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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一生共拥有三十五个孩子，在他年老立储时，朝廷皇权争夺纷争不断，康熙为此煞费苦心，特意两次对大臣隆科多下旨，意在为他的后人进一步垫稳根基，是帝王心计，更是父母仁心。  千古留名康熙帝要说起清朝，康熙帝绝对是人们脑海中浮现的高频词，这个少年天子，以一己之力将清朝推向高峰，可谓是能力非常之高。 康熙帝生于1654年5月4日，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孩子，母亲则是汉族普通嫔妃佟氏，而且康熙帝出生时，清兵入关才到第十个年头，顺治帝还忙于军事无法分身。 种种加起来使得康熙年幼时并不受重视，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日后为清朝的政权巩固和发展创造不凡业绩。 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感染天花，临危受命于年仅八岁的康熙，命其为皇位继承人，同年，顺治驾崩，康熙身披龙袍坐上皇帝之位。  康熙继位后，勤加苦学，除了学习经史和传统治国理论之外，康熙帝还积极学习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在他之前的中国皇帝学习中绝无前例，也为清朝自然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康熙在任初期，在各方势力的帮助下，他首先清除了当时为祸一方的鳌拜势力，又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用于治国实践，使得清朝入关以来的各种弊政得以被及时纠正，国家的治理也逐渐走上正轨。  随后，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以及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接连发动了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武装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八年。 由于这三个地方都拥有实力雄厚的军队，能够操纵地方官员的任免，还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从而垄断地方财源累积了强大经济实力，所以平反叛乱的仗打得十分艰难。 这八年里，康熙帝坐镇后方排兵布将，理论联系实际，施展其文韬武略游刃有余，最终成功平定三藩，巩固了清朝政权，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平定叛乱后，紧接而来的是历史遗留问题。 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建朝初期少不了对汉族的血腥镇压，这使得当时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十分严重，民族的对立势必会造成国家分裂，康熙帝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先后采取了笼络遗民、尊重汉族习俗以及亲近蒙古族等措施，使得民族对立有所缓和。 “三藩之乱”平定后，在采取措施化解一度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的同时，康熙帝也开始把眼光转向边疆，先后进行了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和征讨漠西蒙古噶尔丹叛乱的军事行动。  对于台湾郑氏集团和噶尔丹叛乱分子，康熙帝不止重视军事征缴，同时还十分重视政治招抚；对于抗击沙俄侵略，康熙帝也有礼有节，不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也成功地挫败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侵略中国的阴谋，捍卫了国家的独立。 进入康熙二十年后，中国又恢复了统一，然而这个局面必须依靠康熙的持续经营才能持续。 为此，康熙帝除了利用多重机构反复探讨以减少决策随意性、盲目性之外，还打击党争，创行密折，加强监察，并根据清朝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改革旗务的重要活动。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后，清朝终于实现了海内一统，入关以来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大有缓和，清朝的中央集权也进一步加强。  但是康熙并没有满足于此，他选择走出紫禁城，在全国范围内实地考察，由此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倡廉以及抗震救灾工作。 康熙帝与以往皇帝大有不同的还有鼓励工商业发展，他开放了矿禁、海禁，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 康熙五十年后，康熙步入晚年时期，政事逐渐废弛，吏治也大不如从前，对于一些事情还作出了错误的处理，但总体来说，康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帝。  天选之子隆科多康熙一生多妻多子，到了晚年时皇子们的竞争尤为激烈。  深知帝位艰辛的康熙预料到，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一旦自己去世，朝廷将陷入混乱，不管哪一个儿子最终坐上皇位，如果根基不稳，就势必会被大臣所左右。 因此，康熙帝必须提前为将来的储君选好左膀右臂，这个人必须要有足够威信，同时也要足够忠心。 选来选去，康熙看中了年羹尧与隆科多。  剧情 年羹尧出身官宦世家，在康熙三十八年中举，随后担任四川、广东学政，之后更是娶了当朝大学士明珠的孙女，妹妹嫁给了当时的四阿哥雍亲王。 康熙四十八年后，年羹尧一路高升，最后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主持西北战事，在康熙晚年时，已经成长为一代朝廷重臣。 当时康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觉得四阿哥雍亲王是最佳的皇储人选，年羹尧又与四阿哥是亲家，自然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剩下就是隆科多了。 隆科多的身份可就比年羹尧要尊贵得多，隆科多出生于佟佳氏家族，祖父佟图赖是清朝的开国功臣，父亲佟国维是当朝重臣。 并且，隆科多的姨母及两个姐姐都分别嫁给康熙皇帝。 有这样的身份加持，隆科多的仕途自然一路顺畅，之后一直高升到步军统领，负责保卫京城，康熙也是对隆科多青睐有加，十分信任。 可是在当时的清朝，朝廷上有一半的朝臣都与隆科多有血缘关系，这是隆科多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康熙心里明白，如果隆科多日后对新储君有了异议，那么朝廷之势极有可能只因他一人而有变化。  所以康熙要抢先一步确保隆科多的忠诚，于是他用了巧妙的一招。 康熙先是秘密接见了隆科多，在一番攀谈后突然发下一道旨意：命隆科多陪葬。 接到圣旨的隆科多大惊失色，自己还是大好年华，仕途还没有走到尽头，荣华富贵都没有享受够，怎么可能白白结束自己的生命去给康熙陪葬呢！ 可是就算隆科多与康熙关系再怎么亲密，皇上颁下的圣旨他也不能违抗，犹豫片刻，他还是接下了圣旨。 从皇宫出来回府的路上，隆科多就已经在想自己的退路了，能够让皇上有所改变的也只能是皇室之人，他想到了四阿哥雍亲王。 在背地里，其实大多数人都默认四阿哥是将来皇储的最有利人选，所以隆科多转头就去找了当时的雍亲王。 雍亲王正处于笼络人心的关键时刻，隆科多的身份与家族对他极有益处，对于他，雍亲王自然是不会轻易拒绝。 但他虽是康熙儿子，也不能随意为大臣的生死求情，这是皇上的忌讳，雍亲王听了隆科多的请求后，多次追问他是不是犯了什么不得了的大罪。 对此，隆科多也是郁闷非常，之前康熙就曾告诫过他，要想高升，就要与佟佳氏家族远一些，这一点他一直自认做得很好，要不然也不会走到今天的位置，所以康熙这一道陪葬圣旨实在是让人有一些摸不着头脑。 听见隆科多的再三否认，雍亲王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去拜见了康熙帝，在他面前斟酌用词，小心翼翼地为隆科多求情。 却没想到坐在高处的康熙嘴角竟有些上扬，心情颇好的样子挥了挥手，就撤销了这道殉葬圣旨，甚至还又下了一道圣旨提拔隆科多为顾命大臣。 咎由自取迎死局雍亲王对康熙的这两道圣旨有些莫名其妙，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并没有花多大的力气为隆科多求情，毕竟他也摸不清楚康熙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也不能确定隆科多是否有所隐瞒。 但是既然康熙是以雍亲王劝说为由，对隆科多连降几道圣旨，那么雍亲王自然不会拒绝。 当他把圣旨带到隆科多面前时，不知道内情的隆科多感激涕零，将雍亲王看作了自己的再生父母，当场对雍亲王投诚，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看隆科多如此反应，聪明的雍亲王立马就反应过来这是康熙帝在给他送忠臣呢！ 康熙六十三年，康熙帝驾崩，雍亲王奉密旨登基，改国号雍正，自此开启雍正王朝。 在雍正上位初期，既因他有意拉拢，又因康熙的两道圣旨，隆科多为雍正的皇位巩固作出了不少奉献。 雍正也对隆科多非常信任，在许多事情上都会咨询他的意见，然而这和谐的关系仅维持了不到两年。 隆科多在这期间逐渐露出了真实本性，他居功自傲，擅权结党，对于皇家的人也偶有不尊，这让多疑的雍正逐渐对隆科多有了不满，但雍正一度选择忍耐。 雍正的宽容和宠信反而更加助长了隆科多的放肆，他甚至多次查收朝中的人事任免，常常不经皇帝同意，只是简单地通知一下吏部，就将自己的私人亲信授予官职。 之后，隆科多更是将自己的财产分藏于亲友家和寺庙里，这一点让雍正知道后更是不满，几番下来，雍正逐渐生了除隆科多的心思。 雍正三年，雍正第一次以严厉的口吻训斥隆科多包庇之罪，同年又借各种由头将隆科多的太保、一等男爵等身份削去，还将以往的赏赐都收了回来，隆科多彻底失宠。 雍正四年，雍正令隆科多前往阿尔泰岭，商议准噶尔游牧地界，之后再与俄国使臣商定两国疆界。 在隆科多离京的同时，雍正就下令让刑部彻查隆科多住所并且审查其家仆，一番审查后，家仆供出隆科多收朝中诸多大臣厚礼之事，之后更是在隆科多住所发现了他私藏的“玉碟”底本。 旧账垒新罪，雍正对于隆科多忍耐到了极点，怒不可遏，当即下令让还在与俄国使臣谈判的隆科多回京受审。 1727年，诸王大会给了隆科多四十一条大罪，其中除了私藏玉碟之外，还包括交结、庇护年羹尧等。 但要是真正说起来，这还是因为雍正早年对隆科多表现得极为亲密，让本来看不上隆科多的年羹尧逐渐转变了态度，最后才与隆科多有所交集，只能说，这四十一条罪名里有好些都是雍正有意强加，只能说他除隆科多之心非常强烈了。 但是顾及到隆科多身份以及康熙帝的嘱托，雍正并没有直接对隆科多处以死刑，而是将隆科多圈禁了起来，之后还多次降罪于隆科多家人。 隆科多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又日日听闻家族坏消息，心理情况每况愈下，最后在雍正六年在被圈禁之地抑郁而终。 这一位侍奉过两位皇帝，曾只手遮天的名臣就此结束了他的故事。 在隆科多之后，雍正并没有停止屠戮大臣的脚步，他先是将危险皇位的兄弟们一一清除，之后又将有所怀疑的大臣以各种罪名除去，其中包括张廷玉、汪景祺等人。 与清朝的康熙与乾隆帝相比，雍正的名字较少被人们所提起，虽然他的猜忌、冷血等性格一直让人诟病，但不可否认，他仍然对清朝的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 整顿吏治，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军机处，废除腰斩等酷刑以及稳固西藏边疆等都是雍正所做下的功绩。 只能说，任何一个人都有好有坏，只看怎样去利用了，如果隆科多最后没有恃宠而骄，如果雍正能对他人多一份信任，那么清朝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康熙临终前为何要让一个男人陪葬》；《新传奇》，2021第45期 《雍正传》；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02 《清朝全史 珍藏版》；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05 《大清王朝 1；》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08 《康熙》；海南出版社，199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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