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专题系列六：帝国的产生

常乐46n2h5fy36 202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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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产生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帝国是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征服、占领或统治。因此，帝国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秩序体系，是国家产生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其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人们常说，国家是人类自身的伟大创造，它是为了避免人类自身陷于相互残杀的丛林法则而产生的。换言之，从积极的角度看，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公共秩序。至少从法理上和形式上而言，国家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它为人类的公共生活所必需。即使国家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国家也是一个必要的祸害，人类迄今还离不开国家。那么，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之上的帝国体系呢？人类为什么会有帝国，它也像国家一样是人类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吗？

帝国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秩序体系，是国家产生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其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存在。

从其直观的后果来看，所有帝国几乎都与征服、掠夺和占领有关，这是因为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人类的正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的物质财富，对于人类整体而言，获取和增进物质财富的根本途径是生产劳动。但对于单独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获得财富最简单和直接的手段，就是对别人财富的野蛮掠夺。人类早期的原始暴力和原始权力，本质上不过就是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是现代国家，本质上也是夺取和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一点对于帝国权力的产生，也同样适用。古代的帝国几乎毫不隐瞒对外军事征服和扩张的目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土地，夺取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奴隶、更多的妻妾、更多的金银、更大的宫殿、更大的城池、更奢侈的生活，对于古代帝国几乎是赤裸裸的目的，像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毫不掩饰帝国扩张的这些动因。

对于近现代的帝国，即使表面上多了一层遮羞布，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物质利益的掠夺和攫取。正如霍布森在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时所指出的：“每一种生产方法的改进，每一次所有权的集中和控制似乎都加剧了帝国主义扩张的趋势。一个接一个国家进入机器经济时代并采用先进的工业方法，制造商、商人和金融家愈来愈难以使经济资源转换成利润。到处是生产能力过剩、寻求利润的资本过剩。所有的生意人都承认，本国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生产的商品过多，以致不能正常销售出去以赚取利润；现在资本过多，超出能带来盈利的投资量。上述经济状况是形成帝国主义的根源”。

既然帝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土地、人口和产品等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财富，那么，衡量和评价帝国的基本标准自然就是物质利益。土地面积、人口数量、财政税收、物质产品、大型工程、楼宇建筑、金银财富、稀世珍宝等等，通常都是帝国强大的表征，也是帝国的辉煌所在。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土地和人口是生产的两个核心要素，从而也是财富的主要象征。有了土地，就有种植粮食的耕地、放牧牛马的草原、冶炼金属的矿藏和进退自如的空间；有了人口，就有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作战打仗的兵源、征收赋税的人丁和侍候权贵的奴仆。因此，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曾是帝国成就的主要标志。只是到了近现代之后，除了领土和人口之外，诸如生产、贸易、交通、金融等其他形式的财富也开始成为帝国荣耀的来源。

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一世全盛时期，不仅征服了几十个国家，帝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岁入丰盈。例如，“1526年至1550年期间，苏莱曼大帝的岁入总额达600万达卡银币，岁出总额则为450万达卡银币”。又如，被称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在其全盛时期不仅是欧洲的霸主，而且其影响力遍及美洲和东南亚。西班牙从美洲夺取的白银，一度成为最硬的国际通货、世界经济的血液。16世纪末，西班牙统治的秘鲁和墨西哥两个地区就生产白银达27万公斤，而罗马帝国控制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350年的600年间，总共生产白银只有5～6万吨。到了大英帝国就更是如此，不仅帝国的面积前所未有的广阔，而且经济实力和财富总量都无与伦比：在186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占世界人口2%的联合王国，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45%。

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不仅帝国的面积前所未有的广阔，而且经济实力和财富总量都无与伦比。

获取土地和劳动力等物质利益，这是就帝国产生的一般动因和主要动因而言的。就历史上各个帝国产生的具体动因和直接动因而言，则往往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帝国建立和扩张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广自己信奉的价值，有些是为了皈依异教，有些是出于报国家或民族之仇，有些是出于征服带来的荣耀，有些则是出于国家领土安全的考虑。

帝国是人类追求所谓“文明”“理性”和“公理”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如何解释自己的行动？主要来说有两条基本的理由：一是帝国主义者所谓的'文明使命’，二是他们在本质上具有自然优势的理论。上述两个理由相互交叉，互为引证”。亚历山大在建立马其顿帝国时，一直处于不停的征战之中，似乎从来没有“班师回朝”的计划。相反，要不是士兵集体罢战，他可能还会继续前进。当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巴比伦王朝时，他把帝国的首都也迁至巴比伦；当马其顿军队占领埃及后，他又在埃及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亚历山大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建立帝国的主要目的，是拯救他心目中的“野蛮人”，将“先进的”希腊文明带给“落后的”非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唯有希腊人才是文明理性的民族，其他外邦人都是野蛮人，至少不能与希腊人相提并论。他对人类德性和理性的赞美，事实上只限于希腊人。他明确说，希腊人本性上是自由人，而外邦人本性上是野蛮人，他们是天然的奴隶。他还用理性征服野蛮的正义，去论证希腊人征服异族人。在他看来，如果说自由人统治奴隶是合乎自然正义的，那么希腊人统治野蛮人也是合乎自然的。

不能不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希腊种族优越论，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欧洲的种族优越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或许是受其种族优越论影响最早的人，他把对亚洲和非洲的大规模军事征服都看作是文明对野蛮的战胜。亚里士多德曾告诉过亚历山大大帝，要待希腊人如自由人，待“野蛮人”如奴隶。所以，“每一次离希腊更远，亚历山大就越来越不像是个希腊人，倒是越来越像是个野蛮民族的国王了”。亚历山大的这种帝国逻辑，在后来的罗马帝国扩张中再次发生作用。著名诗人但丁公开宣扬：“最高贵的民族理应高居其他民族之上；罗马民族就是最高贵的民族；因此，它应该高居其他民族之上”“罗马人建立帝国”就是“合乎公理的”。

亚里士多德向亚历山大大帝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教育，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教信仰也是历史上不少统治者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西方的帝国扩张与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传播宗教真理，消灭或征服异教徒成为帝国对外征战的重要借口；另一方面，捍卫宗教真理，维护教徒利益，也成为反击外国侵略的响亮口号。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较量和博弈，与历史上多数西方伟大帝国的兴亡直接相关。著名的十字军东征，最早就起源于基督教国家进犯伊斯兰国家，先后9次十字军东征的时间跨度达200年之长，东征的主要对象就是试图夺回被伊斯兰教占领的广大地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拜占庭帝国为了收复被伊斯兰教占领的中东和小亚细亚领土，第二次和第三次东征都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发动的。传播伊斯兰教也同样成为伊斯兰统治者进行对外扩张和征服的重要原因，一时无可匹敌的奥斯曼帝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来说，“帝国的领土便是伊斯兰的领土，帝国的君主便是伊斯兰的巴底沙赫国王，帝国的军队便是伊斯兰的士兵，帝国的宗教首领便是伊斯兰的谢伊赫教长，帝国的人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自己是穆斯林。”总之，“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

近代以后，一些帝国狂热分子把地缘政治学中的“生存空间”(living space)理论用作扩张和征服别国领土的理由。按照这种理论，国家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一个生长发展过程，只有到达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值，国家这个有机体就进入最安全和最有活力的阶段。简言之，建立强大的帝国，对外进行殖民和扩张，是国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才能使自己处于安全和繁荣的状态。这种“生存空间”理论，在近代以后成为一些西方列强走向帝国之路的重要原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希特勒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

一般认为，“生存空间”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政治地理学之父”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 Friedrich)，他提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被公认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理论来源”。拉采尔认为，国家有机体处于不断生长的过程中。它与其他生物一样也具有幼年、青年、壮年、老年等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生长在空间上有三种表现：一是国家的边界，其变化是多个国家相互竞争形成的几何空间；二是领土的稳定性，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领土稳定性越强；三是空间的生长，民族集体不断寻求边界的外移与空间的扩大。拉采尔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生存空间”理论在德国和日本受到了法西斯统治者的追捧，成为德国和日本进行军国主义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德国，这种循序渐进的帝国主义实践通过两步展开，首先是人口转移和民族清洗，然后是农业殖民化以及重建真正的德国生存空间。纳粹德国通过对外战争积极扩展空间实体，同时通过驱逐、奴役和杀戮其他种族霸占空间资源”。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Ratzel Friedrich，1844-1904），德国人文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正如国家产生是人类作为“政治动物”的必然结果一样，帝国的产生也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倾向。例如，约翰·达尔文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换和分工；另一种倾向就是组成帝国的权力体系：“人类社会的第二个倾向，乃是大规模积聚权力，亦即建造帝国。事实上，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自治国度，要克服文化或经济吸引力的强力拉扯，殊为不易，因此，将不同民族族群统归一人统治的帝国，一直是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会自然发展出的政治组织模式”。

显而易见，帝国与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家作为一种公共秩序体系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确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避免人类陷于自相残杀的必要工具，因而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帝国本质上是掠夺和征服的产物，是外部强制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倾向。其实，达尔文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接着说，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掠夺和征服：“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大特色，是征用和剥夺。他们征用土地来满足长途贸易催生出的对种植园和矿场的需求。基于同一理由，殖民者从数千英里外贩运奴隶以满足新增的劳动力需求。殖民者称原住民不懂得善用手中的土地，将他们驱离家园，剥夺他们的财产权”。

杰克·施奈德对帝国扩张的动因和理由有过系统的研究。他把历史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帝国建立和拓展的原因分为三类：“现实主义”的解释，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的迫切要求；认知(cognitive)解释，强调在战略评估中所发生的纯粹思维方式的错误；以及国内政治方面的解释，强调利益集团、统治阶级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战略意识形态。他自己认为国家对外扩张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他称为三种“帝国的迷思”：第一类帝国迷思是累积性收益。根据这种观点，征服可以增加权力，因为征服可以增加人力和物质资源，而这些资源在与其他大国所展开的进一步竞争中，可以被加以利用。第二类帝国迷思认为，最好的防御便是不断进攻。通过采取进攻性行动，可以在帝国的边缘地带获取累积性的收益，而被动则会带来累积性的失败。第三种帝国迷思是，施加威胁以使其他国家屈从。在这些“帝国迷思”中，核心的迷思是认为“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扩张才可得以维护”。但他自己最后的结论是，“大量证据表明，实际上正是一国的侵略政策才损害该国的安全”。

本文节选自《论帝国的兴衰》，文章载于《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