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茶》选摘
张氏家族
五代祖宗名不详，生育一双好儿郎。
爷爷镇藩继家业，碎爷启祥建新庄。
镇藩耕读本领强，旧时门厅办学堂。
既有学子状元榜，又有赴延青年郎。
祖父生世人残疾，中年离世撒人寰。
祖母无名李氏女，养儿育女受磨难。
坚贞守寡五十年，壬子阴阳两世间。
生养一女并两男，战争年间命运惨。
家父国栋中药店，民国店砸吓破胆。
二次招徒学瓦工，手艺精湛美名扬。
自幼感恩共产党，庆幸赶上好时光。
公私合营转公办，忠诚憨厚有贡献。
辛亥当选党代表，先进事迹两报传。
同年当上省劳模，北京总理受接见。
己未退休回家转，落叶归根度晚年。
养儿四个并一女，积劳成疾百病缠。
儿女不才难如愿，临终寿棺自备全。
我母名曰瞿文雅，困难时期支撑家。
四十三岁熬成婆，孝敬公婆邻里夸。
顽强生活求自立，坚忍不拔育儿孙。
一生吃尽人间苦，九十受完人间罪。
叔父被迫离家乡，争强好胜本领强。
曾扮乞丐游四方，实为中共地下党。
解放法院当院长，光宗耀祖他领航。
琴棋书画无师通，随后支边到新疆。
德高望重业绩好，农垦机械厂长当。
自由恋爱西安女，随夫随军到边疆。
被服厂里当工人，我等后辈都称娘。
叔父离休副地师，年老常常思故乡。
姑姑名叫张贤娃，天生玉女嫁富家。
旧时西安开店铺，刻版印刷农兼商。
记忆似乎是从这里开始。我的父亲、叔父在我刚刚懂事时，就不至一次地对我讲述张家在旧社会是一个豪门富家，历代持家有方，光宗耀祖，是老爷爷、爷爷传递下来的，可家世不可张扬。我处于好奇就记下来了。
老爷爷的爷爷也不知道确切的朝代和年号，据此推算张氏第一代祖宗生于清朝嘉庆年间，大约公元1802年前从原滋水县（现蓝田县）北岭桂张村搬迁到灞河以西、白鹿塬下的寇家坡村落户，当时仅有寇氏、张氏两家，后来相续有李氏、韩氏落户，即为四大家族。
据《张氏家谱》记载，经六代祖宗张平侯之女张益玲女士考证，一代祖宗朴实勤劳，农闲清早提筐拾粪时捡到一个布袋，内有银两，当时立即呼唤失主，直到日落西山也未见失主寻找，无奈带回家中，整整保存了一年也无人问津，便用这些银两购买良田，建造瓦房，娶妻生子。代代相传，家族兴旺，改旧房为新房，到三、四代便成了小有名气四合院富家。
塬下四合院是豪宅五进间，即上房三间为火房，厦房四间为厢房，前房三间为门房，中间便是大厅房。大厅是青砖铺地，石柱顶梁，生漆屏风，雕花贴面，厅房内四角匾牌高悬，厅中央悬挂“致中和”祠牌，下吊五代祖宗之画像，画像前面紧挨约有四米之长的古式秦桌，桌上经常呈有多种食品、水果等贡品。桌两侧各放一枚有凤凰展翅名画的青花瓷一尊。据说这是逢年过节家人和街坊人家贺喜跪拜祭奠的地方，也是祖先教训不肖子孙的训话之处。住宅后院还有马房三间，又称三合院。北屋一间养牛马，南屋一间储饲料。左厦内设一磨坊，右厦供伙计住宿，马房间有水井一眼。主宅南边又有一院紧紧相连，院左侧便是大麦场，是秋夏两季农忙的见证。主宅右侧小花院，竹叶成荫花满园，庄前是土石坎，栽石榴树条固防。这样的房舍，造就了白鹿塬下有名的大户人家。
到了第五代，便是我祖父的父亲即曾祖父这一代。我们把曾祖父称作二祖爷，他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大概是1885至1887年。曾祖父有两个孩子，即我爷爷和小爷。我爷爷张镇藩是长子不离祖房，居住塬坡五进间老宅，小爷张启祥在塬上白村置地建四合院独庄，很是休闲。兄弟二人塬上塬下，四时八节常来常往，相互照应，和睦相处。
曾祖父去世后，葬于村下与先祖同眠，坟墓松柏荫蔽，青砖箍墓，大理石刻碑，镶嵌于花边翘檐之中，文革中破“四旧”，被红卫兵拆除。不知曾祖父有何贵重物品和银两陪葬，只是在2000年发现墓地有被盗迹象。后来七代、八代张天福、张忠年后辈便把墓碑掩埋于墓地黄土之下。
我的爷爷从小身体欠佳，不能重体力劳动，也没有能力掌管家事，可他天资聪颖，是县上公文发榜的秀才。秀才虽无官职，也无权限，可与县太爷相齐并论，是唯一见县太爷不用下跪的。爷爷办过私塾，当过教书先生，也当过郎中，方言叫看病的先生，人称二先生。
私塾是在自家的厅房，课桌就是四尺长的秦桌。学生有本村的，县川的和白鹿塬上的，大部分是有钱家的孩子。爷爷是清朝人士，还留有小辫子，手拄龙头拐杖，有教学的方尺和体罚学生的教鞭。教出的学生均已成才，光宗耀祖，有在国民党内做官的，有在旧部队当过差的。我有位叔伯叫张国军，当过保长，任过乡约，在滋水县做官，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还有一位是抗日人士，在傅作义军队当兵，后随傅作义投诚，回到老家，“文革”时受过冲击，“文革”后又吃上了共产党补贴。还有部分学生是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红军，加入了地下党。其中有位堂叔叫张红军，被国民党追到老家杀害，听说砍了头，尸解八大块。据说滋水县地下党组织还为他开了追悼会，遗骨葬于厅房之下，有多名仁人志士题咏吊念，并有贵重物品陪葬，可1988年厅房拆除时深挖三尺，未见遗骨和陪葬品。
爷爷以中医为主，为人把脉，现开处方，药到病除，荣为妙手回春。他一生为人谦和，减轻了不少人的痛苦，挽救了不少生命，可他自己却因积劳成疾，中年去世，葬于白鹿塬上。2003年我和叔父把爷爷的坟迁到了寇坡村下的老祖坟里，并与我奶奶的坟合葬立碑纪念。
爷爷的病故与父亲和叔父有很大关系。大约1933年间，我父亲当时在西安一家国药店当店员，该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系点，由于叛徒出卖，堂叔张红军被杀。爷爷是个书生，目睹了被杀的全过程，脑子受到刺激，轻微中风。我父被迫离开国药店返乡另谋生计。叔父张国贤八岁时就离开家乡在西安流浪。那年，同村有一位在西安做粮食生意的店老板叫寇效儒，回家逢人便讲镇藩的小儿子在西安大街“数门牌”，“数门牌”就是要饭的叫花子。本有疾病的爷爷连受打击，从此卧床不起，不久就离开人世。虽说解放了，我奶奶却还是沿用旧社会的习俗有姓无名，人称李氏，小脚、守寡四十余年，于1972年病故。
爷爷去世后，老祖爷仍健在，就是我说的第五代掌柜的。在他掌管之时，正是张家鼎盛时期。1966年社教运动中，有人提出要补定我家为地主成份。其实我家早在解放前十年就破产了，有幸土改时定为下中农成份。
在旧社会老爷爷虽不是风水先生，可也算得上是能观其星、识时雨之人。在一个丰收的夏季，粮要晒干归仓，此日烈日高照，家中粮食全部出仓日晒。他和往年一样，让伙计们在家睡觉待命，而自己搬了把连椅坐在南坡的塄坎上，抽着水烟袋，扇着芭蕉扇，挑着二郎腿，一边品着热茶，一边注视着对面王顺山峰顶的风云变化。当时有谚语“烈日高照艳阳天，只看对面王顺山”“王顺山戴帽，伙计在家睡觉”“过西河的雨下不大，开门的雨下不下，过大的雷，雨点小”，后坡堡子的雨雷声不响，雨特大，也叫“哑巴雨”。当然这是人们总结出来的谚语，我老爷爷只不过是会妙用罢了。村里人晒粮都是看张家掌柜的举动，决定是否收拾自家晒的粮食。
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惊人丰收的年月，即将归仓的万石麦子，由于老爷爷的判断失误，被突如其来的一场洪水冲得一粒不留。这天王顺山没有戴帽，灞河的云也没有过河，堡子坡上也无一块乌云，偏偏白鹿塬下的寇家坡庙洞上方风云突起，大雨刹时倾盆。粮没了，年馑来了，人们开始逃荒，加之土匪也不断骚扰，老爷爷病倒了，一病就是三年。三年里，老庄左侧花园的花谢了，竹子枯萎了，屋檐上的蜜蜂随蜂王一群一群地飞走了，厅房屋檐下成群结队的野鸽子也不见了，这正应了人间传说的一句“鸽子、竹子蜂、青沟子养不得”。为了生活，老爷爷无奈卖掉了自己的八寸寿木枋和六亩上等良田，就这样彻底破产，张氏大家庭也随之解体。
爷爷和老爷爷的先后去世，留下父辈兄弟姐妹四人，日子越过越艰难。我父亲张国栋还不到十六岁，就出门学泥瓦匠，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获得过省级劳动模范，1988年病故。姑姑旧社会给人家做童养媳，1993年去世。二叔父民国十八年染重病早年离世。小叔父流浪西安街头，后受延安进步青年和共产党的影响，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38年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解放初任碑林区法院院长，后随王震将军去新疆支边，曾任工一师副师长，兼任工一师政治部印刷厂厂长，新疆乌鲁木齐市农垦机械厂厂长。
我的母亲瞿文雅，蓝田县焦岱镇人氏，婚前是瞿府员外的大家闺秀，性情刚烈，为人正直，婚后与祖母相依为命，孝敬公婆，勤劳持家。解放前后，她娘家是张家生活的唯一资助者。母亲2001年去世，享年90岁。
张家第八代就是我姐弟五人，大姐、三个哥哥和我自己。为了教育子女奋发向上，也给子孙后代留个念想，还需从头说起。
张忠义，网名青山浮水出，陕西蓝田县人。曾从事体育，教育、新闻，卫生，行政等工作，研习书画，有多篇文学和摄影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出版有长篇纪实文学《人生如茶》。
