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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3月21日刊登Tim Culpan的文章，指出科技公司有一条离开中国的路。 全球电子供应商希望将他们的制造足迹扩大到中国以外的地区，他们正在利用对电动汽车中使用的精密部件日益增长的需求，将生产转移到离他们的海外客户更近的地方。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可以缓解人们对供应链在短缺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过于依赖一个地方的担忧。 新的企业客户、根据当地市场定制车辆的需求以及一些政府愿意补贴建厂成本，使电动汽车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产能的催化剂。 富士康科技集团、和硕公司、仁宝电子公司和纬创公司都来自台湾地区，是为苹果公司、索尼公司和戴尔科技公司等公司组装电子产品的全球领导者。它们还为特斯拉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等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系统。现在，他们主要是在中国这样做。 但是，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将制造能力集中在一个地区所带来的高风险。富士康上周被迫一时关闭在南方城市深圳的生产，因为爆发了新冠疫情。在过去的两年里，富士康的大多数同行都面临着类似的障碍，因为当局试图阻止疫情的蔓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上现在还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加剧了对生产多样性的需求感。 这就表现在电动车的生产。政府、制造商和全球客户都在推动将电动汽车的生产，包括其高科技部件的生产，向着消费者市场靠近的趋势。本地化很有意义。汽车的体积较大，因此运输成本较高。而国内生产的汽车可以成为消费者的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一些电子制造商，如富士康，已经准备好承担最后的组装工作，或与汽车品牌客户分享这项工作。其他厂商如和硕和纬创则专注于系统和部件。同时，政府看到了通过在国内制造电动汽车来刺激新产业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机会。许多国家正在提供激励措施，让车辆在本国生产。 然而，将高科技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出去需要时间。在过去30年里，由于大量的工人和有利的地方政策，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地带。随着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兴起，为它提供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无数国际供应商也随之出现。由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运输，因此，也更有理由建立巨型工厂，而不是让生产能力分布在世界各地。 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当被问及为制造芯片、汽车和汽车电池而建设新设施的高成本时，富士康董事长刘德音告诉投资者不用担心：很多费用将由当地合作伙伴或政府承担。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傲慢，但却并没有错。富士康计划复制其所谓的建设、运营和本地化模式，让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入进来，这也就意味着由他们来买单。 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美国都渴望与富士康合作，制造电动汽车和相关零部件。去年，另一家苹果手机的装配商飞马公司宣布在美国投资1.64亿美元，专注于汽车电子和控制系统，而且，特斯拉已经是其客户。纬创表示，它有信心很快从电动汽车中获利，并在去年宣布与印度的Optiemus电子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和生产用于手机和汽车的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制造商是确保激励方案的专家。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不喜欢补贴，但这家美国公司实际上却得到了很多补贴。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新兴市场，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设置了竞争壁垒，电动车品牌及其供应链伙伴甚至可能不需要施舍。他们可以不提供税收减免、免费土地或现金，而是简单地实施配额，以确保在该国销售的车辆中电动车的最低比例。仅仅这一点就能帮助电动车公司在与内燃机同行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如果有更多的传统企业提供电动车型，那么对电子产品的合同制造商来说就更好了。 最重要的是，汽车的经济性与消费设备的经济性大不相同，这就减少了对高度集中于一个地区的供应链的需求。虽然电池是目前电动汽车的主要成本，但电子产品依然占40%，到2030年将上升到50%。这也就意味着一辆4万美元的汽车可能装有价值2万美元的芯片、传感器和连接器。 这些举措的风险在于，制造业的合作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成功。2019年，电动汽车制造商Rivian汽车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同开发一款汽车。不到三年后，这项安排因不明原因被取消。富士康与中国的拜腾合作的计划去年被搁置，因为后者似乎没有钱了。毫无疑问，制造商、地方政府和汽车客户之间的更多合作一部分会归于失败。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在新工厂破土动工之前，这些交易就会失败，而且不会损失太多的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将陷入像富士康进入威斯康星州那样的大型、令人尴尬和昂贵的失败。 无论具体项目是否成功，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确保电动车供应链不会像消费电子产品那样遭受集中风险。这肯定会让未来的高管和政治家们睡得更轻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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