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龚心钊与龚心铭不止收藏国宝重器

古泉文库 2022-05-07 发布于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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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公元前344年，通长 18.7厘米，内口长 12.5厘米，宽 7厘米，高 2.3厘米，容积 202.15立方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中这个像煤铲一样不起眼的斗状物，没有古代青铜器上奇丽的纹饰神秘的图案，没有惊艳的造型，更没有精湛的制作工艺，却是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商鞅方升。

马爷曾在《观复嘟嘟》里聊过这件文物，说当年龚心铭将此物藏在上海师大，才得以保住。

龚家的收藏至少在龚照瑗的上辈就自合肥开始了。但能称得上“玩家”或“收藏鉴赏家”的，还是龚心铭、龚心钊兄弟。龚心铭的斋名为“怀麓斋” ，龚心钊的斋名则是“瞻麓斋”，皆怀瞻前辈之意。

《金石学录续补》下卷：“ 龚心铭字景张，安徽合肥人，官江苏道员。藏有秦方量一，乃近年关中出土者，…… 定为商鞍所制之量，自著考释甚详。又凤台县八公山所出之金饼，文曰“郢爰”、“重爰”，君所得有十余种。藏三代秦汉印几千纽，编为《怀麓斋印谱》。”

不过可惜的是，《怀麓斋印谱》今已不可见，所以龚心铭收藏的几千纽秦汉古印已不可考。

龚心铭（右）龚心钊（左）老哥俩

合肥第一大家族

近代合肥有“龚张李段”四大家族之说，其中龚家高居榜首。这后面的三家，分别是张家——清末淮军将领张树声家族、李家——李鸿章家族，和段家——段祺瑞家族。合肥龚家，自明末清初的龚鼎孳开始便声名显赫，至今四百余年，名流辈出。

龚鼎孳（1616~1673）是合肥龚家七世孙，字孝升，做过明朝的官，也投降过李自成，后来还做了清朝的六部大臣，“一臣侍三君”，在史书里被列作“贰臣”。但另一方面，他又能保护文人学士，敢于为民请命，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著名的“六尺巷”（让他三尺又何妨）典故便与其有关。

龚家十二世的龚照瑗（1835~1897），字仰蘧，号卫卿，生于清道光十五年四月初四，勤奋好学，热衷于科举，却无奈数次赴考都天意弄人、名落中山，后来只好用财物捐个官来满足心愿，因此后来在官场上受到颇多排挤与轻蔑。但龚照瑗聪明好学、精明稳当，深得同乡李鸿章的器重与提携，后来成为第一代大清驻外使节，曾任驻英、法、意、比公使。1896年，龚照瑗与其侄龚心湛曾在英国诱捕孙中山，轰动一时。

龚家自龚照瑗之后，又陆续出了多位名头极响的外交官，如：

十三世龚心钊（龚照瑗次子）是清末驻英属加拿大总领事；

龚心湛（龚照瑗堂侄）曾驻外使馆八年（后还曾代理民国总理103天）；

十六世的龚普生是我国第二位女大使、驻爱尔兰首任大使；

龚澎则是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部长助理；

龚澎的丈夫乔冠华也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

龚家堪称名副其实的“外交世家”。

龚心铭喜爱收藏鉴赏，鉴赏水平也非常高。他在浦口建起“龚氏汤泉别墅”后，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放他最为看重的印子金和商鞅方升。龚心铭把这间屋子题作“周爰秦量之室”，并以此为自己的斋名。

1925年，龚心铭结集出版了《浦口汤泉小志》，内有《楚金爱考》、《秦鞅量考》两篇重要考证文章。因为《浦口汤泉小志》的出版，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了龚家藏有商鞅方升。

国之重器

商鞅方升，旧名商鞅量，是商鞅为秦变法统一度量衡时所监制的标准量器。

升呈长方形，一侧有中空柄，其余三侧及底面皆刻有铭文。

量，是计量物体容积的器具，古代量器多用于计算农作物的多少，是商品交换和农业赋税的重要参照物。
升，是较为通行的容量单位，最早见于战国后期刻有铭文的量器和记容器物上。

方升上刻有两组相隔100多年的铭文。

第一组铭文在器侧："十八年，齐䢦（率）卿大夫（合文）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 及器柄对边“重泉”

大良造是秦孝公时秦国最高的官职，掌握军政大权，而“大良造鞅”指的便是商鞅。

位于器物右壁的铭文内容“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则交代了方升的容积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规定了一升的容积。

重泉。《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落城重泉”，可知重泉为地名，在今陕西蒲城县。

对第一次所刻铭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理解为：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国派遣使团至秦国商议大事。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该方升的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一升的容量）。方升用于重泉。

方升的第二组铭文是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位于器物底部及第一组铭文的对边：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龚心铭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两次篆刻的铭文进行了分析，对于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先生认为：“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文字较肥，而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钟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指出方升使用的地方虽然由重泉改至临地，但度量衡标准仍以本原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商鞅之法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仍然在发挥它的作用。

法·统一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秦始皇时期的量器“始皇诏铜方升”（下图），其器型与商鞅方升相似，容积为215.65毫升

外壁一侧所刻铭文也同商鞅方升秦始皇铭文相同，可以说明始皇兼并天下后，沿用了商鞅时所定的容量单位、单位量值及标准器形，正可谓“商君虽死,秦法未败”。

不能当个罪人

后来，龚家的产业陷入困境，经常靠抵押换取家里用钱。龚心铭曾将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栈抵押给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将至，还不上钱，银行提出你把商鞅方升来做抵押就可以，龚家就可以继续到银行支取银钱，要多少钱给多少。当时龚心铭年事已高，这事情就交给自己的儿媳朱静宜打理。朱静宜就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偿还抵押，这才保住了商鞅方升。

龚心铭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子龚安东，商鞅方升和印子金是咱的传家宝，谁要是外卖，谁就是罪人。

日伪时期，日本人要花重金购买商鞅方升，龚安东以父亲把这东西卖给了洋人为由，骗过了日本人。

文革期间，造反派们在朱静宜的侄子家抄出了商鞅方升，马承源得知龚家被抄的消息，忧心国宝被毁，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送了面锦旗到查抄龚家的造反派组织，“感谢”他们为国家发现了这件珍贵文物。造反派不得已，只能将商鞅方升和其他被抄文物交给上海博物馆保管。

直到“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按照相关规定将代管的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

龚安东的子女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保护商鞅方升的能力，经商议之后，虽然负着违背祖训的沉重十字架，最终还是将商鞅方升、印子金五十二块、符印一百八十七方、铜器三件、甲骨四块、旧锦二十块、字画碑帖十八件、旧经纸七卷、卖田契十一张共计一百九十三件文物作价转让给了上海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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