（二）御书传统的接续。清朝笔墨赏赐始于顺治，兴于康熙，雍乾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并一直持续至清末。康熙帝深谙御笔功能的重要性，在《庭训格言》中告诫子孙：“朕自幼嗜书法……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可见其赐书之多。乾隆帝不仅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且在多方面效仿祖父，所以乾隆时期不论是亲祭阙里的次数，还是御笔赏赐的数量、频率，都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在乾隆颁赐曲阜的御制诗中，有五首“和康熙过阙里诗”致敬皇祖，这是赐书传统接续最直观有力的证明。纵观有清一代，御笔赏赐活动是清代帝王的优良传统。

（三）御书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以匾联为例，匾额起源于先秦，唐宋时期已普及；对联起源较晚，明代以后普及。起初匾额与楹联各自独立，据学者研究，两者的搭配使用应在明弘治以后，且早期匾额与楹联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意义上配套的匾联可能要到康熙以后才出现，至乾隆时期由于皇帝的提倡而盛极一时。就大成殿匾联来说，康熙二十三年颁赐“万世师表”匾额，无配套楹联。雍正八年颁赐“生民未有”匾额，配有楹联“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乾隆三年和十三年颁赐的“与天地参”“时中立极”匾额均有配套楹联，此外乾隆十三年为诗礼堂颁赐的“则古称先”匾额也有配套楹联。通过《孔府档案》中的记载及存世文物，可以印证真正意义上配套的匾联在雍乾时期便已出现，并逐渐兴盛。当今对联中的“横批”即为匾额的孑遗，曾是高高悬挂于庙堂中的匾额，已经融入百姓生活，逢年过节张贴对联是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正是“旧事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五 结语

乾隆颁赐御笔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其核心在于其承载的文化价值和产生的社会效应，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树立了清代皇帝崇儒重道的儒雅形象，为其道统合法性寻找依据，且深刻揭示了御书传统的接续、御书文化的渗透和社会影响，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文献、保存历史记忆的作用。这是儒家文化保持不竭生命力的源泉。为新时期守护传统文化之根、做好古为今用、薪火相传提供了借鉴意义。

撰稿：王秀萍

文章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