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上）：“斗酒学士”，诗酒人生

回溯王绩的生命轨迹，我们发现，在这位初唐文人的身上，既有阮籍式的沉醉啸傲，又有陶渊明式的隐逸出尘，当然，也有着属于他自己的特有标签。在大唐肇建之初的文化走廊中行走，王绩留给我们的影像，是特立独行的放旷姿态，是狂简疏野的诗酒人生。

作为一个由隋入唐的文人，王绩更多地被人们关注，是因为他三仕三隐的经历。关于王绩的生平，新、旧《唐书》给我们勾勒的轨迹比较简单，他生于公元585年，字无功，晚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是隋代著名学者王通的弟弟。隋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秘书省正字，不久，他便托病辞官，而后，又求得了扬州六合县丞这样一个外职。然而，这个官职他同样没有做上多久，很快，他便从六合“夜遁”，返归故乡龙门，一直到唐王朝定鼎，才以前朝官的身份，待诏于门下省，此后，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太乐丞，但这个差事王绩同样没有过多留连，很快他便再次挂冠归田。这一次，他算是彻底成了一个隐士，再无出仕的经历，而是终日“葛牛联巾，躬耕东皋”，或“乘牛驾驴，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动经岁月，往往题咏作诗”（吕才《<东皋子集>序》），贞观十八年（644），王绩病逝，终老于故乡。

这就是王绩在官方史籍中的一段简单履历，我们发现，王绩的三次入仕经历实在是微不足道，每次他履职的小官，也不过糊口而已，倒是他的三次隐身令人玩味：如果说第一次隐身乡野多少还有一些纠结，到了第二次归隐，就少了一些犹豫和徬徨，而到了第三次归隐，则已经是一种绝决的姿态，义无反顾的姿态。当三仕三隐的经历逐渐将王绩拽入到一个遁世的闭环中以自守，我们很想知道，王绩之隐的的背后推力究竟是什么?王绩之隐的思想脉胳又是如何一步步延宕开来的?

事实上，王绩和中国文化中的这个特殊群体——隐士们一样，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要与林泉为伴的，而那种在山涧与岩石的撞击声里悠闲地饮着酒下着棋，让松涛拂过棋案让酒香漫过指端的生命状态，也并非是王绩从青年时代就向往的生命状态。家承儒学，八岁熟读《左氏春秋》，应该说，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思想，从生命的初始阶段就在王绩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从他晚年写给友人的诗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当年那股兼济天下的少年豪气。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 ——王绩《晚年叙志示翟处士》

在这样的诗行中行走，我们的眼前，呈现出的是一个胸怀凌云之志博览群书勤奋好学的学子形象，而也正是怀抱着一腔“学剑觅封侯”的政治理想，王绩十五岁这年，即隋开皇二十年（600），便游历于京师，拜谒了隋代开国重臣杨素。据说当时杨府宾客满座，杨素见王绩是个孩子，根本就不以为然，王绩遂道：“绩闻周公接贤，吐飡握发。明公若欲保崇荣贵，不宜倨见天下之士。”彼时，在座的大将贺若弼与王绩的哥哥王度是好友，便起身向杨素推荐王绩，杨素的态度这才有所转变，和王绩谈起文章时务，而王绩尽管未及弱冠，面对眼前这位权倾朝野的重臣，却不卑不亢，“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子”。此后不久，王绩又干谒了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在这位独领隋代文人风骚的前辈眼中，王绩的诗文堪比“建安七子”之首王粲和“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的庾信，评价相当之高。有了杨素和薛道衡这两位最具重量级的人物作背书，初入京师的王绩相信，自己的仕途必定是一片光明。

然而，大业中的举孝廉除秘书省正字，却并没有让信心满满的王绩高兴起来。在别人眼中，能授秘书省正字，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以其诗书之才，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晋身之阶，但在王绩看来，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小官，并不是自己的志向所在，要知道，王绩的志向是“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自视有庾信之才的他面对这样一种才高命骞的境地，当然难以接受，那么，这个以简傲疏狂著称的文人接下来又是怎么做的呢?史书的记载是，他“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丞。”这似乎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一个秘书省正字，再怎么说也是一朝官，放着朝官不做称病辞职，反而请求担任扬州六合县一个小小的县丞，这不是离“觅封侯”的目标更远了吗?

其实，这种事未成功未立却引身而退的急遽变化，对于王绩而言，却是再正常不过。在中国文人的思想意识里，仕与隐更像一对相悖又相生的命题，熟读百家之书的文人渴望将自己的才学“售与帝王家”，但一朝不被帝王识，仕途的起点低过了自己的预期，另一种归隐的心态便会浮上心头。身处隋末的动荡时代，面对官场的“物情争逐鹿”“无处不营营”，王绩已经痛感到“赫赫王会，峨峨天府，谋猷所资，吉凶所聚。”再加之自己的才能在他看来并未得到真正的认可，于是潜藏于他骨子里的老庄之道便迅速挤占了上来。要知道，生于世代簪缨之家的王绩可并不是只读儒家经典，《老》、《庄》、《易》这三玄之书，同样也是王绩的枕边书。就王绩而言，竹林名士的弃世绝俗、遗世高蹈一直就是其所追摹的风度，而当儒家的晋身之阶并不合自己的高远之志，王绩生命意识里追求隐逸的另一面自然便会迅速主导他的行动。当然，这一次他隐得多少有些纠结，还是申请做了一个县丞这样的外官，而在王绩看来，远离京畿，又不乏口体之养，正好落得个逍遥自在。

然而，恐怕连王绩都不会想到的是，这一次的“小隐”竟会是自己日后“大隐”的开始。在王绩的心中，始终住着两个真正的隐士，一个，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另一个，就是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而正是这两个生命的标杆，让王绩的“小隐”逐渐成为“大隐”，由此，在隋唐交替之际，王绩的名字成为文人群体中淡泊功名不问世事的代名词。

王绩从阮籍那里收获的是生命的醉态。身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阮籍少年时代便展示出了过人的文学天分，但生逢魏晋之交的动 荡岁月，却让阮籍深陷内心的苦闷，心向曹魏政权的他既不愿投靠新兴的司马氏集团，又要保全性命于乱世，只能将酒作为逃遁世事驱害避祸的一道高墙。《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而在《晋书·阮籍传》中则有一个故事与之相对：“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教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为了区区三百石酒，阮籍可以屈节接受一个校尉小官，而面对在许多人看来是莫大荣幸的皇帝的求婚，阮籍却如避瘟神，大醉六十日而不醒，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似不合情理，但恰恰是这样一种生存的悖论，让阮籍得以保全性命。酒，给了阮籍恃才傲物的前提，同时，酒，也让他和司马氏集团之间划开了一道拒绝弥合的鸿沟，烂醉如泥的阮籍，实际在保持着一份不入浊流的清醒。

受到阮籍的影响，颇好杯中物的王绩也进入到了最深沉的醉态。话说王绩远离京畿赴任扬州六合县之后，没过多久，便因“嗜酒不任事”而被弹劾，加之天下已经动乱，隋王朝已经处在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上，王绩遂解官去职。吕才在《〈东皋子集〉序》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君笃于酒德，颇妨职务，时天下乱，藩部法严，屡被弹劾。君叹曰：“罗网高悬，去将安所。”遂出所受俸钱，积于县城门前地，托以风疾，轻舟夜遁。
	

“罗网高悬，去将安所。”这是王绩离开六合县北归故乡时发出的一声感叹，而彼时的王绩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杯盏，相反，回到家乡龙门之后，他更是终日处于酩酊大醉之中，常常是“昨日瓶始尽，今朝瓮即开”（《题酒店壁》）。他的酒量很大，但他的醉态却是自己有意为之，“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尝春酒》）；心情好的时候，他一定会痛饮，“春来日渐长，醉客喜年光”（《初春》）；心情郁闷的时候，他更是要一醉方休，“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赠程处士》）。当朦胧的醉意冲散了少年的豪情，王绩已经用酒为自己的隐居贴上了显著的标签。

当然，彼时在王绩的心中，“仕”与“隐”还在反复地交战。唐开国武德初年，王绩的身份又有了点变化——以前官待诏门下省，当隋王朝被新兴的唐王朝所取代，唐高祖李渊为了安抚天下，遂想出了这么个办法，而所谓的待诏门下省当然不过就是一个空头承诺，没有任何实职，而王绩之所以乐得享受这种“政治待遇”一直到贞观初年因“足疾罢归”，整整历经十几年，因原因竟还是因为酒！据说按照他当时的资格，每日官给酒三升，其弟王静曾问他：“待诏何乐邪？”他的回答竟是：“良酿三升，差可恋耳！”侍中陈叔达听闻，便将王绩的供酒增至一斗，时称“斗酒学士”。到了后来，归乡隐居的王绩再次“出山”，依然还是奔着酒去的。他自请去担任一个太乐丞的闲职，尽管吏部认为不合品级没有同意，但他却执意前往，其原因竟是因为太乐史焦革家擅酿美酒，总能有喝到好酒，后来焦革去世了，焦革的妻子还一直给王绩送酒。一年多以后，焦革的妻子又去世了，王绩不禁叹道：“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弃官而去。

从入唐后王绩的这两次出仕经历，我们看到，王绩与阮籍狂狷的个性已经越来越趋于贴合，阮籍可以为了三百石酒，屈节赴任一个校尉小官，王绩同样也是因为酒，选择两次“入世”，要么待诏门下省，要么太乐丞，官职不高，品级卑微，但有美酒为伴，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