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创建于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培养革命妇女干部的摇篮，一批优秀女干部脱颖而出，正如女大校歌唱的那样：“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 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国女子大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妇女运动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推动。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审议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对妇女运动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男女平等、经济独立、婚姻自由等具体问题，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发动、领导妇女在社会阶层、斗争实践、自身解放中提升地位，发挥能力，实现价值。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广大妇女也纷纷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当时的延安是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他们背负行囊、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参加抗日队伍，其中不少是年轻女性。这些觉醒起来的进步女性，渴望获取更多的革命道理和先进文化，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场上，而妇女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也需要成千上万的智勇双全的优秀女干部。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妇女工作大纲》提出：“培养大批党与群众的妇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展开是目前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提出：“注意对于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根据这个决定，中央妇委于同年3月3日发出了《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指出：“要动员妇女抗战，要达到妇女解放，必须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的工作能力。” 1939年3月8日，延安各界在北门外广场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培养几千几百的女英雄，几百几千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并倡议创办中国女子大学，这一倡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创建女子大学只用了两个月 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女子大学的校址选在延安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的一处山坡上，位于党中央所在地和八路军总部之间。从动工兴建到招生开学，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速度不可谓不快。 女子大学的建设速度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得到了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党政军干部的支持和关心。毛泽东带头捐赠参政员薪水100元，帮助女大购买图书；周恩来经常询问女大的建设情况，并捐赠了大批书籍；董必武、邓颖超各捐赠参政员薪水300元；张闻天、王稼祥、陈云、邓发、刘少奇、博古、林伯渠等积极帮助女大建设，从物资上予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给予了大力帮助，邓小平、张鼎丞分别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向学校捐献了马匹和战利品等；叶剑英、李克农等热心为女大募捐并取得成效。女大的创建还得到了延安及全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团体的爱护和帮助，中央统战部、党校、妇委、抗大、鲁艺、边区党委政府、市政府、马列学院、后方留守处等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女大的建设也得到了全国各党派、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许多党外朋友写信来垂询建设情况，且寄来捐款。 于是，200多名工人披星戴月、加班加点开山凿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近200孔窑洞的学员宿舍。窑洞顺山坡分两层或三层，排列整齐。在山坡平坦的地方盖起了三栋简陋教室和一个简易大礼堂。山麓下岩洼处建起了伙房。延河岸边的广阔沙滩地平整成为球场和活动场地，周围还垒起了一道比人高的土围墙，这就是中国女子大学的校园。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原为王明，后由李富春担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教育长张琴秋，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总务处长吴朝祥。张琴秋是我党早期女党员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师长，是红军长征时级别最高的女将领。她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组织领导者、训练有素的军事教官，也是个出色的教育家，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女大的筹建和招生工作中。 1939年5月，女大招收了第一批学员近500人。学员来自全国21省（包括台湾1人），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大部分年龄在20岁左右。学员成分结构：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占4%；文化程度结构：中学程度的70%，大学程度的10%，其余为刚刚脱盲人员。 热烈而又简朴的开学典礼 1939年7月20日，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布置得简雅而又热烈，主席台上正中位置悬挂着女大校旗，四面墙壁上张贴着妇女运动的宣传标语，在铺着红毯子的长桌上摆了一丛青青的野草花，冼星海带领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演奏着欢快的音乐，热闹非凡。 下午3时，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在《国际歌》、女大校歌等歌声中正式开始。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延安各机关、院校负责人，来自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以及延安各界万余人参加了典礼。 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因马受惊摔伤胳膊的周恩来也坚持出席会议，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抗战的巨流，更是冲破了封建的男女关系的壁垒。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表示了积极的作用……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典礼的最后是举行隆重的献旗仪式，在激越昂扬的乐声中，在此起彼伏的掌声中，女大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和自己的母校献旗、献词。典礼结束后，在学校大门前举行了庆祝晚会，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和女大师生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紧张活泼的学习生活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于1939年秋天再次到延安时，采访了女子大学，他写道：“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创新，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 女大的教育方针是以养成具有斗争理论的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的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本着实事求是、分类施教的原则，依据每个学员的文化程度分别编为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与特别班。普通班学员是从敌占区来的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爱国女青年；高级班主要是培养较高深理论的干部，学员来自红军中的妇女领导干部和从敌占区来的女高级知识分子；陕干班是专门培养边区妇女工作干部的；特别班主要培养有妇女工作经验的工农妇女干部，学员是经过长征、文化水平较低的女红军干部。 女大的学习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集体学习与个人自修并重。学生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著作，同时还要经常举行讨论会、辩论会，学习政治和时事，学会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分析研究各种具体问题，并组织各种实习团到农村，给行政机构以及各民众团体定期参政实习，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 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有革命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妇女运动以及军事知识等，高级班还要系统阅读马列经典著作。选修课有职业技能课，包括医药卫生、会计、缝纫、速记、新闻、文学、戏剧、音乐、外语等，每人选修两门，每周上课一次，每次半天。 学校的专职教员很少，多半是邀请延安各界著名学者，如王鹤寿、许涤新、冼星海等前来讲课。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到校作报告和讲学，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都在女大讲过课。 学员定期轮流参加诸如开荒种地、纺线制衣等社会劳动。由于女大的学员每天每人只有二分钱菜钱，为了弥补不足，她们勤工俭学，还经常参加修路、挖厕所、帮助烧饭、砍柴背柴等日常劳动。劳动不仅增强了学员的劳动观念，亲身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喜悦，还可以用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丰富和改善生活。 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在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年月，女大的设备非常简陋，但学员们精神振奋、心情愉快、学习勤奋。郁文在《革命女战士的熔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中写道：“几百个孩子，在慈母高度热爱之下，紧张地学习，艰苦地生活着，住窑洞，吃小米，在她们自己算不得什么不惯的事。每当上课的笛子一吹，整齐的行列便围成半圆；教室是露天的，或在窑洞前的平台上，或在茸茸的草地上，每人一个矮矮的凳子，甚至有的坐一块木板，膝盖是随身笔记的书桌，手不释卷，革命的理论同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延安的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学校想方设法尽可能照顾到女生生理和生活习惯。一是窑洞四壁粉刷了石灰，主要为了光线好便于自习；二是睡木铺板，为的是避免和减少皮肤病及其他潮湿病；三是吃井水，为的是避免和减少痢疾；四是配有淋浴的澡堂，为清洁并为预防传染病；五是实行分食，为避免传染病，学生吃饭时各有自己的碗，菜用大碗打来，然后用汤匙分开来吃；六是放生理假。女大学生月经期间可以停止生产或其他劳动，必要时可以停止学习。学校还与边区保育分会协商，在女大专门设立一个托儿所，以便于教职学员的儿女入托学习。做了母亲的学员有一定的哺乳时间喂养婴儿，其余时间由托儿所照管，便于学员照常学习。 194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精简机构，合并院校，将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从创办到合并虽仅有两年多的时间，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女大先后毕业12个班，有1000余名妇女干部走出校门，或奔赴抗日前线，或留在地方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新中华报》记者秦芙所写，“女大是中国妇女前途的一盏明灯”。 编辑|吕丹妮 监制|赵洁 * 来源：天津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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