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的爆发与延宕，本源是在政治伦理上，国际社会陷入了“民族国家”与“联邦国家”的“二难”。
早期斯拉夫人，对古希腊、古罗马帝国而言，与盎格鲁萨克逊人、日耳曼人一样，同为北方三大蛮族，是奴隶的来源，散居于东欧，细分成不同的族群。东罗马帝国衰败后，东正教流迁，进入并改造了斯拉夫社会，使之从游牧走向农牧定居、部族酋邦政权进阶为贵族等级合伙政权，形成“政教合一”的社会，也相对宽容地蓄留了大量流离的犹太人。但因教派分裂、族群差异、领主竞争，又分化出不同的政权体系。随后西欧天主教入传东欧西北部，割裂了信仰认同。蒙古帝国西进，在东斯拉夫地区建立金帐汗国，并与当地相同化。而巴尔干地区因突厥塞尔柱帝国的进驻，形成多族裔、多信仰混杂的“南斯拉夫”社会。其后，以“基辅公国”为首的本土势力驱离了蒙古势力，建立起“莫斯科公国”，进而演变成“沙皇俄国”，其民族定义为“俄罗斯族”，进占乌拉尔山以东广袤的北亚地区，南扩至高加索一线，其间兼蓄了众多族裔。
如此，斯拉夫社会裂解为三大板块，即信仰天主教的西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的东斯拉夫人、多种信仰混杂的南斯拉夫人，虽语言、习俗、信仰相近，但互不认同、且相互排斥。进入17世纪之后，西欧崛起，东欧社会以效仿西欧为荣，政权也通过哈布斯堡王朝的王权联姻体系，得以“融入欧洲”，跟进技术、强化殖民性扩张，并为西欧几个帝国的兴废出过大力。但因族裔、信仰差异，其依然不被西欧社会待见。倒是巴枯宁提出的“论黄祸”（[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得到了西欧社会的认同，并溯源至4世纪马扎尔人的西迁推翻西罗马帝国，还认为东斯拉夫人已被黄种人濡染而歧视之。
一战时，沙皇俄国尚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奴制社会，像既往一样，其承担了最大的陆战成本，社会崩溃而促发了“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了君主专制的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但其因与英法资产阶级政权结盟，无力结束战争。其后，列宁领导工人阶级的“十月革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其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以此退出一战。
一战是西欧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以后，奉行“民族国家”政治理念，在民族性“主权国家”间所爆发的一系列战争的延续，只是从本土打到了全球，胁迫结盟体、殖民地、势力范围政权也卷入其中。而苏俄政权继承了沙俄帝国政治版图，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联合体，其自然无法走所谓“民族国家”的道路，而只有采用“国家联盟”的模式，即在苏俄政权麾下，由多个民族性的共和国“加盟”而建立“苏联”，否则，就只会被外部势力操弄而陷入内战、走向瓦解。
对“国家联盟”形制，普京深为遗憾，说“（列宁）最大的失误，就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造成了国家联盟”（2022）。然而，多民族社会走向单一主权政体的“统一国家”，至少需要二大前提：
1. 认知上确立“民族合体共识”。在中国，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提出了多民族合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其作为一个特定实体，已现实地存在了数千年，从而用“复合民族”概念，走出了单纯而片面、仅适合西欧领主割据竞争、进阶为“民族国家”的认知误区。而当时的列宁不是站在“民族”立场上来理解“国家”的，而是基于“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的阶级立场来理解“民族”的，因为只有这样，“苏维埃政权”模式才有在当地社会一呼百应的效果，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维度。即便是在全民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也不将“民族”概念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以避免内部误读而丧失动员能力；
2. 在政治实践中，政权只有既保持民族特性、又消除民族差异，才能使“民族合体”从共识落实为行之有效的政治实践。在列宁之后的苏联，“消除民族差异”的努力是有的，但“保持民族特性”的着力不足，因其只需要维持着单一意识形态。如此，一旦上层的“苏联”架构发生风吹草动，基层潜匿的民族、信仰和习俗差异就成为肢解联盟政权的发力点。也因此，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为前苏联核心资产的继承者，直到2000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才算是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
因此，用“民族国家”伦理缔建“统一国家”，有其局限性。而在俄乌冲突中，“联邦国家”伦理也有其短板。沙俄帝国控制黑海沿岸，可追溯到其与奥斯曼帝国争锋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这也是促使俄罗斯走向工业化的起点。在苏联时期，温暖的黑海沿岸粮食充足、交通便利、资源丰富，适合工业发展，赫鲁晓夫将此地划归乌克兰这个加盟共和国，只需考虑经济协同性，而不需要考虑传统民族因素，于是，俄族人大量入迁，乌克兰遂成苏联最发达的地区。而苏联解体，并未按照“民族国家”模式来分割，只是按照旧的加盟型行政架构来拆解。这自然会遗留下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在俄罗斯在乌东4州搞“公投入俄”，力图恢复“民族传统疆域”，但这与当前国际社会所奉行“主权国家完整独立”伦理相冲突。同时，因俄族人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广有分布，如此操作，必然使得这些国家心存忌惮。且在当下，俄罗斯联邦内部还存有22个次级加盟政权，归属“民族国家”，主体由非俄族人构成。若俄族人想恢复其“民族传统疆域”，那将是俄族人自己的事，非俄族人有分担战争风险的义务吗？
正是因前苏联在政治伦理上的跳跃、加上拆解苏联的草率，使得今天的普京陷入了“民族国家”与“联邦国家”的“二难”之中，且是内、外双重的。北约以乌克兰为跳板进逼俄罗斯，虽然抗御很有必要，但武力进占乌克兰，在“主权国家”伦理中师出无名，于是才出台了一个概念模糊、不伦不类的“特别军事行动”说法。操作上而言，迅即推翻乌克兰现政权、扶持亲俄政权是最有效的办法，一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但在突袭基辅中，俄军心余而力不足，且乌克兰军、政不是一个体系，只得作罢。退而求其次，寻求保有既有占领、消耗乌军主力，但又因兵力不足，每每只能击溃、不能聚歼，使战事陷入僵持。反而，乌军在抗住俄军的“三板斧”之后，利用外援的远程火力孤立战场，声西击东地击溃哈尔科夫城外的俄军，迫使其仓皇撤退。
这种态势迫使普京寻求出路。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会议之后，普京旋即宣布联邦体系内“局部动员”，开出高价补充前方战力，并接纳乌东4州的“公投入俄”。这应该是其在该会议中作出了某些保证、得到了某些承诺之后的采取的断然行动。因为不论战果如何，只有将战火消弭，才可借力第三方、“勾兑”国际政治关系、低成本地达成政治目标。若战火久拖不绝，外部同情者也会陷入“民族国家”与“联邦国家”间的“二难”，不便选边站队、为俄营造适当环境——国际政治秩序、关系最终还是要靠实力、利弊得失来决定的。若不能停火，俄联邦内部也会因战争红利消失而陷入经济萎靡、社会动荡。当下，俄经济已有衰退的苗头，而一些加盟共和国民众就公然抵制或逃避无差别的“征兵动员”，使得俄联邦内部“民族国家”与“联邦国家”间的矛盾浮出水面，有再次撕裂俄联邦之虞。
当下，战事决定内外政治态势。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鼓励信众“勇敢地去履行你的军事职责吧。如果你是为你的国家而死，那么，你将与上帝同在，并享有荣耀和永恒”。这种说法显然自我否定了教团对世俗事务的超然性。而不论冲突进程如何升级、最终战果如何，俄乌冲突必将彻底撕裂东正教斯拉夫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