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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剧不题撰人，《曲海总目提要》将此剧题为姚茂良之作，姚氏为明成化年间人，字静山，浙江武康人。 此剧有明代汲古阁刊本，收录于《六十种曲》中[1]。本剧与《岳飞破虏东窗记》在剧情设计、情节结构乃至人物的唱词和念白上均甚为相似，其中提及了秦桧排宴时用“二两银子”摆两张桌子之事[2]，显系由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改作而来，只是将原本四十折改为三十五出，对原作中的故事也颇有简化，如删去了原剧第二十八折中周三畏的独白及第三十折岳飞向秦桧索命一事，每出皆拟二字作为标题，化元杂剧为明传奇。 从本剧增添的内容来看，对于杭州形胜颇为熟稔，如第九出中船户山歌中提到：“有时泊船钱塘门口，涌金门前；有时泊在吴山脚下，静寺河边。”[3] 而作者在剧中对番邦将领每有讽刺，如多次将《岳飞破虏东窗记》中所称的“胡虏”改为“丑虏”[4]，又在第二出中化用岳飞《满江红》时，将原剧中引用的“匈奴血”改为“月氏血”[5]等，正是由于作者生活于成化年间，对此前土木之变尚有历史记忆的缘故。 盖匈奴在北，大月氏在西，土木之变败于西部瓦剌而非北部鞑靼，故有此改动。故无论从空间还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本剧的作者与姚茂良的生平都是十分切合的，故将此剧题为姚茂良所作，未为不是。 不过作者对于元杂剧的体例颇不熟稔，不知杂剧之下场诗本是总结全折剧情而非人物下场时的自述。 如第十六出中周三畏的下场诗在《岳飞破虏东窗记》中作：“周少卿修行学道，秦丞相不分忠孝。今纳下象简罗袍，学逢萌还乡更好。”[6]本剧则将“周少卿”改为“周三畏”，盖原剧作者将“周少卿”与“秦丞相”做对仗，本剧作者却以为周三畏自称为“少卿”不妥，故将之改为自称其名。 又如上文提及的船户山歌竟然是第九出安排过下场诗后补叙出来的[7]，与杂剧的体例颇不相类。 而一些下场诗则干脆写在故事发生的中间，如第十出中作者增补了见于正史的书生扣马一事，并让金兀朮吟出下场诗：“马前仗剑蒙垂敎，他日功成不负恩。百两黄金为谢意，岳家指日便回军。”[8]然则这首下场诗并不见于《岳飞破虏东窗记》，金兀朮吟过之后也并未下场，反而继续唱曲，说明这一段应该并非作者的原创，而是从其它剧目中的完整一折毁入本剧的，所以才在同一出内有前后两个下场诗之误。 剧中又提及“蕉鹿之梦”[9]并不见于原剧，但却与其它典故同出《列子》一书，故本剧应在改造《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同时兼顾了其它同类型的剧作，甚或参考了《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南戏原作亦未可知。原剧中“昔日休听不贤妻”被改为“昔日休听大贤妻”，按：明代传奇中已经按照《夷坚志》等书中的记载刻画秦桧之妻王氏的阴毒，惟独元杂剧《东窗事犯》等有其“大贤妻”的形象，故本剧无疑是吸收了元代其它同题材的作品的。 在改造的过程中，本剧特别重视前后故事的衔接及故事本身发展的逻辑。如原作中岳飞及夫人赏春时只提及请两个儿子同往，并未交待其名姓，本剧则借岳夫人之口点出：“何不唤岳云、张宪一同赏玩？”[10] 在这里点出岳云、张宪名字，不至于使观众观剧之时一头雾水。原作中夫人和小姐一同上台，本剧则改为岳夫人先出，确定了岳云、张宪无法出现在现场时才请出小姐银瓶，更符合传统家庭的门风。 岳飞辞别道月和尚后对其偈子之言并未轻信，而与张保议论，又在此事后增添岳飞被朝廷缉拿赴京之事[11]，补出《岳飞破虏东窗记》之缺失。在周三畏勘问岳飞之时，作者又增加了其与岳飞的对谈[12]，无疑更符合故事的逻辑和周三畏本人的个性。 在处理岳飞夫人死难的情节时，尽管本剧已经删除了张保祭拜中关于岳夫人去世情况的表述，但仍将之改写为撞碑而死以配合原本的唱词[13]。原剧中虽然也提及秦桧回忆叶守一提及“若见施全，你便要死”的话[14]，但并未见其照应，本剧则补出秦桧受到叶守一偈子之事。 此外，本剧中又提到岳飞麾下有“两个孩儿岳云、张宪，部将王贵、牛皋”[15]，是王贵、牛皋之名第一次出现在杂剧当中，此后又将军队“一壁厢分付王贵，快点人马；一壁厢分付牛皋，催攒粮草”[16]，无疑提升了二者在岳飞故事里的地位。 特别是第八出中，作者将原剧中迎战秃忽没的将领由岳飞改为王贵，在使身份对等的同时，增加了他的出场，这为后来小说中王贵成为岳飞的重要部将乃至结义兄弟埋下了伏笔。 作者有意安插一些历史背景对本剧进行文学式的改造，如将原剧中“（康王）手下有中兴一名将，姓岳名飞”改为“手下新得四将，内有一将，姓岳名飞”[17]，以符合历史上“中兴四将”的成说，但删去“中兴”二字，盖金兀朮与赵宋本是敌国，自然不当将赵构的复国以“中兴”视之。 此外尚按照《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将《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的十三道金牌改回为十二道[18]，不过由于自身史学不精，故往往产生错误。 如其写金兀朮自述：“俺祖女直部落节度使乌古回达子刻钵里，俺这里白山黑水，因避大辽兴宗之讳，改号日大金。俺大哥哥炎寒太子，二哥答达郎君，第三个五花公主，则俺是完颜量兀术四太子是也。”[19] 然则按《金史》，金兀朮之祖为劾里钵，亦写作“刻里钵”，“刻钵里”之说将其末二字颠倒。“乌古回”当为乌古乃之误，乃劾里钵之父名，并非部落名字。“炎寒”即“粘罕”之误，即完颜宗翰，其祖完颜劾者为劾里钵之兄，故其与金兀朮乃堂兄弟。 金兀朮汉名为完颜宗弼，“完颜量”当即海陵王完颜亮之误，完颜亮被废后即有《海陵庶人实录》以污之，故其传说流传甚广，易与金兀朮的故事融合。“答达郎君”史无明书，应是“鞑靼”之音变，盖明代受瓦剌、鞑靼之扰甚久，故作者将之编排入内。 “五花公主”亦不见于他书，《续精忠记》有“金兀朮四太子带领夏金吾、花花宫主”[20]，花花宫主为金兀朮之女，亦是金国重要战将，其名于后文又写作“花花公主”，此处“五花公主”或即夏金吾与花花公主联名而致误。 在人物塑造方面本剧颇有可取之处，如尽管作者对番邦多有微词，却并未在剧中刻意丑化金朝将官的人物形象，相较于《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的描绘，作者有意删去了秃忽没和哈迷赤二人“攻城略地全不济”的自陈，使金兀朮的部下也多了几分将领的威严。 作者将原作中的第七折移为第八出，并增添出一个新的第七出来，极写金兀朮一行的狼狈，但这种狼狈是为了反衬岳家军的神勇之能的，而非对金兀朮的丑化。 所以作者用一段由一念到十的雄浑的念白极力突出金兀朮的整军能力，又使之以一段前腔退场：“皮裘任穿不怕寒，劣马偏骑惯。弓开雁坠云，日落穷庐暗。打辣酥满斟一醉酣。”[21]令金兀朮的塞外豪杰之气力透纸背，而非以脸谱化的形象丑化岳飞的对手。 但受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将岳飞改造成为一个愚忠的形象。如在接到命令自己班师回朝的旨意之后，岳飞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反应：“旨意已到，快分付掌号，班师便了。”[22]等到使者说出“大将军，你切莫计功多，朝廷立意和”的时候，岳飞惟恐得罪朝廷，说道：“朝廷罪我，快分付张号回军。” 其唱词《滴溜子》，《岳飞破虏东窗记》作：“钦朝命，钦朝命，疾忙趱程。擎宣诏，擎宣诏，怎敢暂停？此行君王之命，将军岂敢停，便须拜听。即日班师，且莫进征。”[23] 本剧将“钦朝命”改为“离朝省”，前者是奉皇帝之命不得已之意，后者为思朝廷心切之意，有被动与主动之别。“将军岂敢停”改为“将军岂可违”，前者尚有害怕之意，后者完全是基于君臣伦理的盲从。 经过这样一番改动，岳飞成了从内心中服从皇帝的忠臣，但却因此失去了自身的个性，也使得班师这一场戏缺乏了《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原有的英雄末路的凄凉之感。 至于岳飞父子三人死难时，原剧中写“孩儿休说闲话，生死一处，可全忠烈之名”[24]，被本剧改为“不要说了，我死为忠，你死为孝。”[25]将忠孝同构，陷入了“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的叙事窠臼。甚至他还在死前亲自设计，引诱岳云、张宪入彀，并说出“自古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的迂腐之言[26]。 至此，作者完成了岳飞愚忠形象的建构，算是本剧的一大败笔。相对来说一些问题上的问题，如在刊刻的过程中的舛误，如将金兀朮的部将秃忽没又写作“土胡朮”[27]等，相较而言，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了。 此剧的影响甚大，焦循《剧说》卷六引《极斋杂录》说：“吴中'富翁宴客，演《精忠记》。客某见秦桧出，不胜愤慨，起而捶打，中其要害而毙。众鸣之官，官怜其义，得从未减。” 可见此剧之动人，故由本剧平添出的许多情节亦为影响广远，许多细节为《说岳全传》所继承，如万俟卨因押运粮草迟到后免死后被罚四十军棍之事[28]，岳飞与道月和尚成为了故人而非《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的首次见面[29]，原剧中万俟卨对岳飞使用的炮烙之刑也在本剧中被改成了“披麻问、剥皮拷”[30]，岳飞的伴当张保在本剧中有了“马头张保”之名[31]，施全行刺秦桧的桥名为“众安桥”[32]，叶守一给秦桧的偈子有“久占都堂，蔽塞贤路”之讥及施全行刺之谶[33]等，都是明证。 而前文中所论及的由《岳飞破虏东窗记》原创的许多情节，多数被本剧继承下来，故《说岳全传》对《岳飞破虏东窗记》的继承也未必不是经由本剧间接实现得到的。 此剧题为：“西陵李梅实草剏，东吴龙子犹详定”，收在《墨憨斋新曲十种》中，收录于《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又有冯其庸《精忠旗笺证稿》[34]。 李梅实生平不详，冯梦龙则为苏州人，明末通俗文学家。由于李梅实的原作已经佚失，便无由得知其情形究竟如何。但就其情节安排来看，则是很大程度受到《岳飞破虏东窗记》及《精忠记》的影响的，相对而言，本剧受《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影响更大，如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时犹豫的反应以及秦桧游湖遇鬼时的恐惧都是《岳飞破虏东窗记》的独有，而为《精忠记》所不具备的。 作为明代重要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氏以艺人的自觉，根据史书的记载对本剧做了不少调整，又用了文学的笔调进行了艺术设计上的巧妙安排。 如无论是正史还是从前的杂剧中，所谓张、韩、刘、岳皆解释为张俊、韩世忠、刘光世与岳飞，本剧则将“刘”刻画为另一位抗金名将刘锜。又其写岳飞和秦桧的家庭，作者将岳飞的夫人由此前的张氏调整为了历史上的李氏，并刻画其对政治有颇为透彻的见解：“如今忠臣若出得力时，国家也不到这般了”，劝岳飞“学陶渊明为晋处士”[35]。岳飞则回复：“学宁武当愚则愚，天未与避凶趋吉的肠肚”[36]。 李氏一方面以家庭的角度做切身的是非的辩难，另一方面以国家的角度做宏观的政治分析，均不能使岳飞动摇，使其精忠多了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 而在塑造秦桧的家庭时，作者有意写秦桧之妻王氏与金兀朮通奸，目的有四： 一、与岳飞的家庭做对比，秦桧与岳飞的忠奸之别不仅在个人也在家庭，岳氏清，秦氏浊。 二、将秦桧的上位污名化，隐喻其非靠自身的能力而是靠妻子通奸而上位，极力突出他在政治上的无能和道德上的无耻，对奸佞之人给予道德上的诽谤，对于听戏的一般市民而言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 三、王氏通过对秦桧和金兀朮在房事上的比较，得出了“中原男子都是脆弱，及侍太子，始知人间有男子耳”[37]，暗示秦桧的性无能，这也是满足于市民的审美趣味的。 四、用此细节突出金兀朮与秦桧夫妻的关系，即以秦桧为臣，以王氏为妾，二人归宋后被赵构处以尊位，说明赵构亦以金国的臣妾自处。 故此剧仍是以忠奸对立而非抗金为主线的作品，第十折中秦桧正与夫人游湖，沉迷在喜庆的气氛里，然则岳飞的捷报传来却令他“兴尽悲来”，这是以岳飞之喜冲撞秦桧之喜，又因秦桧之悲反而塑造了岳飞殒身丧业之悲，以岳飞之能映衬秦桧卖国之坚决，与《说岳全传》中看到蜡丸之后才想到的突然发难相比，其优劣不可以道里计。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对主题的探讨更为深刻，并非如此前的剧作一样将矛盾仅引向秦桧，而是直接将赵构定为了岳飞冤案的罪魁祸首。岳飞临终之前预备拜辞被掳至北国的二帝及当今皇帝，被狱卒抢白：“那样东西，就不辞他也罢了。”[38] 在冯梦龙笔下，无论是前任还是现任君主，一律成为了“那样东西”，这种对君王轻蔑的态度在现存的岳飞题材的剧作中实在是颇有个性的。 而其写十二道金牌的传达时，舍弃了《精忠记》里岳飞愚忠的形象，而采用《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的犹豫和遗憾，相较后者却更为细腻。 本剧中，十二道金牌分为六次颁至前线，没接到一番金牌后岳飞的反应由敷衍到拒绝，再到无奈，及最终的伤感执行，将一代名将功败垂成的心理活动描绘得淋漓尽致，也在从前戏剧的基础上将这一悲剧推向了巅峰，这实在是很好的小说材料，惜乎《说岳全传》所不取，反而既写诏书又写金牌，前后拖沓半年之久，使岳飞逡巡、死守，坐失良机，反而增添了他的愚忠，十二道金牌齐下，更令压仄感荡然无存。 好在冯梦龙的剧作尚存，使我们得见这样处理的巧思。另：剧中又引岳飞《满江红》词，用语与今世所传本不同[39]，不知是传本如此抑或冯梦龙氏改造所致，颇可为本词研究者注意。 剧中对于岳银瓶、倩红、小碧等女性形象刻画得亦十分生动，特别是对岳飞之女岳银瓶的塑造得不落凡品。剧中设计其为岳飞绣旗及袍之事，不见于他书，当是冯梦龙对于《精忠记》中贵、贱二裁绣袍一段滑稽戏的改造，不但写出其对父兄的情谊及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其对前线将士的关注和同情，其对人物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又将《精忠记》中的张保探监改为银瓶探监，在探监被阻后作者虽然不免写及写她的无助和啼哭，却也写她在被拒绝后的清醒与决绝，显得人物很有生气。 至于她的投井，《西湖游览志余》说：“宋银瓶女，武穆季女也。闻王下狱，哀愤于叩阙不能，抱银瓶投井死。”[40] 其死因乃是对当时朝廷不公的绝望，《精忠旗》则更进一步，连朝廷也在被申诉的对象之列，其死前留言：“诉知上帝、上帝呵，人无望，帝或怜，必不私奸桧”[41]，这是对现实社会的深深绝望。 作者在写岳银瓶的情绪变化时，更是层层深入的，先是其对母亲分析：“母亲差矣，秦丞相若是私仇，倒还可解。他欲坚和议，先害忠良，况有万俟卨辈辅之为虐，锻炼成招。人心已死，安知天理？”[42]是十分理性的判断。 然则其随后与母亲一同焚香祷告，则是一种带有人情味的对母亲的安抚及基于对父兄之爱的自我欺骗，等到岳飞一行的死讯传来，她便以一死表现了对时代真切的绝望。这些情节无疑是对《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凶梦问卜、母女焚香及银瓶投井等事件的改造，只是将其全部集中在一节，以增强故事的冲突，是很得戏剧创作的三昧的。 相形之下，《说岳全传》中的岳银瓶仅因自己是女儿之身，不能为父兄报仇而自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反而彰显了懦弱，就这个层面说，《精忠旗》的艺术成就是远在《说岳全传》之上的。 本剧乃是一部悲剧向的作品，如岳震及岳霭（即岳霆）之死全非史实，二者并有后代存世，作者大约吸取了历史上的岳雷卒于岭南之事设计出《忠裔道毙》一折以深化故事的悲剧性。 剧的最末以岳飞亲审秦桧为结局，盖终阳间之世，岳飞不惟受委屈且受其侮辱，乃至其受讯时，狱卒作声而叱：“叉手正立”，使岳飞不得不感叹：“吾尝统十万军，今日乃知狱吏之贵也。”[43]因此在民间话语中一定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方才使观者痛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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