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影响与印象——之一

俄罗斯文学：影响与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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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的宝库里，俄罗斯文学堪称是最优秀、最震撼的现象之一，它在优秀的文学传统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深邃的创作思想和独特的写作手法，比如“生活的教科书”，“心灵的辩证法”，“含泪的笑”。无论是它壮美辉煌的黄金时代，丰富多彩的白银时代，还是革命现实主义盛行的苏联时代，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的转型时期，在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上，总是明月高悬、星光灿烂、光彩照人、享誉全球。而俄罗斯的经典小说更是俄罗斯文学的桂冠，塑造了无数个栩栩如生、震撼心灵的经典人物，无论是可叹的小人物，可悲的多余人，还是可敬的革命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表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的高度，令人爱不释手、高山仰止。

中国的1950后一代人，相当多的人有较深的俄罗斯情结，因为从小在中苏友好的年代里成长，唱苏联歌曲，看苏联文学文艺作品……虽然到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俄罗斯文学也相对远离了中国，但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里、莱蒙托夫、克雷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柴可夫斯基、列宾、叶赛宁、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那一个个遐迩闻名、享誉世界的名字，却深深的藏在了记忆里。

其实，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是在100多年前的20世纪初。1903年，第一本汉译俄罗斯文学单行本——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座绚丽多彩的文学宝库的大门。从那时起，俄罗斯文学影响了无数中国读者，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俄罗斯文学曾经成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据俄罗斯文学研究者陈建华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中国翻译出版了苏联文学作品达3526种，印数8200万册以上，涉及到1000多位作家，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报刊上刊载的苏联文学作品。它们占同期全部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一百多年来，俄罗斯文学陪伴和见证了几代中国文学爱好者和读者的成长，她的审美情趣、创作手法、价值追求和文化底蕴，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中国的大地上，哈尔滨无疑是最具俄罗斯文化底蕴的城市，那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俄式建筑，金色圆顶的东正教教堂，味道浓郁的俄式菜肴，随处可闻的俄语词汇，还有上学期间看过的原版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我仅仅在那里上了四年的大学。

而中东路进入中国土地的第一个大站——满洲里，则是另一个充满俄罗斯风情的中国城市，在那里的市民广场，矗立着俄罗斯文学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八位作家的雕像，每次走到这里，每次瞻仰那些著名文豪的栩栩如生的塑像，都像是重新接受了一次俄罗斯文学的洗礼，都是一次对于俄罗斯文学的重温和致敬。有人说：作家的塑像就像是移动的文学作品，也像是沉默不语的灵魂。当人们站在那些塑像面前，即使一言不发，也能从心底浮现出他们的作品里的名言词句，也能感受到彼此心灵的对话和沟通。

托尔斯泰，气宇轩昂、襟怀坦荡，突出的前额和眉骨下，那一双对人类充满忧思和同情的眼睛，深深地隐没在眼窝里。他那深邃而凹陷的双目里，包含着对俄罗斯民族命运以及人性和人道的深入思考，也充满了为寻求出路和解脱而上下求索，却始终不得要领的苦闷和沉思，那平静的面容掩饰不住深藏于内心的意志和力量，复杂难言、欲说还休的心理活动，就像俄罗斯那广袤的土地一样，坚毅、顽强，富有张力和深含底蕴，虽历经艰难困苦却愈挫愈坚。

柴可夫斯基，脸上的神态全神贯注、怡然自得，就像在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无论是《天鹅湖》的优美流畅、跌宕起伏，还是《如歌的行板》缓缓流淌、波澜不兴……他那微微张开的嘴唇，是在吟唱着《欧根-奥涅金》，还是在哼歌着《四季套曲》？从不同的角度端详他的塑像，你看得见他的表情就仿佛听见他的乐曲，时而低回婉转，时而细腻抒情，时而激情四射，时而窃窃私语，感染得每一个人的心情和神思也随着他的乐曲抑扬顿挫，不由得载歌载舞。

莱蒙托夫，诗人那表情丰富的脸上神采飞扬，明亮的双眸眺望着远方，微微挑起的眉梢呼唤着诗意诗情，就像是刚刚完成一部作品，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想要高声朗诵，想要与朋友和听众一起分享，生活中不止是悲欢离合，也有诗歌和梦想。他的代表作《当代英雄》是我在小学时期就拜读过的呢。

……

所有的雕塑虽然都只是一尊胸像，但构图合理、比例完美，线条连接承转流畅，神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在不断移转变化的阳光照射下，明暗对比的光影效果把雕塑语言的内涵和意蕴更加生动地表达出来，给人以震撼，发人以深省，催人以奋进，感人以至深……徘徊在俄罗斯作家们的群像之间，耳边似乎又响起了伏尔加河上船夫们的号子，沉郁、顽强、百折不回，与河水声、波涛声混合在一起，奏出一曲不屈不挠的战斗民族之低沉苍劲的乐章。

100年前的中国文化人，对俄罗斯文学有过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评说。李大钊作为革命先驱，希望文学能指引中国的道路和唤醒沉睡的民众。他说：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锋。瞿秋白也是革命者，也同样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指出：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鲁迅从俄罗斯文学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周作人则认为：俄罗斯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

这些中国文学和知识界的先辈们之所以推崇俄罗斯文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日本“俄罗斯文学热”的影响，早期汉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大多是留日学生从日文转译而来的，目的和动机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根据学者王胜群先生的研究，到1908年时，日本的俄译文学种类已然超过英译文学而居翻译文学之首位，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中期。康有为曾强调：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唯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提出了以日为师，变法图强的构想。但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很难融入其社会，特别是随着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日见明显，留日学生们深有感触、忧心忡忡，遂从“以日为师”转而“以俄为师”。俄罗斯文学作品因此被当成抗衡和疏解日本扩张野心的良丹妙药，为了救亡图存而大量翻译引进，因而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俄罗斯文学热。

借用文学以振奋民族精神，在很多民族或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日本社会拥趸俄罗斯文学也不乏这样的意图。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军事上是胜利者，但日本文化界却常常感慨道：虽然在战争中取胜，但在文学上却是落败了。日本人选择的反败为胜之法就是大量翻译引进俄罗斯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日本人对于俄罗斯文学普遍感到了一种土腥气，但却因此觉察出西欧文学所没有的可亲与怀念。这种“土腥气”，应该就是俄罗斯文学里比比皆是的对民族、对历史、对大地山川的深深地挚爱，因此才会让日本读者感觉到可亲和怀念。

当时的西欧，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了近代工业社会，快节奏的工作，生活的重压和逼仄的生存空间，让人们很难再以闲情逸致去欣赏农村的安逸和静谧。因而西欧各国的文学作品描写乡村生活的不如描写城市生活的更多更普遍。而俄国和日本都处于从传统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国家的转型过程之中，年轻人纷纷离开家园故土、背井离乡，走进光怪陆离的陌生城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艰辛，在熙熙攘攘人群中依然难以排遣的孤独寂寞，使他们在短期内很难融入和适应这样热闹、繁华却又陌生、冷漠的城市。孤寂使他们产生了对故土、对家乡的浓得化解不开的怀念和眷恋的感情，从而在投射和反映了乡土情结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引发了共鸣、找到了知音。无独有偶，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也都指出过中国、俄国在社会发展和民众心理方面的“相似性”。因此，处于相似社会发展阶段的中俄日三国在文学上的沟通、接纳和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罗斯民族信仰东正教，俄罗斯文学也深受东正教文化的浸润和影响。而基督教文化中有一种十分强烈弥赛亚情绪，就是坚信基督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性，应成为全人类全世界共同的价值标准。另外一方面，坚信人世间充满了苦难和折磨，人们只有依靠坚定的信仰、经受了这些磨难，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在东正教的教义和宣传中，多有颂扬推崇“圣徒”的作品。那些圣徒甘愿一生受苦受难，就是为了追求上帝的真理，虔诚的信仰上帝和不断地反躬自问，构成了圣徒的精神世界和现实行为的两个主要方面，而且正是在不断拷问自己的过程中，形成了将人间道德与基督神诫相结合的“道德神学”。特别是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主人公、包括作者本人，都是自觉地投入苦难生活中，经受身体和灵魂的煎熬，甚至是苦行僧一般的自我折磨，才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和心灵的升华。

这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略有不同。中国古代在儒家文化熏陶灌输下成长的士人们，更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更注重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格独立，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史留名，并不刻意追索超脱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灵魂世界”。所谓“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境界也没有上帝、教堂、偶像、礼仪那样的具象和具体。

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聂赫留朵夫、裂纹、拉斯柯尔尼科夫等人都是通过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而得到救赎，对于自我的内省和牺牲甚至达到了庶人社会道德标准及其想象力的极致，以至于充满了悲剧的色彩、悲壮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文学不仅在文本、文字上足以感染读者，也能够给出自我艰难救赎、成就完美人格的模式与路径，所以能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转型的社会，吸引众多读者，引发巨大而广泛的共鸣。这一文学传统和写作偏好直到苏联时代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他们笔下的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仍然用他们的高尚品格和牺牲精神吸引、感染和教育了几代中国青年，成为无数中国人崇拜和效仿的偶像。

深刻的主题，博大的关怀，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调，克制而不张扬的从容笔法，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感同身受、悲天悯人，这些各具特色的图版拼图出一个几近于完美的感人至深的俄罗斯文学殿堂。不过，灵魂的自我救赎与升华如何关照和呼应现实社会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仅仅依靠个人的反省救赎和宗教的道德感召，能否有效解决人们在现实社会面临的众多生活与生存的苦难和艰辛？俄罗斯文学所给出的内心自省和自我救赎的方案、模式或路径，似乎并未回答出或足以有效解决这一个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根本之问。

其实，从唯物主义和心理学的角度看，所谓内心的自省、顿悟和救赎、升华，也无非都是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所给予或留下的印记和反映。社会化、物质化的自然人能否拥有绝对纯净、不染人间烟火的精神世界？能否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通过纯粹的个体的冥思苦想、灵魂拷问，达到超然自我、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在现实中，很多自我的修炼或冥思，其实不过是将来自外部世界的折射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选择，并自圆其说地将纷杂的思想碎片体系化、系统化，以说服自己和他人。而在这个无法验证和检测的纯个人、纯私密的过程中，恐怕也难免出现将外部的假丑恶思辨和包装成为真善美的自欺欺人吧？而且，几乎所有自诩为理性主义的说辞，都不免存在“世人皆浊我独醒”的武断和自以为是，用真理在握的自信反对或排斥、贬低大千世界上和芸芸众生中具体而现实的人和事。特别是，如果把人类的自我反省和救赎归结为自我毁灭之一途，并把这种对人类本身的毁灭美化或涂装，实际上恰恰违背了人本主义的原义、启蒙思想的宗旨——“人，是宇宙间一切的核心与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或中介。”

简言之，俄罗斯文学的叙事和描写，总是不断地寻求新的灵魂拷问与精神升华，如果社会和内心都找不到，那就虚拟出来一个，在宗教情怀里虚拟一个高于人性的天堂，在现实世界里虚拟一个低于人性的地狱，而个体和自我则在这两极之间寻觅、摇摆、自省、救赎。这一文学现象似乎也反映出俄罗斯民族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种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民族精神和心理的复杂多面，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其他民族也所在难免。就像周作人评价自己身上和内心的两个鬼那样：“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绅士鬼、流氓鬼的纠缠让周作人痛苦万分又难以自拔。这一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分裂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俄罗斯文学却将其推向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唯一路径。遗憾的是，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和理解的自我折磨之后，依然未曾找到真正的有效的自我救赎和社会进步之路。人，还是那个时代的人，社会还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并未能纯粹依靠自我的反省和救赎，走向和实现人与社会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