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周总理一直是谦谦君子般的儒雅形象。但是作为从烽火岁月中披荆斩棘走过来的革命者，他同样经历了数不清的枪林弹雨和突如其来的危险。
而在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危险中，堪称最凶险的，当属1937年的“劳山遇刺”，这也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中领袖人物遭遇暗害的最为凶险的事件”。
那么，这起事件到底是巧合还是敌人的预谋？本期，笔者就带大家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
一：劳山遇刺
1937年年初，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和我党就合作问题展开谈判磋商。
在此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前往国统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3月下旬，周恩来亲自赶赴杭州，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4月初，他又返回延安，将谈判的详细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
可以说那段时间周恩来一直处于奔波当中。但即便如此，由于需要处理的事情还有很多，他始终没有时间停下来多做休息。
在延安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以后，周恩来又接到了新的任务：经劳山、甘泉等地，赴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之后经西安到南方和蒋介石再次谈判。
这是一次重要的行动，所以保卫局方面为了保证此次任务能够安全进行，专门制定了详细且秘密的计划：由一个加强排护送周恩来一行，大家乘坐3辆卡车一同出发。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1937年4月25日临出发前，周恩来由于临时有事，只能让担任护卫任务的两个班乘坐两辆卡车先行出发。这样，一方面不至于耽误行程，另一方面也能提前侦查沿途的情况。
对此，保卫局方面也是比较乐观的。因为自西安事变以后，随着国共谈判的进行，国民党应该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迫害我党成员。而且从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的也大多都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所以周恩来一行应该不会存在什么安全问题。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趟看似安全无碍的行程背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危险正在酝酿。
25日上午9时，周恩来一行正式出发。同行的，除了红军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还有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以及若干护卫队员。当时周恩来坐在驾驶室中，其他同行人员则坐在后车厢中。
当时从延安到西安，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公路，卡车只能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不过对此，大家都已经习惯，尤其是其中一些警卫战士，他们还是第一次离开边区，所以大家伙的情绪都很高昂，一路上说说笑笑，很是热闹。
车队一路西行，中午12时左右，他们穿过红军防区三十里铺兵站，进入了劳山地区。
劳山和延安相距并不远，只有50华里左右，但这里山峦起伏，山中又多灌木，地势很是险要。所以一进入这里，大家伙都警惕了起来。
当卡车缓缓驶进一处山坳的时候，大家伙突然听见前方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这声音当即就引起了陈友才的注意，他赶忙问身旁的战友，有没有听清是什么响声。
其中一位警卫员刘久洲想了想，回答说：“像是放羊人的鞭子声。”但对于这个答案，另一位警卫员却当即反驳道：“不对，这里是高山密林，怎么会有人放羊呢？”
大家一听，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四周的山林中便倾泻出雨点般的子弹，朝着车队扫射而来。
开车的司机见此情况，也意识到危险，于是当机立断将油门踩到底，准备一鼓作气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奈何敌人早有安排，他们将攻击重心放在了驾驶室和卡车的轮胎上。这直接导致卡车还没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轮胎就被打穿，司机更是全身多处中弹倒在了驾驶座上。
周恩来参加革命这些年也遇到过无数次生死危机，所以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他并没有慌张。相反，还没等卡车停稳，他就迅速打开了车门跳了出去，并向车厢里的战士们发出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虽然在周恩来的沉着应对下，战士们暂时顶住了敌人疯狂的攻击。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再加上敌人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战斗形势越来越糟糕，不断有战士受伤乃至牺牲。
而此时，作为周恩来随身副官的陈友才，由于被子弹打中了腿部，并没有从卡车上下来。这也让他能够更为直观地观察到敌人的动向和火力部署。他发现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只有右侧的山头，没有敌人布置的埋伏，可以作为突破口。
于是，陈友才当即命令战士们保护着周恩来往右侧山林中转移。
其实，在出发前，陈友才早就有所准备，他专门让周恩来穿着军装，他则穿上了周恩来常穿的西服，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危险情况下迷惑敌人。所以，为了能够让周恩来安全转移，陈友才在卡车上时而伏倒、时而站立，学着周恩来的口音，指挥着战士们向敌人反击。
而这样的举动，也确实迷惑了敌人，让他们以为陈友才就是周恩来，将火力向他倾泻。
最终，在陈友才等战士们的掩护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四人穿过山林，来到了南三十里铺检查站，得以脱险。
等延安增援部队赶到劳山事发现场时，发现留下来掩护的战士们基本全部牺牲，现场只有被敌人打坏的卡车和烈士们的遗体，敌人早已逃之夭夭。
实际上，在周恩来等人撤离后，敌人冲到卡车旁时，他们曾搜查过陈友才的身体，从衣服口袋中搜出印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再加上之前陈友才在现场的指挥，让他们一度认为现场的这具遗体就是周恩来的，为了泄愤，他们还在陈友才的遗体和身旁的毛毯上连捅数刀。
而这一件事，也让周恩来每每想起，都不由潸然泪下。当布满刀痕和鲜血的毛毯交到他手中时，他眼含泪水地说：“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工作人员整理他的衣服是，从贴身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中正是他和陈友才等4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题写着8个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劳山事件带给周总理的悲痛和难忘。
二：中共中央派专人彻查
当劳山事件传回延安以后，一时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要知道周恩来作为我党高级领导人，他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都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保卫部门提前做好了部署。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行却遇到了这么危险的情况。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背后是不是有人专门策划？
对此，当时延安方面有三种不同的猜测：
其一：此次袭击可能是日本特务或者国民党亲日派预谋策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共谈判；
其二：此次袭击可能是我党内部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追随者预谋策划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破坏国共谈判；
其三：此次袭击可能是土匪抢劫，因为查看过现场后，发现敌人只是抢走了财物和武器，但并没有拿走文件和密码。
要知道不管以上三个猜测哪种才是正确的，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所以查清事件真相，势在必行！
只是由谁去负责彻查呢？在这件事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人：谢滋群。说起来，谢滋群也是一位老红军，而且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从事保卫方面的工作，曾侦破过很多大案要案。所以将这个任务交给他，可谓是再合适不过。
谢滋群接到任务以后，就开始着手侦查。
首先，最容易侦查的可能性当然是上文提到的第二种，毕竟这些人现在就在延安。于是很快，就包围了张国焘的住地，就此事向张国焘了解情况。
因为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张国焘对此事也很配合。经过一番调查了解，谢滋群排除了张国焘及其追随者的嫌疑。
既然第二种可能性被排除了，那么调查的主要方向就是第一和第三种可能性了。但是这两种，调查难度显然都会很高，要从什么地方着手呢？
谢滋群不愧是侦查能手，他很快就找到了调查方向：一方面派出一批侦查员深入匪区，打入土匪内部调查；另一方面，他带着一批侦查员深入事发地附近的群众中走访调查。
很快，走访的侦查员就从当地一位李姓老汉那里获得了一则重要情报：在袭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李老汉正好在事发地附近砍柴，无意间看到一群土匪在布置工事。当时劳山地区匪患比较严重，李老汉看到这种情况以为这群土匪又要抢劫，害怕他们对自己下手，所以看到土匪后趁着对方没注意到他偷偷跑下山回了家。
同时，打入匪区的侦查员也及时送来了情报：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行为反常，很少回家。
两条线索都指向匪区的土匪，这时候，谢滋群已经初步判断劳山事件应该是这伙土匪所为。
但这只是根据两条线索做出的初步判断，要确认此事，还需要更为确凿的证据。经调查，有一个名叫李凤山的人经常到土匪头子李青伍家中联络，于是侦查员便秘密逮捕了李凤山，展开了审讯。
李凤山哪见过这种阵势，面对我军的审讯，他也不敢有所隐瞒，直接就招供了：劳山事件确实是李青伍等土匪所为。
土匪旧照
但事情发展到这里，谢滋群却依旧很纳闷，因为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要知道周恩来一行的行程都是绝密，这群土匪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谢滋群一边对知晓周恩来一行出行计划的人员展开了排查，另一边则让打入土匪内部的侦查员继续侦查线索。
双管齐下的情况下，侦查员们很快就查到一个名为冯长斗的人。此人正是土匪头子李青伍安插在延安南门的一个坐探。
冯长斗被捕后，虽然刚开始各种不配合，但是在我军的严密审讯下，最终还是交代了事情原委。
原来冯长斗此前就隐蔽在我军停车场附近，观察车辆来往的情况。恰好最近，他发现有几辆卡车停在那里，有专人守护，同时他还打听到最近我党要派人去同蒋介石谈判。他知道能和蒋介石谈判的，一定是我党的大人物，所以得知此消息后，他当即就将情况汇报给了李青伍。
只是李青伍这伙人，再怎么说也只是土匪，他们哪来的胆量袭击我党人员呢？
三：背后真相
其实，在中共中央迁到延安以前，延安南部的黄龙山地区就活跃着两股土匪势力。明面上的一股是惯匪，土匪头子正是李青伍，暗地里还有一股是国民党民团，土匪头子是当地的地主姬延寿。
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就注意到了这两股土匪。考虑到这两股土匪对当地老百姓的骚扰，中央专门成立了剿匪司令部，让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负责剿匪事宜。
原本这些土匪占山为王，就是靠着他们自以为厉害的武装。但现在红军到了延安，他们也知道以他们的势力很难和红军抗衡，于是刚开始他们便假意向红军示好。
然而，这只是姬延寿的缓兵之计。农历三月初三，当地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姬延寿专门邀请剿匪负责人吴台亮到所在的乡镇看戏。但这只是他的阴谋，他为的就是趁着吴台亮不在，让自己的民团匪帮转移。
好在吴台亮及时发现了姬延寿的阴谋，将他直接逮捕。
可是，当时由于国共正在谈判时期，国民党方面向边区政府施压，无奈之下，吴台亮只能将姬延寿释放。
释放以后的姬延寿当即带着手下民团匪帮向西转移，和李青伍匪帮汇合，使得匪帮人数直接扩大到了两百多人。
但这些匪帮并没有偃旗息鼓，有着国民党做靠山，他们开始策划更大的阴谋，拉拢收买了一些当地的地痞流氓给他们当坐探，开始刺探我红军情报。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青伍、姬延寿等土匪于1937年4月打探到周恩来将要前往西安的消息。李青伍左思右想，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他认为：“借如此机会杀了周恩来，既能给红军沉重打击，又能扬名国军，更能震惊世界，机会简直千载难逢，绝对不能错过。”
所以，在4月24日晚，李青伍和姬延寿带领着手下的土匪，赶到周恩来一行必经的劳山地区，埋伏在那里，准备对周恩来一行下手。
于是，这就有了本文开头周恩来一行劳山遇险的一幕。
四：铁腕剿匪
当谢滋群将这件事调查得水落石出以后，他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坚决、干脆利落地消灭掉这股土匪。
当他将这件事汇报上去以后，上级很快就同意了他的决定。而剿匪负责人吴台亮，更是专门提出了3条剿匪建议：
其一、派精锐部队足够的力量，从南边包围切断土匪退路；
其二、周围县四下联剿；
其三、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镇压有罪恶的土豪劣绅和坐探。
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剿匪工作拉开大幕。在我军的大肆追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股土匪就被彻底剿灭，而土匪头子李青伍、姬延寿以及坐探冯长斗等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均被处决。
至此，劳山事件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些牺牲的战士大仇得报。
不过此次劳山事件，也给我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
在劳山事件发生前，我党领导人居住的凤凰山杨家岭，保卫措施并没有那么严格；劳山事件发生以后，中央做出一项决定，专门成立了中央警卫营，从红军中抽调了4个完整的连队，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事情，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由领导过中央特科的周恩来亲自担任主任。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在那些峥嵘岁月中，我党领导人和同志们遇到过数不清的凶险。但这些凶险，都没有让他们退却。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无畏和勇敢，他们最终才破开重重苦难，带领着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