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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玮，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蒙元史、明代前期史研究。河北藁城董氏家族是元代著名的汉人政治家族。在对汉人世侯家族的研究当中，河北藁城董氏家族往往也被列入大世侯之列，以致产生对于藁城董氏家族性质认识的偏差。实际上，藁城董氏家族最初只是栖身于大汉军世侯真定史氏麾下的政治群体，伴随元王朝的建立过程顺势而上。藁城董氏家族更多的表现为元朝的“官僚家族”，其“世侯家族”特色并不明显。藁城董氏在政治上的成功影响了自身家族早期历史的书写，从而导致后世学界对藁城董氏家族性质的认识偏差。这一案例让我们对于元朝家族政治盛衰对蒙元早期历史书写的干预有了新的认识。蒙古1211年开始攻金。在其进入并拓展在华北统治的过程中，出现多支汉人武装，协力蒙古军队攻城拔地、开疆拓土，并负责戍守任务。由于蒙古游牧分封制度的影响和稳定汉地统治的实际需要，这些汉人武装首领被蒙古统治者授予世代统辖一方军民的大权，遂被称为“汉军世侯家族”，他们是大蒙古国戍守华北占领地的主要军事力量。汉军世侯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颇丰。简而言之，在大蒙古国时期实力强大的汉人世侯有真定史氏（或称永清史氏）、天成刘氏（或称历城刘氏）、保定张氏（或称满城张氏、定兴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等几家，多是“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的强大军阀。元史学界对于这些家族的研究也非常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尤可引起注意的是，在对这些汉人世侯的研究中，河北藁城董氏家族往往也被列入大世侯之列。究其原因，有元代史料的记载造成的印象和后世研究传统累积两方面的影响。元代士人对于董氏家族地位的描述评论甚多。如元人吴师道曾言：“重臣大家，封爵胙土，爰及子孙，距今且百年，传者或绝或微，可历指而数。其蕃胤显仕，号称'独盛’者，藁城董氏而已。……是则天下称董氏，而他族莫与抗。”虞集也评论道：“若夫忠诚淳古，见信于朝廷，始终如一，百十年来，诸父、昆弟至于孙曾，为列圣信用，亲切不异于国人，任使无间于台省，家法清严，孝友正直，则未有若藁城董氏者也。”元后期甚至董氏被指“号称'独盛’”，“天下称董氏，而他族莫与抗”。《元史》更是专门将董俊、董文炳列为两传，直接与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汉军大世侯等量齐观。在这样一种论调下，近代以来的元史学者在接触蒙元世侯问题时，常常将藁城董氏家族放入研究范畴。如孙克宽1957年写成的《藁城董氏本末》一文，便属于《元代汉军三世家考》系列研究的第三部，即将董氏与史氏、张氏并列为三大汉军世家。之后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萧启庆的《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一文，该文详细研究了包括藁城董氏家族在内的六个汉军世家的仕宦和婚姻两方面的详细情况。萧启庆将藁城董氏定位为元代六大汉军世家之一。无论是列于“三世家”还是“六世家”之中，都给人以一种印象：藁城董氏家族是顶层的汉军世侯家族。这一定性较大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对董氏家族的认知，此后对蒙元世侯的研究论著也多将藁城董氏家族纳入考察范围之内。讨论董氏家族的性质问题，须从董氏兴起的第一代董俊开始考察。董俊（1186-1233年），字用章，生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他的曾祖父董徽、祖父董哲、父亲董昕都是藁城普通的农民，“韬光田亩”、“农隐不仕”，其家族应该一直处于宋金时代华北地方社会的底层，“第其谱谍无征，不知世所自出”。元太祖十年（金贞佑三年，1215年），为抵抗蒙古入侵，董俊接收招募，成为金朝藁城县的一个民兵头目。当年他便跟从县令刘成，降于蒙古军南征至本县的郡王怯台。十四年（1219年），董俊出任蒙古的中山知府，并佩金虎符。十五年（1220年），董俊以逐武仙、占真定之功，被蒙古表授龙虎卫上将军，转屯驻藁城。十六年（1221年）， 董俊执掌永安州军政。二十年（1225年），武仙暗杀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史天倪。董俊率领藁城军援助史天泽夺回真定。太宗四年 (1232年)，从太宗窝阔台伐金。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十八日，董俊战殁于归德，年四十八。以上是董俊仕宦履历的大概。对董俊的地位进行思考，对其地位和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受董俊碑传书写的误导。但认真比对董俊的有关材料，仍可看到其在蒙金战争背景下的河北局势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如果简要概括，董俊及其所率的藁城军是史氏镇守真定最重要的力量，为史氏所依赖。首先要从董俊攻取中山说起。1215年董俊降蒙之后，第一次被蒙古授以官职是1219年“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从低级军官被拔升为可以选任下属的中山府地方长官，对董俊来说是政治生涯的跃升。董俊具体凭借什么功劳，其碑传并没有言明。结合当时的蒙古制度背景来看，董俊被授中山知府的“功劳”可能是与中山府归蒙有关。而考察1219年前后中山府政治动向有关记载，明确记载的有关人物为王善。王善，字子善，藁城人，为董俊同乡，《元史》有传。王善1215年任金藁城主簿，1218年转任中山府治中，因与真定总帅武仙不合，遂杀中山府事李济、府判郭安，而后率众以中山府降蒙关于王善以中山府降蒙之始末，即授职同知中山府事。可知此时，董俊与王善成为中山的正副长官。综合各种材料判断，或应是董俊接应王善降附。木华黎、史天倪派出董俊接收中山府，应是看到了其与王善同乡且相识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董俊经过四年的征战，已经获得了蒙古方面与史天倪的信任。1220年秋，木华黎与史天倪围困真定，武仙出降。史天倪授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副之。自此史氏家族开始了在真定的镇守。而很快，史天倪就将董俊调离中山，并“表授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屯藁”。案“龙虎卫上将军”为金制中最高品级的武散官，为正三品上。虽然蒙古采用金制封授降将“龙虎卫上将军”的情况较为普遍，《元史》中所载的封授共有13次之，但史天倪所上表授予此衔的仅知董俊一人。史天倪对于董俊的重用和拉拢可初见端倪，将这一意图展现的更加明显的是董俊驻守地的调换。藁城紧邻真定，地处要冲，实乃史氏肘腋之处。董俊屯驻家乡，依靠和发展原有部曲根基，军力也会较之驻中山时为强。选用信任的部将董俊屯戍藁城对于史氏镇真定也会有更强的拱卫作用。第二年（1221年），史天倪进一步有所动作，上表木华黎授董俊为左副元帅，并升藁城县为永安州，号其众为匡国军，委董俊统领永安州之地。不仅对董俊加官进爵，还扩大其封地，史天倪笼络董俊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自此，拥有五县之地并任左副元帅董俊似乎成为了河北西路的副帅之一。但从史实看来，董俊的势力范围基本仍限定在藁城一县，这种封赏更多是名义上的。纵观当时的河朔局势，以加官和提高辖地建制的方法来拉拢一些小军阀为自己效力，似乎是当时大世侯的一种通行做法。事实证明，史天倪将董俊作为主要倚重的拱卫之师确实起到效果。1225年史天倪因为固执疏忽而被武仙刺杀。随后真定迅速失守，董俊此时以藁城坚持抵抗，牵制武仙，为天倪弟天泽组织力量反扑争取了时间。在史天泽重新夺回真定后，又被武仙夜袭围困。史天泽与蒙古主将肖奈台趁夜逾城东出，选择的去向就是“步走藁城”，投奔董俊。这一事件不仅在董俊碑传中，在很多当事人碑传中都有明确记载。这说明史天泽等人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确实首先求助于董俊，体现出史氏家族对董俊的信任和依仗。也正赖董俊训练有素、人员精干的藁城军当晚立刻反扑，史天泽才能在武仙尚未站稳脚跟之前收复真定，帮助史氏度过了一次危机。所以元人有论云：“亡金武仙之杀天倪而夺真定也，实由董氏克仙兵而纳史师。”综上，董俊作为一个管领一县之地的千户级别军，在当时降附的汉军群体中只能算作中级人物。故他对于整个蒙金战局以及蒙古政治都难有更大的影响，其碑传对于他赫赫战功的歌颂，都属于子孙显贵后的颂扬和渲染。对此要保持去伪存真的态度，但董俊对于真定史氏的支撑却是其政治生涯中确实起到的作用。董俊战殁后，永安州随即被废。在“后强诸侯，颇以力夷”，大小军阀倾轧鲸吞的严峻形势下，董氏家族仍然得以世袭藁城令一职，保留最根本的政治资源。这一局面的维持当然离不开史天泽及其族人的庇护。在此基础上，董氏第二代才有可能以世家子弟身份北上朝觐蒙古皇室。虽然董俊在史氏麾下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仍不能否定其副将身份。纵观当时的河朔形势，与董俊所管地域接近，于史留名的就有多人，如行唐的邸泽、无极的何伯祥等等，他们当都是与董俊一个级别的政治人物。在他们之上还有一批军事副帅，虽然低于史天泽、张柔这样的大帅，但也管领着多个千户，如顺天副万户贾辅等等。董俊的真实政治地位从其结局上也可看出端倪。在围金哀宗于归德时，在金兵以精锐兵力夜晚突袭的危险形势下，史天泽、张柔等一些万户级别的汉军总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避开此劫，而董俊并不能摆脱其下层执行者的身份限制，最终战殁城下。与董俊一起阵亡的将领还有“完帅郑公、韩公十千户”。这九个千户当是与董俊相同地位的军将，本不显要的家族失去了依靠，他们的后人日后默默无闻，以至于我们连他们的姓名和家世都基本无从得知。或许董俊和董氏家族也本该屈服于这样的命运。但董俊的诸子们却实现了人生和家族命运的政治逆袭，使很多曾凌驾于其上的世侯家族望尘莫及。因此董氏家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汉人世侯家族，其元代官僚家族的色彩更浓厚一些。以往的研究已经指明董氏家族的真正崛起是在第二代，其原因是第二代与蒙古皇室托雷系，主要是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起密切关系。但这仅是现象层面的解释模式，如果深入剖析下去，在失去父亲、一群遗孤的不利状态下，董氏第二代何以能实现与蒙古皇室的“连接”，这是一个涉及蒙元时代政治文化的有趣问题。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董氏世居的藁城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藁城位于真定之东，相距仅六十里，自古便为镇州拱卫之所。而真定在太宗窝阔台时期分封成为托雷家族封地，真定同时又是汉军首领史天泽的镇守地。因此董氏家族与托雷系和史氏都有难以割舍的联系。在托雷长子蒙哥继大汗位之后，在蒙元“怯薛政治”的影响下，董氏便与蒙古汗廷建立起了最为直接的沟通渠道。但历史的机遇还需要有准备的人去把握，董氏崛起更主要的在于家族成员主观上的努力。主观上，董氏第二代政治抱负上的启蒙最早可以追溯到其母亲、董俊正妻李氏。董俊战殁后，董文炳“率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氏大抵是一个性格坚毅的女性，董俊阵亡后，家族陷入的被动窘迫局面促使她以更加积极上进的心态教育诸子。“训敕诸子皆为显官”，使诸子在艰难处境中建立起政治上的抱负，寻找政治上的机遇，其中尤以董文炳较为明显。董氏直接与蒙古皇室产生接触源自于董氏第二代的朝觐和入为宿卫。从董氏入觐的很多细节尤其是从董氏子弟派出入仕的人选来看，我们都能察觉到董氏刻意经营的痕迹。1250年，唆鲁和贴尼面向真定封邑，“使择邑中子弟来上”，以补充为怯薛，并为质子，其中也有忽必烈潜邸征召汉族青年才俊的意向。董氏兄弟作为藁城官族也在选中。此时藁城令董文炳诸弟都已成年，除二弟董文蔚已出征淮河前线外，均应居家待仕。或许认为蒙古皇室征招真定子弟的意图是想招贤纳士，董文炳在诸弟中选择带领最有才学的三弟董文用，远赴哈剌和林朝觐唆鲁和贴尼。这应该是为了能让董氏成员能进入蒙古皇室服务，董文用“始从忠献公谒太后和林城”。显然董文炳的策略是成功的，董文用依靠其才学成功留在了忽必烈潜邸之中，“主文书，讲说帐中”，担任必阇赤（Bichēchi），并熟练掌握了蒙古语口语，几年后还受忽必烈命教授皇子那木罕（Nomoqan）和忽哥赤（Hükerchi）儒家经典。自此，董文用依靠学识在潜邸中立足，成为董氏进入蒙古宫廷的第一个“渠道”。但随后入仕的幼弟董文忠却后来居上。蒙哥汗即位第二年，即1252年（壬子），幼弟董文忠“始入侍世祖潜藩”。当时董文用已入藩两年，而藁城董氏家中董文忠上还有文直、文毅和文进三位兄长。董文炳之所以派出董文忠入侍，能给出的解释就是其年龄最小，且性格机敏谨慎，更适于较快适应蒙古生活和进入近侍角色。董文忠明显没有辜负众望。凭借秉性聪敏和个人努力，董文忠完成怯薛职事十分出色，“中夜有需，不须烛索，可立至前”。有记载表明，董文忠入侍后很快就获得了信用，在汉人怯薛群体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成为忽必烈贴身的近侍怯薛。董文忠晋位的具体时间当在1254或1255年，自此他稳定占据了忽必烈近侍的政治地位。在忽必烈即位后，这立刻转化成为董氏家族独有的政治资源。董文炳能进入忽必烈幕府，并博得信用，也是经过个人艰苦卓绝的努力。1252年六、七月，忽必烈被蒙哥汗授予南征大理的军事任务。这是忽必烈被授予的第一项重大军事征伐，因此他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董文用与董文忠在其中“督粮具，赞军务”，承担具体工作，或许是他们向兄长董文炳传递了信息。1253年8月，忽必烈大军进达临洮，正式开始南征大理。与此同时，三十七岁的董文炳带领家族丁壮四十六人，追赶忽必烈大军而去。一路艰苦跋涉，“蕃界迤逦南进，道途险恶，人马疫死，其能从者才两人耳”，“饥则啖死马，日行三二十里”，最终追赶上忽必烈的队伍。自此董文炳在忽必烈身边担任军将，与文用、文忠一起效力潜邸。但最初他似乎并不十分突出，观数年中只是负责一些工程和后勤性工作。董文炳晋身成为忽必烈的心腹汉军将帅，是从数年后攻取浒黄州战役开始的。1258年，蒙哥汗亲征南宋。忽必烈受命率东路军攻鄂州，董氏三兄弟从征。9月4日，忽必烈军与南宋军在长江两岸对峙。宋方陈以重兵，“兵十万、舟二千迎战，横截江水”。当时“风雨晦冥”，天气条件恶略,“诸将皆以为未可渡”,整个征南计划陷入停滞,董文炳主动请缨，进言：“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之气不可。臣请尝之。”，文用、文忠也请从征。在董文炳为首的三兄弟为先锋带领下，驻军并渡，最终击溃宋军，夺下浒黄州,忽必烈军随即迅速包围鄂州。董氏三兄弟请缨先渡，主导战局的事迹在三人碑传中多有描述赞颂，但其中还要考虑是否存在个人碑传溢美和夸大的情况。结合参加浒黄州渡江之战的其他众多将领的碑传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判断董文炳在这一战役中确实发挥了较为突出的表率作用。因此董文炳去世后，忽必烈命李槃所撰赠谥制文也称：“风涛汹涌，扈龙舟首渡于三江。”攻鄂之战后，董文炳的地位立刻凸现出来。第二年(1259年)，忽必烈即位，董文炳便以“亲卫”主帅身份从征阿里不哥。之后董文炳接受了忽必烈特授的多项任务，如由他负责组建侍卫亲军，成为直属忽必烈的汉军武装。李璮乱后，在汉军世侯普遍受到忽必烈怀疑的形势下，董文炳却受命处理和镇抚大乱后的山东地区。董文炳还成为忽必烈削弱世侯军权的主要执行者，如由他出任光化邓州两万户，直接接管史天泽的部队。这些政策都表明董文炳成为忽必烈最为信任的心腹汉军将领之一，被“委以专征之任”。董文炳能获得如此地位，除自己的努力外，相信也离不开家族成员互动的背景。尤其是侍于左右的董文忠的存在和影响，无疑让忽必烈更容易对于董文炳施以某种信任，而这种“家庭模式”的效忠方式更容易被蒙古人所接收。董文炳在政治地位上逐渐超过了在前四汗时期居于上流的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的后裔军将们。在史天泽、张柔等老帅去世后，董文炳最终“座于总帅汪良臣、右丞吕文焕、左丞夏贵暨诸侍卫将军之上”，位居世祖朝汉军将帅第一。通过个人的努力，董氏在潜邸的三兄弟都进入了忽必烈的心腹用人圈，尤其董文炳和董文忠处于前列，由此带来了董氏家族的振兴。元人对此评论曰“（董氏兄弟）或以雄武佐定天下，或拥旄节为国藩维，或以忠鲠为帝腹心”，太傅忠献公文炳，总国兵旅，出奋爪牙，入为股肱，实将相之器。太师正献公文忠，掌国符信，入托心膂，出司耳目，实预帷幄之谋”，都是世祖朝董氏三兄弟贵显畅达的真实写照。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收入了四十七位对元朝建立有功的顶级臣僚，其中卷十四即收入了文炳、文用和文忠三人的传记，也是唯一有多人被收入此书的元代官僚家族，充分说明了董俊诸子即藁城董氏第二代在元世祖朝所达到的政治高度。但董氏能被忽必烈亲信重用也离不开董氏家族的家族背景。董俊很早跟随蒙古，属于根脚群体，但又不是统御一方的大世侯，背景单薄，因此建立新政治体制的忽必烈能够放心任用。这一点却是史氏、张氏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李璮之乱，汉人大世侯家族纷纷被解除兵权，唯有董氏一族不仅没有卸去兵柄，反而扩大了兵权。综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藁城董氏家族实际上是伴随忽必烈建立元朝过程中崛起的汉人官僚家族，其“世侯”的特色并不明显。从前文对于董氏家族世侯性质的辨析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元代政治家族的内涵实际要丰富得多。由大蒙古国进入元朝后，董氏之外的五大世侯家族在元代都基本处于不断衰落的态势中，其在元代的影响力当也在不断减弱之中。而一些先前政治地位处于下级的家族却因与元朝统治集团建立密切关系而逐渐仕途飞升，前述的王善家族便是一例。此外还有出于无极的何伯祥家族，原为张柔属下军将，但何伯祥之子何玮在成宗朝任御史中丞，武宗初任中书左丞，晋身中枢要员。这都在说明从大蒙古国进入元朝的政治模式转换过程中，下级的政治家族抓住机遇逆袭而上的事例并不是仅董氏一家。不过董氏是其中比较典范的成功案例，以致于在后世与汉军五大世侯家族相提并论了。还要谈谈政治家族与政治格局的关系问题。这一提法的内涵就是要厘清政治家族在元代政治中的位置问题。我们知道，元代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帝国，其官员选任受到很强的草原制度因素影响，即注重家族世袭，“我国家之法，信尚勋旧子孙”，“元朝之法，取士用人，唯论根脚”。由于世袭制度的影响，家族在元代政治格局中位置变得相对稳定。因此摸清众多家族的政治位置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在这一问题指向下，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规律性的现象，或许有继续探讨的意义。比如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元朝侍卫亲军系统的军官群体中真定家族，尤其是藁城家族的比例很大。本文已经详述董氏家族到元代后期已经掌握四个亲军卫翼的正副指挥使的世袭权力，并且还有一些成员出任千户军官。此外王善家族成员也在亲军颇多，可能世职数量不及董氏，但官职却或能与董氏齐平。而在董氏之下，相信还有很多故旧部将的家族后人出任亲军各层级军官，比如有碑传传世的皇毅家族等等。此外真定史氏世袭后卫亲军使职，这属于更大范围的真定家族的政治位置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董氏家族的研究为立足点，对元代政治家族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或许对元代政治史有新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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